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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先她而去，日益年迈的赵冬，晚年生活愈来愈让几个子女心焦。赵冬有两儿两女，四个孩子对母亲都算孝顺，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终四兄妹达成一致意见，签了一份赡养协议：老大、老二、老三各出2万元，母亲的赡养自此由老四承担。赡养协议给了老人经济保障，却难保老人精神愉悦，因为没过多久，老四竟然将母亲送到了敬老院。虽老有所养，却老无所乐，这是老人无法接受的。不高兴、不乐意的赵冬，一纸诉状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一场特殊的赡养官司就此拉开序幕——
80年前，赵冬出生于湘北某县一个普通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婚嫁的年龄，赵冬经人介绍与孙永结为夫妻。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正所谓多子多福，赵冬夫妇一口气生了两儿两女4个孩子。随后，他们靠着勤劳肯干、省吃俭用，把儿女们都拉扯大。再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赵冬和孙永抓住机会，挣了些钱，日子过得红火起来。身体安康，衣食无忧，儿女孝顺，过着这样的日子，赵冬和孙永心里别提多舒坦了。然而，上天并没有一直眷顾他们。2001年，该安享晚年了，孙永却突然撒手人寰。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先赵冬而去，赵冬的晚年生活可怎么办？
那时的赵冬年纪不算太大，身体不算太差，经济上无需子女负担，生活上无需子女照料，老伴走了，她还有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所以她也不打算再找老伴，只想享受几天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正好当时次女孙丽离异在家，便很自然地与母亲住到了一起，“蹭”房的同时，顺带照顾母亲的起居。老人的其他三个子女，长子孙江、长女孙红、次子孙海也隔三岔五来探望母亲。因此，赵冬的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自在，直到13年后……
2014年，赵冬快80岁了，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她的两儿两女也一个接着一个升级为祖父母、外祖父母，步入人生晚年，照顾80岁的老母，纵然有心，身体却时不时地闹罢工。这不，2014年初，一场疾病袭击了孙丽，她病倒了，虽经治疗逐渐康复，体力、精力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前，她对母亲的照料大包大揽，14年如一日，从无半句怨言，可如今，她自顾不暇，照料母亲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呢？孙丽只好找哥哥、姐姐、弟弟商量。母亲的赡养问题一下子摆上了桌面。孙江、孙红、孙海都知道无法回避，赡养母亲义不容辞，这个道理他们都懂。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不商量不打紧，一商量隐藏的矛盾便毫无遮掩地暴露了出来：都有一家老小，把母亲接到家里来，这困难怎么克服呢？协商来协商去，各人都说自家困难，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不如抓阄儿吧，谁抓到了，就由谁赡养母亲。”不知谁提了一句。没有比这更公平和更好的办法了，兄妹四人一番协商，终于就赡养人选的产生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很快，四人用白纸做好四个字条，一个里面写上“赡养”字样，另外三个里面则是空白。结果，老四孙海抓到了“赡养”。
赵冬由孙海赡养，并不意味着其他三个子女完全靠边站，可以不出力，钱还是要出的。于是，2015年初，孙江等四人又经过一番协商，在亲朋见证下，签订了一纸赡养协议：
关于赵冬的赡养（包括日常生活照顾、生病治疗护理、死后丧事操持、安葬等所有的一切，包罗万象），经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协商一致，签订家庭协议，孙江、孙红、孙丽三人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各付给孙海2万元，赵冬现有的现金1万元、廉租房1套及其他一切物品均归孙海所有，今后赵冬的赡养全由孙海个人承担，孙江、孙红、孙丽三人均不再尽任何义务，均不再承担一切责任。承担人孙海和赵冬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找其余三人的麻烦。如承担人不幸去世，其余三人依法承担赵冬的赡养责任，另签协议。本协议为家庭最终协议，由各当事方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永不反悔。
