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半，已经习惯了中国最现代的城市生活。有时候会想起以前在中国的留学生活，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6年，我在北京学了一年汉语。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鼎盛期，名校的毕业生成了“抢手货”，进了在当时很“吃香”的金融界工作。
　　我当然没有聪明到能预料“泡沫经济”会崩溃，但是，确实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待当时社会上那种浮夸轻薄的风气。抱着“稍微走一点弯路也未尝不可”的想法，毕业后，我没有选择马上就业，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还没有见识过的邻国——中国。看着先走一步踏入社会的同班同学，我当然也有一种焦虑感，但是，既然抱定要做一名新闻记者，我觉得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更重要，即所谓“欲速则不达”。
　　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国?当然，除了身边的中国留学生以外，对中国也只有像“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土地”等模糊的概念。也许正因为中国是不可思议的邻居，才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吧。再加上，当时日元升值，东京的大饭店男服务员从早到晚干一天，就能挣一万日元。有一万日元，在北京，包括住宿费、饮食费在内，—个月的留学费用也就够了。也就是说，打上12天工，一年的留学费用就挣出来了。
　　参加完3月份的毕业典礼，就出发来到了北京。从飞机上往下俯望，眼前是从没见过的一望无际的“黄土”。汽车在树木夹道的公路疾驶，开往位于海淀区的学校，透过车窗能看到装满蔬菜的马车，那优美安静的田园风光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当然，那还是—个没有高速公路、“麦当劳”、“肯德基”的时代。
　　就这样我开始了新的留学生活。最兴奋的事，是每天上午一上完课，就骑着自行车进城。穿越胡同，只要碰到中国人，就用当天刚刚学会的汉语跟他们打招呼。北京市民的生活节奏慢悠悠的，好像大家时间都很充裕。当我在胡同里迷了路时，人们围上来，于是我这个“身份不明的日本留学生”立刻成为他们好奇的对象。我就是这样通过实践亲身感受“中国”，因而汉语比同班同学进步陕。不仅如此，有时候，走在街上，还被中国人缠住，让我教他们日语。他们学习语言的那股韧劲，对我的激励也很大。
　　日常生活里自行车是必不可少的。上海生产的“永久”和“凤凰”是高级自行车，平常生活必须节省开支的我也买不起，我买的是一般品牌的自行车。虽然经常出毛病，但是好在北京到处都有自行车修理铺，丝毫没有不方便的感觉。从学校到北京市中心骑车大约需要—个小时，我手里拿着粮票，在西单的包子店前面排过队，也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逛过。最喜欢的还是爬上景山眺望故宫的琉璃瓦，试图从悠久的历史和无际的景色中，找出对自己未来前途的不安和期待的答案。
　　有时候，还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乘火车出去旅行，坐硬座一天、两天也是常有的事，这对于我来说是练习会话的好机会。“烟酒不分家”这个俗语就是在火车上学的。干杯时，跷起大拇指，称赞别人的“男子汉”这个词，也是在火车上学的。　春节时，还被东京学生时代认识的上海留学生请到他家里过年。他父亲特意去买来甲鱼，盛情款待我。我说：“我第一次吃甲鱼，谢谢你们的款待。”这么—说，他们一家人立刻放下筷子，一个劲地劝我吃。连当时很难买到的青岛啤酒也上了饭桌，可以看出他们一家是竭尽全力来款待我。当然，他们还认认真真地教我怎样用“马桶”。虽然屋外爆竹声响彻天空，可是不知怎么地，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他们一家的温暖情意和美味的甲鱼汤。
　　留学结束，快要离开中国时，北京的中国学生还请我到他家做客。他母亲包饺子给我吃，我和他一起帮着包，他母亲一边教我包饺子。一边说：“饺子必须这样两手合起来包，因为这里头含着人心永远不分离的愿望。”他母亲的话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的含义，是令人难忘的送别辞。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我留学的大学附近，计算机用品的商店林立，再也没有旧日的模样。学生宿舍也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汽车川流不息挤满了道路。“结账”变成了“买单”，“同志”变成了“服务员”。人们都匆匆忙忙地奔走于工作，极少有时间登上景山公园的高台去欣赏景色。如果说这也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话，倒是应该值得高兴吧。
　　但是，正因为有变化，人们才对那些因变化而逐渐消逝的东西泛起了惜别之情，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想都是一样的，也许这就是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