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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回首过往，才突然意识到，儿时曾有过的轻生念头是多么可笑，然而，于我的成长而言，它又是那么意义重大。
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已经在全县排名前10了，算是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但是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严重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我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不错，自我感觉很好，我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给别人。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一次课间，我们一群男孩子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爸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我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发不出声了。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遇到类似情况，我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是说说而已，没人当真。这么一来二去，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一天上体育课，我先到了一会儿，就一个人在操场上玩球。很快班里的其他同学就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一下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儿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当时真是又惊又怕。惊的是犯了这么大的错，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从学校出来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试图找个对父母说得过去的说法。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说法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我倒没想，也顾不上想了。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4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并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玩。我想，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准能一下结果自己，于是就直奔影剧院而去。
从学校到影剧院约有四五里地，我正闷着头骑车，突然发现我哥骑着车从后面追上来了。
原来是我们班长拆看了我的遗书，眼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先找到了高我一级的哥哥。
我哥追上我后就一把抱住我不放，死活不放。过了一会儿，好几个同学也赶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弄回了宿舍。
那时当中学生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个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每人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就饿得头晕眼花，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了。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给我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到学校，把我带回了家。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没敢出。
吃完晚饭我就早早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就很容易动这个念头，当然有时是认真的有时是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爬到影剧院的楼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过回头想想，我的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是希望有人阻止我的，否则我就不会把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我衷心地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这次“自杀未遂”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偶尔回首过往，才突然意识到，儿时曾有过的轻生念头是多么可笑，然而，于我的成长而言，它又是那么意义重大。
腾格尔，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苍狼”乐队队长兼主唱。1989年，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上荣获十佳第一名。1990年，在蒙古国举办的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中荣获最高奖。1991年，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父亲和我》在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上荣获中国作品最高奖。1992年，参加拍摄电影《黑骏马》，主演的同时担任本片全部音乐创作和主唱，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音乐奖。2000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展评上，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天堂》荣获最佳歌曲、最佳演唱两项大奖，同年在北京举行的新千年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大赛上，此曲再次荣获神州最佳歌曲奖。多年来，腾格尔始终坚持用母语创作和演唱，用媒体的话说，腾格尔在曲风和题材的选取上，“近乎偏执地保持着一种与流行音乐的时尚和潮流格格不入的个人做派”。他认为，好的音乐作品不一定非要适合在卡拉OK中演唱，好比优秀的油画不是所有人都能画得出来，只要懂得欣赏就好。令他欣慰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的音乐，也许是因为他对草原个人化的思念暗合了现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的游子情怀吧。在他的演唱会海报最显眼的地方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听出我歌声中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诚恳，那都是源于我蒙古人的天性。”
●编辑/知非
姥姥去世后我像突然开了窍，学习成绩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县一中时我已经在全县排名前10了，算是优等生了。
这说怪也不怪：失去了保护神，除了好好学习，还能干什么？
但是好景不长，初一下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严重伤害了我对学校的感情，结果我自杀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个半死，我自己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不错，自我感觉很好，我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给别人。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一次课间，我们一群男孩子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爸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我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发不出声了。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遇到类似情况，我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是说说而已，没人当真。这么一来二去，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一天上体育课，我先到了一会儿，就一个人在操场上玩球。很快班里的其他同学就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一下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儿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当时真是又惊又怕。惊的是犯了这么大的错，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从学校出来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试图找个对父母说得过去的说法。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说法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我倒没想，也顾不上想了。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4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并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玩。我想，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准能一下结果自己，于是就直奔影剧院而去。
从学校到影剧院约有四五里地，我正闷着头骑车，突然发现我哥骑着车从后面追上来了。
原来是我们班长拆看了我的遗书，眼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先找到了高我一级的哥哥。
我哥追上我后就一把抱住我不放，死活不放。过了一会儿，好几个同学也赶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弄回了宿舍。
那时当中学生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个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每人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就饿得头晕眼花，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了。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给我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到学校，把我带回了家。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没敢出。
吃完晚饭我就早早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就很容易动这个念头，当然有时是认真的有时是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爬到影剧院的楼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过回头想想，我的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是希望有人阻止我的，否则我就不会把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我衷心地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这次“自杀未遂”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偶尔回首过往，才突然意识到，儿时曾有过的轻生念头是多么可笑，然而，于我的成长而言，它又是那么意义重大。
腾格尔，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苍狼”乐队队长兼主唱。1989年，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上荣获十佳第一名。1990年，在蒙古国举办的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中荣获最高奖。1991年，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父亲和我》在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上荣获中国作品最高奖。1992年，参加拍摄电影《黑骏马》，主演的同时担任本片全部音乐创作和主唱，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音乐奖。2000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展评上，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天堂》荣获最佳歌曲、最佳演唱两项大奖，同年在北京举行的新千年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大赛上，此曲再次荣获神州最佳歌曲奖。多年来，腾格尔始终坚持用母语创作和演唱，用媒体的话说，腾格尔在曲风和题材的选取上，“近乎偏执地保持着一种与流行音乐的时尚和潮流格格不入的个人做派”。他认为，好的音乐作品不一定非要适合在卡拉OK中演唱，好比优秀的油画不是所有人都能画得出来，只要懂得欣赏就好。令他欣慰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的音乐，也许是因为他对草原个人化的思念暗合了现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的游子情怀吧。在他的演唱会海报最显眼的地方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听出我歌声中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诚恳，那都是源于我蒙古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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