该赡养协议征求赵冬的意见，得到了她的认可，可因年迈眼花，她在协议上的签名由侄儿代签后，她在名字上按了手印。孙江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委托女儿在协议上签名按手印，而孙红、孙丽、孙海，自始至终全程参加家庭协议的签订仪式，并签名按手印。
四兄妹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赡养协议，从形式上看，协议是书面的不是口头的，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应该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都写到纸上，以文字固定下来，谁若耍赖，翻出书面协议一对照，想逃也逃不掉；从程序上看，自愿协商，无外力干扰，完全遵循了意思自治原则，当事方都参与进来，赡养对象赵冬老人对于协议也给予认可，都签名按手印，承诺签字生效，永不反悔；从内容上看，对赡养对象赵冬的生养死葬做出了统筹安排，生怕有遗漏，还特别以“包罗万象”予以概括。因此，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程序上、内容上，这份赡养协议都堪称周全。
协议签订后，不同当事方，感受各不相同。对赵冬来讲，这是余生的保障，房产百年之后归赡养人所有，还有点赠房养老的味道；在孙海看来，这是他承接全部赡养义务的开始，也是此后继承母亲全部遗产的依据；而对于孙江、孙红、孙丽而言，更有着特别的意义，母亲还是母亲，不过，从此他们对于母亲再无赡养之责，因为他们已经用货币“买断”赡养义务。不同的当事方从协议中看到不同的含义，好在，协议签字后各方忠实地予以履行。第二天，孙海开始负责母亲的生活起居，而孙江、孙丽各自将约定的2万元交给孙海，孙红一时困难，也将1.5万元送到孙海手中，母亲自有的1万元，过去由孙江代为保管，孙江也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孙海。
此后，赵冬在孙海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老人毕竟年迈，身体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在小儿子家才住一个月，说病就病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赵冬特别想家，人老了，就喜欢跟家人在一起，虽然儿女们都来探望，可医院里怎么也整不出家的感觉。住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赵冬就强烈要求出院，由孙海接回了家。然而，老人在家里住得也不愉快。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习惯，沿袭了几十年根深蒂固，过去与孙丽住时也没觉得什么，现在跟孙海一家住在一起，环境变化太大，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彼此都觉得生活太不方便。 “姐，我想把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托养。那里有专人照顾，有老人唠嗑，比住在家里好……”见母亲过得不快乐，自己更被这摊子事搅得头大，孙海找二姐孙丽商量。孙丽跟母亲生活了14年，对母亲的习性非常了解，听了孙海的提议，没有反对。于是，孙海和孙丽到县里多家老年公寓考察，选定地方后又征得母亲同意，姐弟俩一起将母亲送到县里一所老年公寓托养，托养费由孙海承担。
赡养协议约定母亲由孙海赡养，却没有对赡养方式做出特别约定，结果孙海擅自将亲自赡养变为公寓托养，这样行吗？这还是对赡养协议的忠实履行吗？好在，去老年公寓，赵冬是同意了的，母亲不反对，孙江、孙红便也保持沉默。
赵冬住进老年公寓，如果在这里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安，未尝不可。但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赵冬就过不惯了，吵闹着要回家。对回哪里，赵冬有自己的想法——四个子女轮流照顾。老有所养，心无所安，由于孙海将亲自赡养变成了货币赡养，在执行赡养时打了折扣，老人提出了新的赡养方式，四姊妹怎么来安抚年迈母亲的心呢？
