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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又影响城市，时间久了，城市与大学已经你中有我，密不可分。顶级大学对所在城市的塑造，绝不止于外观，它们会深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施加多重影响。
英国剑桥市本笃街上的老鹰酒吧是游客必到的朝圣之地。土黄石墙与毫无装饰的白框木门让酒吧乍看并不起眼，但木门右侧两米处一块蓝底圆形标志透露了它的特殊之处：DNA发现之地。
上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克里克和沃森每天中午来此用餐，喝酒，交流工作进展。1953年2月28日中午，克里克一改平日闲适的仪态，匆匆到店，面色潮红，朝着在场食客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9年后，两位科学家凭借对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如今，克里克和沃森当年就座的木桌侧墙上，两块铜牌与四幅老照片忠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在剑桥市，类似的大学痕迹随处可见，市中心学院盘踞，街道狭窄，建筑古色古香，名胜古迹连缀如珠，现代都市气息几不可寻。隐形的大学气质则从鳞次栉比的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教堂中飘散出来，化作弥漫整个城市的雾气与细雨，融入市民日日赖以呼吸的空气之中。
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出发，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倫敦西北方向的牛津市。一出站，人群熙攘，车流如龙，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乔治大街街头那栋四层高的玻璃建筑德本汉姆百货商店。
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游人若问“牛津大学在哪里”，获得的回答往往是“它无所不在”。事实的确如此。
以德本汉姆百货为坐标，往西进入宽街，便可依次参观1263年创立的巴利奥尔学院，诞生于1555年的三一学院，1314年肇始的埃塞克特学院……中世纪的尖顶塔楼古色古香，让你恍惚间穿越至数百年前，而点缀其间的精美书店、艺术用品店又随时把你从错觉中拽出来。
牛津大学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校区，街道从校园穿过，39个学院星散于城内各处，大学与城市最大程度地融为一体。
剑桥大学也是如此。
火车从伦敦国王十字街站驶出，朝东北方奔驰一小时即是剑桥站，下车步行20分钟，盘踞市中心的剑桥大学开始展露它迷人的轮廓——31个学院和优美私宅宛如明珠错落镶嵌在贯穿市区的康河两侧，作为诸学院名下资产，私宅一楼开设文具店、书店、酒吧、餐馆，二楼提供给未申请到学院宿舍的学生居住。
同为英国历史文化名城，牛津市和剑桥市有太多相似之处：地理位置好，河流通达。它们早早成为重要商贸通道，生活安定富庶，这才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定居。1168年牛津大学显现雏形，1209年剑桥大学始见萌芽。而后，英国王室不遗余力地扶持这两所大学，导致城市与学校的关系发生反转——依靠城市发展的大学，拉开塑造城市的序幕。
城市面貌无疑是最明显的塑造成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有过一次大规模扩建，所扩之处即如今学院礼拜堂的西侧区域。在15世纪40年代早期，那里是许多镇民生活劳作的地方，密布着港口、码头、谷仓和住宅。到1449年，在英王理查德三世支持下，剑桥大学赶走了镇民，并胁迫镇民修建礼拜堂。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门对面，悬挂着“非饮用水”告示牌的水龙头则记录了另一段大学扩张史。17世纪初，三一学院开始建造哥特风格的宽阔庭院，不仅把古老的钟楼往外一挪18米，而且封闭了庭院中的一座水井，后者是镇上三大水井之一。一场居民暴乱后，大学高层才在学院对面接入一根水管恢复用水供应。
与剑桥大学“强行”规划城市不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互动良性自然。围墙和校门保证了大学的安静清幽，几百米长的棕榈大道又将校园与“硅谷心脏”帕罗奥托市紧密连通。
19世纪末，距离“硅谷”一词出现还为时尚早。圣塔克拉拉谷从西北部的旧金山湾帕洛奥托镇延伸至东南方的圣何塞城，西北长约25英里，地势平坦，因坐拥一望无际的果园和大量水果加工厂，被称为“欢心谷”。
1891年10月11日，位于帕洛奥托镇的斯坦福大学正式招生授课。这座在培育良种马的农场上修建而成的大学，布满红屋顶黄石墙、拱廊相接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坦福大学不断取得重大科研进展，随着斯坦福工业园的成立，圣塔克拉拉谷的改变一日千里——工业园以象征性的1美元，把土地出租给高科技公司，瓦里安、柯达、通用、惠普相继入驻，高新技术企业以579英亩的园区为圆心向外辐射。
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珀曾说：“硅谷从斯坦福开始真是幸运。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
加利福尼亚当局将帕洛奥托镇爱迪生街367号别墅的一间车库列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51年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休利特和帕卡德在车库简易搭建的工作台上研制电子产品——这是硅谷最早的电子公司惠普的原型。
