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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某地级市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拥有近30年治疗经验的陈女士和同事们面对着这种“高深莫测”的疾病，还不得不处理更为高深莫测的“部门关系”
司机在仅一车道宽的巷子里迂来回转，终于找到这所市立医院，白底黑字的牌匾低调地写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
在这个二线城市，普通医院立于闹市之中，门脸大得不经意就能望见。但“精神病医院”这个在市民玩笑时提及率颇高的医院，却潜伏于深巷内，即便久居这个城市的人，也很难说出它的具体位置。
但近两年来，这所医院320个床位却一直满员，病人出一个才能进一个。在封闭病房，甚至紧张到两三个病人合睡一张。
“床位，床位，床位……”陈女士把它挂在嘴边唠叨。这个47岁的女士在这个医院工作了近30年，从医生到院负责人，眼看着医院从20世纪80年代130个床位，病人稀稀落落，到现在的320个床位，病人挤也挤不进去。
《2007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中，2006年医疗机构门诊服务情况中，精神病医院共568个机构，诊疗人次为1280万人次，健康检查人数为超过54万人次——比结核病和妇产科检查的人还多。
“人多利大”，这本该是憋在肚子里高兴的一件事，陈女士却每天纠结，“病床上的人哪来的，有没有家属，付不付款。”
这是这所卫生系统主管下的精神病院要担忧的问题。
鉴定“正常人”
严格地说，卫生系统下的精神病院只接收监护人带来的病人。在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默认送治的家属为监护人。
这让陈女士想起她接手的一个病例。十几年前，有个中年男人领着一群壮汉，把一个女人五花大绑，送到精神病院。
这个女人一米七几的个头，粗胳膊宽肩膀，一路反抗。到了医院门诊更是大吼大叫，折腾得不行。
中年男人称，疯了的女人是他妻子。在精神医院门诊的精神病人往往神志不清，病史一般是由家属代述。根据男人的叙述，再加上女人在医院里大声吼叫，陈女士基本确定这个女人为重症精神病患者，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为了让女人安静下来，护士给她打了镇定的药。陈女士交代护士：“这个病人醒来先别再用药，我再来看看。”
按照一般程序，精神病人送到医院，监护人代述病史后，主治医生还得找时间和患者交流，进一步确定病情。
精神病的诊断没有任何仪器，精神科医生能掌握的“工具”是：一整套学来的理论知识，一张用来交流的嘴，一双用来观察的眼睛。最终下结论的是，大脑的分析判断。
经过一天的昏睡，女人睁开眼第一句话告诉陈女士：“我真的没有病。”开始极力解释，有问题的是她丈夫。这些类似的说辞，陈女士早从各种精神病患者的辩解中听过。
陈女士只能说：“有没有病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休息好了，我们可以聊聊。”女人显得比送进医院的时候理智多了，并没有大声吵闹。陈女士开始和她聊起来，一开始担心病人紧张，陈女士并不切入主题，反而问她：“家在哪？几岁了？”
慢慢聊开，陈女士发现病人确实很理智，她开始犹豫起来，门诊的时候女人表现得异常冲动，再加上她丈夫的代述，应该是个病人没错。
那一年，陈女士已经做了10年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以实践为主的医学领域，陈女士是相信自己对病人的第一判断的。
女人给陈女士提供了一个验证自己没有疯的办法，她说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曾经和这个医院的一个护士谈过恋爱，可以去问问那个小护士。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陈女士将信将疑的去找了女人所说的小护士，私底下询问，确实曾经拍拖过，小护士也见过这个女人，“以前都挺正常的，人非常好。”
陈女士开始怀疑自己的水平了：“是她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是我真的判断错了。”不得已，陈女士申请了上级专家会诊，让其他专家来帮忙判断。
会诊的结果是：正常人。
专家也犯嘀咕起来，这个女人是家属亲自送过来的，自己的家人怎么会把没病的人硬塞到精神病院？专家建议陈女士，要不再打听一下家属的情况。