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又聚到了一起，可前有赡养协议，后有母亲要求，中有孙海违约，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怎么也谈不拢。争论了几次，每次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等不到儿女们满意的答复，赵冬于2016年初一纸诉状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赵冬诉称，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且多次患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诉请四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每人到其住所轮流护理3个月，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及护理费用。
接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孙江、孙红、孙丽、孙海无奈应诉，湘北某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垂垂老矣的母亲与子女对簿公堂，看着子女们争执不已，老人只能默默流泪。
母亲将自己告上法庭，身为长子的孙江觉得最委屈，他对应诉的准备也最充分。孙江表示，他也59岁了，妻子无业，家庭生活相当拮据，但从未拒绝对母亲的赡养，赡养费从每月50元，到100元，后来又增加到200元。而且，他也经常看望母亲，对母亲生活上的困难都给予及时帮助，现在母亲说他不尽赡养义务，这不符合事实。对于母亲的赡养，他们四兄妹签订过协议，约定由孙海赡养，他和孙红、孙丽则一次性分别给付2万元，协议还在履行期内，并不存在赡养纠纷。赡养协议是要让母亲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是要将母亲放在子女身边赡养，孙海擅自将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是对协议的违背。只要协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赡养官司就没有了。孙江不认可母亲的诉讼请求，他坚称，弟弟孙海应当根据协议承担赡养之责。
相比于孙江的坚持，两个女儿的态度要淡定许多。孙红对于母亲的诉求没有意见，只是述说自己不便，身体不好经常治疗，又与母亲不在同一城市，请求允许雇请保姆照顾。孙丽对于母亲的诉求同样支持，此前母亲一直与她一起生活，母女相依为命，如今母亲为赡养走上公堂，只希望四兄妹能和睦处理赡养事宜。而纠纷的始作俑者，孙海也在法庭上表态，同意母亲的诉求并服从法院的判决。
一个回合下来，各方态度明了，母亲与子女的赡养纠纷悄然间变成兄长与弟弟妹妹的对抗，焦点指向赡养协议的效力。孙江的观点是，赡养协议合法有效，他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已经买断，不再承担赡养之责。孙红、孙丽、孙海呢，协议有效无效不去管它，既然母亲要求改变赡养方式，那就听之随之，改变无妨。
庭审之后，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法官进行了耐心调解，无奈孙江坚持己见，调解未能成功。
赡养究竟能不能买断？自愿达成的赡养协议该不该忠实履行？
2016年6月，湘北某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因此，2015年初，孙江四兄妹征得赵冬同意，就老人的赡养事宜自愿协商，签订协议，是可以的。只是，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若有违反，相应的内容无效。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而消除，协议中约定孙江、孙红、孙丽三人支付2万元赡养费即不再尽赡养之责，有违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效力。换言之，赡养方式可以协商，赡养义务不能买断，故孙江、孙红、孙丽在支付赡养费后，其对母亲的赡养义务仍然存在。同时，赡养关系属于单方权利义务关系，被赡养人在该关系中属于单纯的权利主体，对于赡养问题所签订的协议，权利主体可以随时行使任意撤销权。现赵冬主张撤销2015年初签订的赡养协议，作为赡养人的孙江四兄妹，应当尊重母亲的意愿。赵冬要求四子女去其住所轮流照顾，考虑赵冬本人生活自理现状，当属合理；赵冬拒绝继续居住老年公寓，从考虑其安度晚年的角度出发，亦无不当；赵冬放弃四子女轮流照顾无须另行支付赡养费的请求，属于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予认可；赵冬要求四子女承担医疗护理费用，属正当要求，应予支持。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孙江、孙红、孙丽、孙海自判决生效次日起，每人依次轮流到赵冬住所照顾其三个月，并分担赵冬的医疗护理费用。