1971年1月11日，《电子新闻》的记者唐·霍夫勒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上使用“硅谷”一名，因为以硅砂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彼时正在这片谷地蓬勃发展。1980年代，硅谷云集3000多家电子、电脑企业；1990年代后期，此类公司超过了7000家，有记者发出感叹：“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了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顶级大学对所在城市的塑造，绝不止于外观，它们会深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施加多重影响。
“剑桥市的地位低于剑桥大学的地位，大学不受城市政府管理，如果政策冲突了，城市按照大学的规章来。”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拿集市举例，“每年剑桥市都举办各种集市，舉办规模、用地边界以及活动噪声，都要遵守大学的约束。”
历史上，剑桥大学享受过英国王室赋予的种种政治特权：“1314年起，法律明文规定，镇警无权管辖校方人员，反之，校督察却对市镇和学校都有管辖权；从14世纪早期到1856年，每任新镇长都要宣誓，不得以任何名义损害‘剑桥大学的自由、特权和利益’；直到1970年，剑桥镇议会还有36个席位专门保留给大学。”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讲解团主席柯瑞思把上述案例写入了《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柯瑞思是典型的英伦绅士，身材高瘦，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常穿经典条纹西装与压花牛津皮鞋，西装外套右胸口袋里叠着一块红色方巾。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本人在剑桥市居住了快30年。
柯瑞思发现，剑桥大学一度把控剑桥的商业命脉。1382年，理查德二世授权大学掌管全镇度量衡，规定市民必须把奶油装在一码长的容器里，按长度售卖。《1743年大学酒类法》保障了大学在市内发放酒类经营执照的权力。丹尼尔·笛福在《大不列颠全岛游记》中明确提到，“剑桥商人靠剑桥大学赚面包吃……剑桥大学因此掌握了该镇的命脉，使之屈服。”
时至今日，剑桥市的经济产业仍受惠于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带动了剑桥市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学校的学术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旅游服务业，平均每年有400余万游客为了大学光顾剑桥；1970年由三一學院捐地、卡文迪什实验室科学家加持的剑桥科学园，为剑桥市及周边地区增加近千家高科技公司，年创收逾20亿英镑。
中关村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地，在阐述区位优势时，率先提到的就是坐拥北大、清华等30多所高校，提供了必须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精神。
除了经济，顶尖高校的触角也伸向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2017年7月4日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几名学生朗诵了谢冕的名篇《永远的校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就职典礼上用更加直白的语言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世界上恐怕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如北大这样，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休戚與共。”
有趣的是，这几乎是各个国家顶尖名校的共同自我认知。
哈佛大学自豪地指出，美国的历史和未来，都与哈佛大学息息相关。诞生381年来，它培育了129名普利策奖获得者，108名知名企业的CEO，62位还在世的亿万富翁，133位诺贝尔奖得主、18位菲尔兹奖得主、13位图灵奖获得者。仅2014年，哈佛的毕业生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创办了14.6万家公司，为全球创造了2000万的就业岗位和3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美国的日常政治中也有强烈的哈佛色彩，因为8名美国总统、21个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2名司法部长、71名美国政府部长、89名州长和近400名国会议员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生涯中展现着哈佛的价值观。
牛津有个传奇的哲学、政治和经济专业（PPE），这个创办百年的专业塑造着英国的政治，其毕业生相互砥砺，在英国政坛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左派右派，从聚光灯下到边缘人物，从分析家到主角，从寻找共识者到煽动革命者，从精英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僚到实践家，牛津PPE的毕业生几乎存在于英国政坛的各个层面。
而牛津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可以从任意一天说起。比如2015年4月13日，牛津毕业生米利班德宣布了工党的大选纲要，BBC的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和经济主编罗伯特·派斯顿最先发出了评论，他们也毕业于牛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很快对米利班德的宣言发起批判，当时的影子首相艾德·鲍尔斯则反唇相讥，他们两个同样是牛津的毕业生。