陈女士查了中年男人之前的门诊登记信息，上面留有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对医院来说，查询家属信息是个大费周章的事情。甚至于根本没有途径去核对送治人与治疗人之间是否有监护关系。
巧的是，中年男人的工作单位里有陈女士认识的朋友。打听的结果和住院的女人说得一模一样，女人没有精神病，有问题的是她的丈夫。
这回，陈女士直接打电话给中年男人，开门见山的说：“我们会诊过，你老婆没病，你赶紧过来接回去。”男人起初强硬，说妻子疯得厉害，把症状又描述了一遍，还反问医院到底有没有水平。陈女士说：“如果你不接回去，那我只能报警了。”
男人立马软了下来，答应过来接人。
这场闹剧的真相是：这个中年男人有了外遇，夫妻吵架，他把妻子绑来了精神病院，想利用医院摆脱妻子。
“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也有让陈女士摸不透的送治。
2009年春节前后，陈女士值夜班时。110警察接到一个报警，说自家的儿子疯了，让110警察协助送到精神病医院。
警车把父子两人送到精神病院。陈女士看着警察带着两个人进了急诊，并排走着，也不推也不拉，都正常人的样子。就过来问：“谁病了？”
110警察说，当爹的报警说儿子精神病。儿子说立马反驳，指着父亲：“他才有病。”父亲坚持说：“他有病。”
医生和警察在一旁都傻眼了。医生问警察，到底是谁病了？警察说，你们不是医生吗，怎么问我们了。医生说，人还不是你们送来的？你们说有病的吗？警察说，送来你们就检查一下，一人检查10分钟，看谁有病。
医生说，查不出来，10分钟是查不出精神病的，哪送来的送回哪去吧。
一行人又并排离去，110警察开着警车把父子两人送回家去。直到最后，大家都没搞明白，到底谁病了。
这家市立精神病院自己的原则是：不出车，不出人，有病家属自己送过来。这也是医院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
2006年，这个城市的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局、卫生局几大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形象。在这之前，已有许多城市有类似的联动规定。
意见称，“110”指挥中心作为总协调，“120”急救中心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视病情直接送达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救治，定点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从这以后，110警察开始和精神病医院联系频繁起来，隔三差五送来“三无”“肇事”精神病人。尽管有一部分病人精神科医生并没有办法在一二十分钟之内认定是否有精神疾病。但是根据市政府的联动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这类“三无”精神病人，正常情况下应该送往民政系统下的精神病院。中国的精神病院分为三类，民政下属的精神病院收留那些流浪街头的三无病人，卫生下属精神病院负责正常医疗和精神卫生服务，精神卫生预防，公安系统下属的安康医院则收留强制医疗的病人。
但在绝大多数的二三线城市，同时拥有这三类精神病院并不现实。陈女士所在的这个城市，只有卫生系统下的这所精神病院。还有的地级市，甚至没有自己的精神病医院。
“说是分门别类，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只能一锅端了。”陈女士说。
“一锅端”却让陈女士很为难，比如，“110联动”会送来许多智障的人。“尽管智障也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但是他们是‘毫无治疗价值’的，再怎么治疗也不能提高智商，只能是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陈女士说。
而“三无”人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让医院的床位一个个都占满了。这些病人没有家属，病情稍缓解没有人会领回家。
精神疾病又是容易复发的病，这所医院曾经把病情稳定的“三无”人员放出医院，结果病人再度复发闹事，有人报案到公安局，公安局负责人说，110警察不是送到精神病医院了吗？医院怎么可以随便把人放走？
这么一来，多了许多只进不出的精神病人。
财政困境
联动实施意见规定：“属于救助对象的，由定点医院负责提供治疗费用清单，经市救助管理站初审，送市卫生局、财政局审核确认后，市救助管理站根据审核结果与定点医院结算，市财政局定期给予核销。”