判决做出后，孙江四兄妹服判息诉，开始轮流照顾母亲。百善孝为先，有孝亲情在，给“孝心”兜底，让老人优先，一切赡养纠纷将迎刃而解。人生最美夕阳红，对于家庭，不正该这样吗？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赡养纠纷中，父母应当是主角而不是配角，表现在生活中，就是父母对于赡养问题处于主导地位。子女签订赡养协议，应当征得父母同意，而且作为赡养关系的权利主体，父母对赡养协议有任意撤销权，体现的正是父母在赡养纠纷中的主导作用。父母是主角，老人是中心，只要子女心中有“孝”，都奔着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目标努力，那么纵有纠纷，满满孝心亦能兜底，老人安享晚年亦不是梦想。
〔编辑：潘金瑞〕
签订赡养协议
80年前，赵冬出生于湘北某县一个普通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婚嫁的年龄，赵冬经人介绍与孙永结为夫妻。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正所谓多子多福，赵冬夫妇一口气生了两儿两女4个孩子。随后，他们靠着勤劳肯干、省吃俭用，把儿女们都拉扯大。再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赵冬和孙永抓住机会，挣了些钱，日子过得红火起来。身体安康，衣食无忧，儿女孝顺，过着这样的日子，赵冬和孙永心里别提多舒坦了。然而，上天并没有一直眷顾他们。2001年，该安享晚年了，孙永却突然撒手人寰。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先赵冬而去，赵冬的晚年生活可怎么办？
那时的赵冬年纪不算太大，身体不算太差，经济上无需子女负担，生活上无需子女照料，老伴走了，她还有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所以她也不打算再找老伴，只想享受几天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正好当时次女孙丽离异在家，便很自然地与母亲住到了一起，“蹭”房的同时，顺带照顾母亲的起居。老人的其他三个子女，长子孙江、长女孙红、次子孙海也隔三岔五来探望母亲。因此，赵冬的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自在，直到13年后……
2014年，赵冬快80岁了，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她的两儿两女也一个接着一个升级为祖父母、外祖父母，步入人生晚年，照顾80岁的老母，纵然有心，身体却时不时地闹罢工。这不，2014年初，一场疾病袭击了孙丽，她病倒了，虽经治疗逐渐康复，体力、精力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前，她对母亲的照料大包大揽，14年如一日，从无半句怨言，可如今，她自顾不暇，照料母亲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呢？孙丽只好找哥哥、姐姐、弟弟商量。母亲的赡养问题一下子摆上了桌面。孙江、孙红、孙海都知道无法回避，赡养母亲义不容辞，这个道理他们都懂。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不商量不打紧，一商量隐藏的矛盾便毫无遮掩地暴露了出来：都有一家老小，把母亲接到家里来，这困难怎么克服呢？协商来协商去，各人都说自家困难，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不如抓阄儿吧，谁抓到了，就由谁赡养母亲。”不知谁提了一句。没有比这更公平和更好的办法了，兄妹四人一番协商，终于就赡养人选的产生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很快，四人用白纸做好四个字条，一个里面写上“赡养”字样，另外三个里面则是空白。结果，老四孙海抓到了“赡养”。
赵冬由孙海赡养，并不意味着其他三个子女完全靠边站，可以不出力，钱还是要出的。于是，2015年初，孙江等四人又经过一番协商，在亲朋见证下，签订了一纸赡养协议：
关于赵冬的赡养（包括日常生活照顾、生病治疗护理、死后丧事操持、安葬等所有的一切，包罗万象），经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协商一致，签订家庭协议，孙江、孙红、孙丽三人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各付给孙海2万元，赵冬现有的现金1万元、廉租房1套及其他一切物品均归孙海所有，今后赵冬的赡养全由孙海个人承担，孙江、孙红、孙丽三人均不再尽任何义务，均不再承担一切责任。承担人孙海和赵冬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找其余三人的麻烦。如承担人不幸去世，其余三人依法承担赵冬的赡养责任，另签协议。本协议为家庭最终协议，由各当事方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永不反悔。
该赡养协议征求赵冬的意见，得到了她的认可，可因年迈眼花，她在协议上的签名由侄儿代签后，她在名字上按了手印。孙江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委托女儿在协议上签名按手印，而孙红、孙丽、孙海，自始至终全程参加家庭协议的签订仪式，并签名按手印。