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毕业于牛津大学地理学专业，她是英国的第二位女首相，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在科研、艺术、教育、法制等其他领域，世界顶尖高校的毕业生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学历带来的信誉和庞大的校友网络，有更多的机会爬到金字塔的顶端。站得更高则意味着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制定社会规则的人，价值观往往深受大学时期的熏陶，顶尖大学正是以毕业生为介质，润物细无声地改造着城市、国家和社会。
每年3月，剑桥会举办英国规模最大的科学节。2011年，当地居民麦克·桑德斯带着三个孩子参与“喷气赛车”活动，两个大孩子拼命吹鼓气球，比试谁的气球释放的喷气威力更大，将纸板小车吹得更远。最小的孩子含着奶嘴，躺在婴儿车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
半年后的金秋时节，叮咚钢琴声成为剑桥市的主旋律——剑桥大学音乐系学生把十几架钢琴放置在大街小巷。刘伟经常看到金发碧眼的小朋友掀开透明雨布，在黑白琴键上尽情玩耍。他们没有章法的钢琴声算不上悦耳，但在刘伟印象里，“雨声和琴声交融的声音尤其好听”。
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欢迎帕洛奥托镇民旁听。“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心理学、哲学课，很多当地人来听”，中国留学生Gavin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经常和上了年纪的居民坐在同一教室，“坐不下老师也不会赶人，只要居民愿意他们可以站着听课。”
剑桥大学规定所有讲座必须对公众开放，以证明讲者经得起考验。记者周轶君修读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时，参加过一个关于“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传播”的讲座。到了提问环节，后排一名老人率先站起：“我收养了一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女孩，我该给她吃扁豆还是土豆？”考古系教授愣了一会儿作答：“没见到这个姑娘之前，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嘿，这是个玩笑！”老人哈哈大笑，现场氛围一派轻松。
北大清华的讲座同样向公众开放，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常年徘徊在校园中的“专业听讲者”。
大学对城市最深刻的塑造，在于无形的文化滋养——开放课堂、讲座、博物馆、艺术馆、科学文艺演出，让城市居民从积淀百年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中汲取能量。
（徐菲荐自《博客天下》）
英国剑桥市本笃街上的老鹰酒吧是游客必到的朝圣之地。土黄石墙与毫无装饰的白框木门让酒吧乍看并不起眼，但木门右侧两米处一块蓝底圆形标志透露了它的特殊之处：DNA发现之地。
上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教授克里克和沃森每天中午来此用餐，喝酒，交流工作进展。1953年2月28日中午，克里克一改平日闲适的仪态，匆匆到店，面色潮红，朝着在场食客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9年后，两位科学家凭借对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如今，克里克和沃森当年就座的木桌侧墙上，两块铜牌与四幅老照片忠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在剑桥市，类似的大学痕迹随处可见，市中心学院盘踞，街道狭窄，建筑古色古香，名胜古迹连缀如珠，现代都市气息几不可寻。隐形的大学气质则从鳞次栉比的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教堂中飘散出来，化作弥漫整个城市的雾气与细雨，融入市民日日赖以呼吸的空气之中。
塑形
从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出发，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倫敦西北方向的牛津市。一出站，人群熙攘，车流如龙，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乔治大街街头那栋四层高的玻璃建筑德本汉姆百货商店。
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游人若问“牛津大学在哪里”，获得的回答往往是“它无所不在”。事实的确如此。
以德本汉姆百货为坐标，往西进入宽街，便可依次参观1263年创立的巴利奥尔学院，诞生于1555年的三一学院，1314年肇始的埃塞克特学院……中世纪的尖顶塔楼古色古香，让你恍惚间穿越至数百年前，而点缀其间的精美书店、艺术用品店又随时把你从错觉中拽出来。
牛津大学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校区，街道从校园穿过，39个学院星散于城内各处，大学与城市最大程度地融为一体。
剑桥大学也是如此。
火车从伦敦国王十字街站驶出，朝东北方奔驰一小时即是剑桥站，下车步行20分钟，盘踞市中心的剑桥大学开始展露它迷人的轮廓——31个学院和优美私宅宛如明珠错落镶嵌在贯穿市区的康河两侧，作为诸学院名下资产，私宅一楼开设文具店、书店、酒吧、餐馆，二楼提供给未申请到学院宿舍的学生居住。