这条规定并没有具体的细则，可愁坏了医院的财务，一天一趟往财政局跑，拉出“三无”精神病人开支单，向财政要10万元，但批下来的总会打个折扣。
2008年，是这所医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最多的一年，包括床位补贴、各种仪器补助、转项资金、110联动送治病人补贴等等，拨款总额是528.5万元，床位补贴占了拨款的50%。相比之下，这一年要发给医护人员的工资总额超过了600万元。
这个工资总数还是建立在精简人员的基础上，人事局给这家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编制是400人，但一方面医院没钱请得起这么多人员，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也留不住人，一直以来，医院的医务人员只有人事局编制的一半。
这导致医院人手的严重不足，在第五病区，18个护士要负责照看87个精神病人，病人的人数却还在不断增加。
尽管精神病医院已经如此入不敷出，但医院有财政差额拨款，政府有“三无”联动机制。还是有许多人钻起医院的空子。
陈女士碰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家庭。病人的母亲是国家一级演员，每个月拿着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家庭条件也算不错。这个病人过去还在比利时留学过，学历很高，会英语、德语、法语。不幸的是，在国外就有了精神问题。
回国后，家属曾经带病人到陈女士的医院住院治疗过。每每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后，家属就把他从医院领回家。但他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要不断住院治疗。后来，病人病情再复发时，家属就把他推到大街上，打电话给110指挥中心，110出警把这个病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安排住院之后，医生认出他不是“三无”精神病人，是有家属的。打电话给病人家属，结果家属抵赖说，没这么一个人。
被护士们逼急了，家属干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来探视病人。渐渐的，医院也不愿再提费用的事情，等到病人好差不多了，家属就来办理出院手续把他领回家。
“能出院我们就很高兴了，这时候逼家属交钱，他们再丢下病人不接回去，我们不还得自己兜着。”陈女士说。所以，当这个病人出院时，医护人员也不敢提缴费的事情。
精神病院的关系网
各种不靠谱的事情经常上演。当世界医学界还在精神疾病的门口徘徊时，陈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每天面对“高深莫测”的精神疾病，还不得不处理更高深莫测的“部门关系”。
在1975年之前，这所医院是隶属民政局一家的疗养院，1975年的时候被移交给卫生机构，在原来疗养院的机构上，办成了一家精神病医院。
1998年，医院得到的床位批制是370个床位，其中有50个床位希望医院做脱瘾治疗，可以配合公安部门做些戒毒工作。那时候的医院想法很单纯，觉得戒毒工作是公安部门的分内事，不愿意包揽过来，而医院也没那么多地方摆下这50个床位。
最终，床位的批制缩小到320张。
2008年，医院申请上全省三家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医院之一，陈女士和同事们多了一项工作：劝退装疯卖傻的人。
往年，在医院进行的精神司法鉴定每年不过几十件，近些年随着人们的关注，精神司法鉴定每年达到近百件。许多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没有精神问题也愿意做精神检查，陈女士遇见这类人，总劝说：“我做了快三十年精神科医生，你让我装疯一下我都装不像，你们更别费劲了。”
真的被检验出有精神问题的犯罪嫌疑人，这家精神病医院也不会从警察手中接收治疗，这个城市没有安康医院，警察只能交给家属领回家监护，但往往领回去就没了消息。
社会关系广了，精神病医院的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有部门领导会打电话给医院负责人，说，你们能不能治几个精神病，天天在信访办闹。
陈女士让手下的医生先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结果问了几个办公室，没人愿意揽这个活，都推托说手头有病人。好不容易有医生碍于领导面子愿意去看看，去了大半天，回来之后告诉陈女士，去信访听了一下午，也没听出什么来，“不知道谁有病”。
