【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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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先后波及多个省区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人物同防”的任务艰巨繁重。全省上下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今年以来,甘肃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圆满完成入境航班旅客集中隔离,留观和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治疗任务,安全有序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疫情形势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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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先后波及多个省区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人物同防”的任务艰巨繁重。全省上下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今年以来,甘肃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圆满完成入境航班旅客集中隔离,留观和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治疗任务,安全有序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疫情形势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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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心目中的三位先生:亦师亦友今年是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诞辰110周年,明年是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再加上他们的老师顾颉刚先生,他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有创立之功,是尽人皆知的,大家都非常敬佩。这四位中,除了顾颉刚先生是在19世纪出生,后三位都在1911—1912年出生。
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
一、从爱国到报国——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和独特贡献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学者的成长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三位跟着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我们祖国面临日本侵略的时代,因此当我们谈及他们的学术时,一定要关注到时代对他们成长与学业的塑造。三位先生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国,从爱国到报国,在学术研究中求真理、为祖国服务。从国家危亡到新中国建设,他们的学术进展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学界一般将金代诸府分为京府、总管府和散府三等。研究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上述划分混淆了路级行政机构总管府与总管府路治府之间的差别,也掩盖了《金史》等文献中“京府”通常不指诸京路治府的事实。根据入驻上级机构的行政地位,可将金府分为京路治府、总管府路治府和散府(即非总管府路治府)三等。该阶序与以人口因素为主构成的上、中、下等第体系无直接关联,彼此具有独立性。深入认识金代诸府的分等问题,有助于理解元代府路分等的实践逻辑,并揭示元路分等现象所反映金元路制发展的重要转折。
关于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址,目前学界有大金山北麓说、戚家墩说与甸山说三种观点,各有千秋,也各自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查山古文化遗址1973年、2008年、2017年(N地块)和2018年(L地块)的4次考古发掘,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线索与思路,即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存在位于查山东侧的可能性。以流传于金山卫地区的拱北门石碑故事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该地区地表采集的遗物遗存、现有考古工作报告,以及历史文献学、气象地质学等多学科数据资料与研究成果,对查山东侧新说加以论证,希冀能够裨益未来城址的实地勘探和精
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徙,给下游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山东运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距离决口处较近,泥沙淤积较多,地形抬高幅度明显,黄河在此区内漫流,扰乱了原有水系。汶、泗二河下游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顶托,亦出现排水困难的局面,东平湖的形成与扩大即区内积水不断增多的结果。鲁中丘陵西侧平原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阻挡或黄水倒灌影响,长清至齐东各县境内的入黄河流均难以宣泄,直接促成新清河的开辟。徒马平原地带,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靠近黄河的徒骇河诸多支流被淤没,徒骇河则被黄水冲宽刷深,1907年黄河利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
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的高吉村(藏语音译“俄界”),是中央红军长征路过甘肃的第一个落脚点。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保证了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实现,这个小村庄因此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