同为英国历史文化名城，牛津市和剑桥市有太多相似之处：地理位置好，河流通达。它们早早成为重要商贸通道，生活安定富庶，这才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定居。1168年牛津大学显现雏形，1209年剑桥大学始见萌芽。而后，英国王室不遗余力地扶持这两所大学，导致城市与学校的关系发生反转——依靠城市发展的大学，拉开塑造城市的序幕。
城市面貌无疑是最明显的塑造成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有过一次大规模扩建，所扩之处即如今学院礼拜堂的西侧区域。在15世纪40年代早期，那里是许多镇民生活劳作的地方，密布着港口、码头、谷仓和住宅。到1449年，在英王理查德三世支持下，剑桥大学赶走了镇民，并胁迫镇民修建礼拜堂。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门对面，悬挂着“非饮用水”告示牌的水龙头则记录了另一段大学扩张史。17世纪初，三一学院开始建造哥特风格的宽阔庭院，不仅把古老的钟楼往外一挪18米，而且封闭了庭院中的一座水井，后者是镇上三大水井之一。一场居民暴乱后，大学高层才在学院对面接入一根水管恢复用水供应。
与剑桥大学“强行”规划城市不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互动良性自然。围墙和校门保证了大学的安静清幽，几百米长的棕榈大道又将校园与“硅谷心脏”帕罗奥托市紧密连通。
19世纪末，距离“硅谷”一词出现还为时尚早。圣塔克拉拉谷从西北部的旧金山湾帕洛奥托镇延伸至东南方的圣何塞城，西北长约25英里，地势平坦，因坐拥一望无际的果园和大量水果加工厂，被称为“欢心谷”。
1891年10月11日，位于帕洛奥托镇的斯坦福大学正式招生授课。这座在培育良种马的农场上修建而成的大学，布满红屋顶黄石墙、拱廊相接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坦福大学不断取得重大科研进展，随着斯坦福工业园的成立，圣塔克拉拉谷的改变一日千里——工业园以象征性的1美元，把土地出租给高科技公司，瓦里安、柯达、通用、惠普相继入驻，高新技术企业以579英亩的园区为圆心向外辐射。
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珀曾说：“硅谷从斯坦福开始真是幸运。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
加利福尼亚当局将帕洛奥托镇爱迪生街367号别墅的一间车库列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51年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休利特和帕卡德在车库简易搭建的工作台上研制电子产品——这是硅谷最早的电子公司惠普的原型。
1971年1月11日，《电子新闻》的记者唐·霍夫勒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上使用“硅谷”一名，因为以硅砂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彼时正在这片谷地蓬勃发展。1980年代，硅谷云集3000多家电子、电脑企业；1990年代后期，此类公司超过了7000家，有记者发出感叹：“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了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改造
顶级大学对所在城市的塑造，绝不止于外观，它们会深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施加多重影响。
“剑桥市的地位低于剑桥大学的地位，大学不受城市政府管理，如果政策冲突了，城市按照大学的规章来。”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拿集市举例，“每年剑桥市都举办各种集市，舉办规模、用地边界以及活动噪声，都要遵守大学的约束。”
历史上，剑桥大学享受过英国王室赋予的种种政治特权：“1314年起，法律明文规定，镇警无权管辖校方人员，反之，校督察却对市镇和学校都有管辖权；从14世纪早期到1856年，每任新镇长都要宣誓，不得以任何名义损害‘剑桥大学的自由、特权和利益’；直到1970年，剑桥镇议会还有36个席位专门保留给大学。”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讲解团主席柯瑞思把上述案例写入了《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柯瑞思是典型的英伦绅士，身材高瘦，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常穿经典条纹西装与压花牛津皮鞋，西装外套右胸口袋里叠着一块红色方巾。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本人在剑桥市居住了快30年。
柯瑞思发现，剑桥大学一度把控剑桥的商业命脉。1382年，理查德二世授权大学掌管全镇度量衡，规定市民必须把奶油装在一码长的容器里，按长度售卖。《1743年大学酒类法》保障了大学在市内发放酒类经营执照的权力。丹尼尔·笛福在《大不列颠全岛游记》中明确提到，“剑桥商人靠剑桥大学赚面包吃……剑桥大学因此掌握了该镇的命脉，使之屈服。”
时至今日，剑桥市的经济产业仍受惠于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带动了剑桥市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学校的学术威望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旅游服务业，平均每年有400余万游客为了大学光顾剑桥；1970年由三一學院捐地、卡文迪什实验室科学家加持的剑桥科学园，为剑桥市及周边地区增加近千家高科技公司，年创收逾20亿英镑。
中关村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科技企业集聚地，在阐述区位优势时，率先提到的就是坐拥北大、清华等30多所高校，提供了必须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精神。