医生抱怨说，这种活以后我不去了，我们院也不用让人去了。
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不多久，医院遇到了医患纠纷，家属告到信访局，信访局的负责人找医院领导谈话，说，前些天有个人掉进路边的地下井里，公共事业局因为没盖好井盖都赔了8万元，你们才6万，就给了吧。
陈女士只能应承下来。各种关系还是复杂着。陈女士开始躲起上级单位的各部门联动会，能推脱不参加的就推脱掉。
而近来媒体大量报道精神病院事件也使得医院主管的压力很大，卫生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中三番五次地说：“要维护好医患关系，”“多关注社会动向。”
陈女士和同事们开始关注起各类社会新闻：山东把上访者送到精神病院，广州的邹宜均案，莱芜精神病院打死人，茶余饭后，这些新闻成为医务人员的交流信息。
护士长在护士们的工作报告上也咬文嚼字批阅起来：对病人不要提“给”字，“让病人”应该改为“询问病人”，病人有选择电视频道的权利……
公开场合，他们也会抱怨：“精神病医生太没有成就感了。”
司机在仅一车道宽的巷子里迂来回转，终于找到这所市立医院，白底黑字的牌匾低调地写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
在这个二线城市，普通医院立于闹市之中，门脸大得不经意就能望见。但“精神病医院”这个在市民玩笑时提及率颇高的医院，却潜伏于深巷内，即便久居这个城市的人，也很难说出它的具体位置。
但近两年来，这所医院320个床位却一直满员，病人出一个才能进一个。在封闭病房，甚至紧张到两三个病人合睡一张。
“床位，床位，床位……”陈女士把它挂在嘴边唠叨。这个47岁的女士在这个医院工作了近30年，从医生到院负责人，眼看着医院从20世纪80年代130个床位，病人稀稀落落，到现在的320个床位，病人挤也挤不进去。
《2007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中，2006年医疗机构门诊服务情况中，精神病医院共568个机构，诊疗人次为1280万人次，健康检查人数为超过54万人次——比结核病和妇产科检查的人还多。
“人多利大”，这本该是憋在肚子里高兴的一件事，陈女士却每天纠结，“病床上的人哪来的，有没有家属，付不付款。”
这是这所卫生系统主管下的精神病院要担忧的问题。
鉴定“正常人”
严格地说，卫生系统下的精神病院只接收监护人带来的病人。在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默认送治的家属为监护人。
这让陈女士想起她接手的一个病例。十几年前，有个中年男人领着一群壮汉，把一个女人五花大绑，送到精神病院。
这个女人一米七几的个头，粗胳膊宽肩膀，一路反抗。到了医院门诊更是大吼大叫，折腾得不行。
中年男人称，疯了的女人是他妻子。在精神医院门诊的精神病人往往神志不清，病史一般是由家属代述。根据男人的叙述，再加上女人在医院里大声吼叫，陈女士基本确定这个女人为重症精神病患者，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为了让女人安静下来，护士给她打了镇定的药。陈女士交代护士：“这个病人醒来先别再用药，我再来看看。”
按照一般程序，精神病人送到医院，监护人代述病史后，主治医生还得找时间和患者交流，进一步确定病情。
精神病的诊断没有任何仪器，精神科医生能掌握的“工具”是：一整套学来的理论知识，一张用来交流的嘴，一双用来观察的眼睛。最终下结论的是，大脑的分析判断。
经过一天的昏睡，女人睁开眼第一句话告诉陈女士：“我真的没有病。”开始极力解释，有问题的是她丈夫。这些类似的说辞，陈女士早从各种精神病患者的辩解中听过。
陈女士只能说：“有没有病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休息好了，我们可以聊聊。”女人显得比送进医院的时候理智多了，并没有大声吵闹。陈女士开始和她聊起来，一开始担心病人紧张，陈女士并不切入主题，反而问她：“家在哪？几岁了？”
慢慢聊开，陈女士发现病人确实很理智，她开始犹豫起来，门诊的时候女人表现得异常冲动，再加上她丈夫的代述，应该是个病人没错。
那一年，陈女士已经做了10年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以实践为主的医学领域，陈女士是相信自己对病人的第一判断的。
女人给陈女士提供了一个验证自己没有疯的办法，她说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曾经和这个医院的一个护士谈过恋爱，可以去问问那个小护士。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陈女士将信将疑的去找了女人所说的小护士，私底下询问，确实曾经拍拖过，小护士也见过这个女人，“以前都挺正常的，人非常好。”