协议打折咋办？
四兄妹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赡养协议，从形式上看，协议是书面的不是口头的，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应该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都写到纸上，以文字固定下来，谁若耍赖，翻出书面协议一对照，想逃也逃不掉；从程序上看，自愿协商，无外力干扰，完全遵循了意思自治原则，当事方都参与进来，赡养对象赵冬老人对于协议也给予认可，都签名按手印，承诺签字生效，永不反悔；从内容上看，对赡养对象赵冬的生养死葬做出了统筹安排，生怕有遗漏，还特别以“包罗万象”予以概括。因此，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程序上、内容上，这份赡养协议都堪称周全。
协议签订后，不同当事方，感受各不相同。对赵冬来讲，这是余生的保障，房产百年之后归赡养人所有，还有点赠房养老的味道；在孙海看来，这是他承接全部赡养义务的开始，也是此后继承母亲全部遗产的依据；而对于孙江、孙红、孙丽而言，更有着特别的意义，母亲还是母亲，不过，从此他们对于母亲再无赡养之责，因为他们已经用货币“买断”赡养义务。不同的当事方从协议中看到不同的含义，好在，协议签字后各方忠实地予以履行。第二天，孙海开始负责母亲的生活起居，而孙江、孙丽各自将约定的2万元交给孙海，孙红一时困难，也将1.5万元送到孙海手中，母亲自有的1万元，过去由孙江代为保管，孙江也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孙海。
此后，赵冬在孙海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老人毕竟年迈，身体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在小儿子家才住一个月，说病就病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赵冬特别想家，人老了，就喜欢跟家人在一起，虽然儿女们都来探望，可医院里怎么也整不出家的感觉。住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赵冬就强烈要求出院，由孙海接回了家。然而，老人在家里住得也不愉快。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习惯，沿袭了几十年根深蒂固，过去与孙丽住时也没觉得什么，现在跟孙海一家住在一起，环境变化太大，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彼此都觉得生活太不方便。 “姐，我想把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托养。那里有专人照顾，有老人唠嗑，比住在家里好……”见母亲过得不快乐，自己更被这摊子事搅得头大，孙海找二姐孙丽商量。孙丽跟母亲生活了14年，对母亲的习性非常了解，听了孙海的提议，没有反对。于是，孙海和孙丽到县里多家老年公寓考察，选定地方后又征得母亲同意，姐弟俩一起将母亲送到县里一所老年公寓托养，托养费由孙海承担。
赡养协议约定母亲由孙海赡养，却没有对赡养方式做出特别约定，结果孙海擅自将亲自赡养变为公寓托养，这样行吗？这还是对赡养协议的忠实履行吗？好在，去老年公寓，赵冬是同意了的，母亲不反对，孙江、孙红便也保持沉默。
赵冬住进老年公寓，如果在这里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安，未尝不可。但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赵冬就过不惯了，吵闹着要回家。对回哪里，赵冬有自己的想法——四个子女轮流照顾。老有所养，心无所安，由于孙海将亲自赡养变成了货币赡养，在执行赡养时打了折扣，老人提出了新的赡养方式，四姊妹怎么来安抚年迈母亲的心呢？
孙江、孙红、孙丽、孙海又聚到了一起，可前有赡养协议，后有母亲要求，中有孙海违约，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怎么也谈不拢。争论了几次，每次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不欢而散……
赡养不能买断
等不到儿女们满意的答复，赵冬于2016年初一纸诉状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赵冬诉称，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且多次患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诉请四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每人到其住所轮流护理3个月，共同承担医疗费用及护理费用。