除了经济，顶尖高校的触角也伸向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2017年7月4日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几名学生朗诵了谢冕的名篇《永远的校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就职典礼上用更加直白的语言表达过同一个意思：“世界上恐怕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如北大这样，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休戚與共。”
有趣的是，这几乎是各个国家顶尖名校的共同自我认知。
哈佛大学自豪地指出，美国的历史和未来，都与哈佛大学息息相关。诞生381年来，它培育了129名普利策奖获得者，108名知名企业的CEO，62位还在世的亿万富翁，133位诺贝尔奖得主、18位菲尔兹奖得主、13位图灵奖获得者。仅2014年，哈佛的毕业生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创办了14.6万家公司，为全球创造了2000万的就业岗位和3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美国的日常政治中也有强烈的哈佛色彩，因为8名美国总统、21个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2名司法部长、71名美国政府部长、89名州长和近400名国会议员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生涯中展现着哈佛的价值观。
牛津有个传奇的哲学、政治和经济专业（PPE），这个创办百年的专业塑造着英国的政治，其毕业生相互砥砺，在英国政坛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左派右派，从聚光灯下到边缘人物，从分析家到主角，从寻找共识者到煽动革命者，从精英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僚到实践家，牛津PPE的毕业生几乎存在于英国政坛的各个层面。
而牛津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可以从任意一天说起。比如2015年4月13日，牛津毕业生米利班德宣布了工党的大选纲要，BBC的政治编辑尼克·罗宾逊和经济主编罗伯特·派斯顿最先发出了评论，他们也毕业于牛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很快对米利班德的宣言发起批判，当时的影子首相艾德·鲍尔斯则反唇相讥，他们两个同样是牛津的毕业生。
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毕业于牛津大学地理学专业，她是英国的第二位女首相，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在科研、艺术、教育、法制等其他领域，世界顶尖高校的毕业生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学历带来的信誉和庞大的校友网络，有更多的机会爬到金字塔的顶端。站得更高则意味着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制定社会规则的人，价值观往往深受大学时期的熏陶，顶尖大学正是以毕业生为介质，润物细无声地改造着城市、国家和社会。
滋养
每年3月，剑桥会举办英国规模最大的科学节。2011年，当地居民麦克·桑德斯带着三个孩子参与“喷气赛车”活动，两个大孩子拼命吹鼓气球，比试谁的气球释放的喷气威力更大，将纸板小车吹得更远。最小的孩子含着奶嘴，躺在婴儿车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
半年后的金秋时节，叮咚钢琴声成为剑桥市的主旋律——剑桥大学音乐系学生把十几架钢琴放置在大街小巷。刘伟经常看到金发碧眼的小朋友掀开透明雨布，在黑白琴键上尽情玩耍。他们没有章法的钢琴声算不上悦耳，但在刘伟印象里，“雨声和琴声交融的声音尤其好听”。
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欢迎帕洛奥托镇民旁听。“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心理学、哲学课，很多当地人来听”，中国留学生Gavin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经常和上了年纪的居民坐在同一教室，“坐不下老师也不会赶人，只要居民愿意他们可以站着听课。”
剑桥大学规定所有讲座必须对公众开放，以证明讲者经得起考验。记者周轶君修读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时，参加过一个关于“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传播”的讲座。到了提问环节，后排一名老人率先站起：“我收养了一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女孩，我该给她吃扁豆还是土豆？”考古系教授愣了一会儿作答：“没见到这个姑娘之前，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嘿，这是个玩笑！”老人哈哈大笑，现场氛围一派轻松。
北大清华的讲座同样向公众开放，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常年徘徊在校园中的“专业听讲者”。
大学对城市最深刻的塑造，在于无形的文化滋养——开放课堂、讲座、博物馆、艺术馆、科学文艺演出，让城市居民从积淀百年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中汲取能量。
（徐菲荐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