陈女士开始怀疑自己的水平了：“是她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是我真的判断错了。”不得已，陈女士申请了上级专家会诊，让其他专家来帮忙判断。
会诊的结果是：正常人。
专家也犯嘀咕起来，这个女人是家属亲自送过来的，自己的家人怎么会把没病的人硬塞到精神病院？专家建议陈女士，要不再打听一下家属的情况。
陈女士查了中年男人之前的门诊登记信息，上面留有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对医院来说，查询家属信息是个大费周章的事情。甚至于根本没有途径去核对送治人与治疗人之间是否有监护关系。
巧的是，中年男人的工作单位里有陈女士认识的朋友。打听的结果和住院的女人说得一模一样，女人没有精神病，有问题的是她的丈夫。
这回，陈女士直接打电话给中年男人，开门见山的说：“我们会诊过，你老婆没病，你赶紧过来接回去。”男人起初强硬，说妻子疯得厉害，把症状又描述了一遍，还反问医院到底有没有水平。陈女士说：“如果你不接回去，那我只能报警了。”
男人立马软了下来，答应过来接人。
这场闹剧的真相是：这个中年男人有了外遇，夫妻吵架，他把妻子绑来了精神病院，想利用医院摆脱妻子。
“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也有让陈女士摸不透的送治。
2009年春节前后，陈女士值夜班时。110警察接到一个报警，说自家的儿子疯了，让110警察协助送到精神病医院。
警车把父子两人送到精神病院。陈女士看着警察带着两个人进了急诊，并排走着，也不推也不拉，都正常人的样子。就过来问：“谁病了？”
110警察说，当爹的报警说儿子精神病。儿子说立马反驳，指着父亲：“他才有病。”父亲坚持说：“他有病。”
医生和警察在一旁都傻眼了。医生问警察，到底是谁病了？警察说，你们不是医生吗，怎么问我们了。医生说，人还不是你们送来的？你们说有病的吗？警察说，送来你们就检查一下，一人检查10分钟，看谁有病。
医生说，查不出来，10分钟是查不出精神病的，哪送来的送回哪去吧。
一行人又并排离去，110警察开着警车把父子两人送回家去。直到最后，大家都没搞明白，到底谁病了。
这家市立精神病院自己的原则是：不出车，不出人，有病家属自己送过来。这也是医院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
2006年，这个城市的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局、卫生局几大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形象。在这之前，已有许多城市有类似的联动规定。
意见称，“110”指挥中心作为总协调，“120”急救中心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视病情直接送达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救治，定点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从这以后，110警察开始和精神病医院联系频繁起来，隔三差五送来“三无”“肇事”精神病人。尽管有一部分病人精神科医生并没有办法在一二十分钟之内认定是否有精神疾病。但是根据市政府的联动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救治”。
这类“三无”精神病人，正常情况下应该送往民政系统下的精神病院。中国的精神病院分为三类，民政下属的精神病院收留那些流浪街头的三无病人，卫生下属精神病院负责正常医疗和精神卫生服务，精神卫生预防，公安系统下属的安康医院则收留强制医疗的病人。
但在绝大多数的二三线城市，同时拥有这三类精神病院并不现实。陈女士所在的这个城市，只有卫生系统下的这所精神病院。还有的地级市，甚至没有自己的精神病医院。
“说是分门别类，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只能一锅端了。”陈女士说。
“一锅端”却让陈女士很为难，比如，“110联动”会送来许多智障的人。“尽管智障也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但是他们是‘毫无治疗价值’的，再怎么治疗也不能提高智商，只能是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陈女士说。