接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孙江、孙红、孙丽、孙海无奈应诉，湘北某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赡养纠纷案。垂垂老矣的母亲与子女对簿公堂，看着子女们争执不已，老人只能默默流泪。
母亲将自己告上法庭，身为长子的孙江觉得最委屈，他对应诉的准备也最充分。孙江表示，他也59岁了，妻子无业，家庭生活相当拮据，但从未拒绝对母亲的赡养，赡养费从每月50元，到100元，后来又增加到200元。而且，他也经常看望母亲，对母亲生活上的困难都给予及时帮助，现在母亲说他不尽赡养义务，这不符合事实。对于母亲的赡养，他们四兄妹签订过协议，约定由孙海赡养，他和孙红、孙丽则一次性分别给付2万元，协议还在履行期内，并不存在赡养纠纷。赡养协议是要让母亲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是要将母亲放在子女身边赡养，孙海擅自将母亲送到老年公寓，是对协议的违背。只要协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赡养官司就没有了。孙江不认可母亲的诉讼请求，他坚称，弟弟孙海应当根据协议承担赡养之责。
相比于孙江的坚持，两个女儿的态度要淡定许多。孙红对于母亲的诉求没有意见，只是述说自己不便，身体不好经常治疗，又与母亲不在同一城市，请求允许雇请保姆照顾。孙丽对于母亲的诉求同样支持，此前母亲一直与她一起生活，母女相依为命，如今母亲为赡养走上公堂，只希望四兄妹能和睦处理赡养事宜。而纠纷的始作俑者，孙海也在法庭上表态，同意母亲的诉求并服从法院的判决。
一个回合下来，各方态度明了，母亲与子女的赡养纠纷悄然间变成兄长与弟弟妹妹的对抗，焦点指向赡养协议的效力。孙江的观点是，赡养协议合法有效，他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已经买断，不再承担赡养之责。孙红、孙丽、孙海呢，协议有效无效不去管它，既然母亲要求改变赡养方式，那就听之随之，改变无妨。
庭审之后，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法官进行了耐心调解，无奈孙江坚持己见，调解未能成功。
赡养究竟能不能买断？自愿达成的赡养协议该不该忠实履行？
2016年6月，湘北某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因此，2015年初，孙江四兄妹征得赵冬同意，就老人的赡养事宜自愿协商，签订协议，是可以的。只是，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若有违反，相应的内容无效。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义务不因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而消除，协议中约定孙江、孙红、孙丽三人支付2万元赡养费即不再尽赡养之责，有违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效力。换言之，赡养方式可以协商，赡养义务不能买断，故孙江、孙红、孙丽在支付赡养费后，其对母亲的赡养义务仍然存在。同时，赡养关系属于单方权利义务关系，被赡养人在该关系中属于单纯的权利主体，对于赡养问题所签订的协议，权利主体可以随时行使任意撤销权。现赵冬主张撤销2015年初签订的赡养协议，作为赡养人的孙江四兄妹，应当尊重母亲的意愿。赵冬要求四子女去其住所轮流照顾，考虑赵冬本人生活自理现状，当属合理；赵冬拒绝继续居住老年公寓，从考虑其安度晚年的角度出发，亦无不当；赵冬放弃四子女轮流照顾无须另行支付赡养费的请求，属于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予认可；赵冬要求四子女承担医疗护理费用，属正当要求，应予支持。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孙江、孙红、孙丽、孙海自判决生效次日起，每人依次轮流到赵冬住所照顾其三个月，并分担赵冬的医疗护理费用。
判决做出后，孙江四兄妹服判息诉，开始轮流照顾母亲。百善孝为先，有孝亲情在，给“孝心”兜底，让老人优先，一切赡养纠纷将迎刃而解。人生最美夕阳红，对于家庭，不正该这样吗？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赡养纠纷中，父母应当是主角而不是配角，表现在生活中，就是父母对于赡养问题处于主导地位。子女签订赡养协议，应当征得父母同意，而且作为赡养关系的权利主体，父母对赡养协议有任意撤销权，体现的正是父母在赡养纠纷中的主导作用。父母是主角，老人是中心，只要子女心中有“孝”，都奔着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目标努力，那么纵有纠纷，满满孝心亦能兜底，老人安享晚年亦不是梦想。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