而“三无”人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让医院的床位一个个都占满了。这些病人没有家属，病情稍缓解没有人会领回家。
精神疾病又是容易复发的病，这所医院曾经把病情稳定的“三无”人员放出医院，结果病人再度复发闹事，有人报案到公安局，公安局负责人说，110警察不是送到精神病医院了吗？医院怎么可以随便把人放走？
这么一来，多了许多只进不出的精神病人。
财政困境
联动实施意见规定：“属于救助对象的，由定点医院负责提供治疗费用清单，经市救助管理站初审，送市卫生局、财政局审核确认后，市救助管理站根据审核结果与定点医院结算，市财政局定期给予核销。”
这条规定并没有具体的细则，可愁坏了医院的财务，一天一趟往财政局跑，拉出“三无”精神病人开支单，向财政要10万元，但批下来的总会打个折扣。
2008年，是这所医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最多的一年，包括床位补贴、各种仪器补助、转项资金、110联动送治病人补贴等等，拨款总额是528.5万元，床位补贴占了拨款的50%。相比之下，这一年要发给医护人员的工资总额超过了600万元。
这个工资总数还是建立在精简人员的基础上，人事局给这家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编制是400人，但一方面医院没钱请得起这么多人员，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也留不住人，一直以来，医院的医务人员只有人事局编制的一半。
这导致医院人手的严重不足，在第五病区，18个护士要负责照看87个精神病人，病人的人数却还在不断增加。
尽管精神病医院已经如此入不敷出，但医院有财政差额拨款，政府有“三无”联动机制。还是有许多人钻起医院的空子。
陈女士碰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家庭。病人的母亲是国家一级演员，每个月拿着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家庭条件也算不错。这个病人过去还在比利时留学过，学历很高，会英语、德语、法语。不幸的是，在国外就有了精神问题。
回国后，家属曾经带病人到陈女士的医院住院治疗过。每每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后，家属就把他从医院领回家。但他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要不断住院治疗。后来，病人病情再复发时，家属就把他推到大街上，打电话给110指挥中心，110出警把这个病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安排住院之后，医生认出他不是“三无”精神病人，是有家属的。打电话给病人家属，结果家属抵赖说，没这么一个人。
被护士们逼急了，家属干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来探视病人。渐渐的，医院也不愿再提费用的事情，等到病人好差不多了，家属就来办理出院手续把他领回家。
“能出院我们就很高兴了，这时候逼家属交钱，他们再丢下病人不接回去，我们不还得自己兜着。”陈女士说。所以，当这个病人出院时，医护人员也不敢提缴费的事情。
精神病院的关系网
各种不靠谱的事情经常上演。当世界医学界还在精神疾病的门口徘徊时，陈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每天面对“高深莫测”的精神疾病，还不得不处理更高深莫测的“部门关系”。
在1975年之前，这所医院是隶属民政局一家的疗养院，1975年的时候被移交给卫生机构，在原来疗养院的机构上，办成了一家精神病医院。
1998年，医院得到的床位批制是370个床位，其中有50个床位希望医院做脱瘾治疗，可以配合公安部门做些戒毒工作。那时候的医院想法很单纯，觉得戒毒工作是公安部门的分内事，不愿意包揽过来，而医院也没那么多地方摆下这50个床位。
最终，床位的批制缩小到320张。
2008年，医院申请上全省三家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医院之一，陈女士和同事们多了一项工作：劝退装疯卖傻的人。
往年，在医院进行的精神司法鉴定每年不过几十件，近些年随着人们的关注，精神司法鉴定每年达到近百件。许多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没有精神问题也愿意做精神检查，陈女士遇见这类人，总劝说：“我做了快三十年精神科医生，你让我装疯一下我都装不像，你们更别费劲了。”
真的被检验出有精神问题的犯罪嫌疑人，这家精神病医院也不会从警察手中接收治疗，这个城市没有安康医院，警察只能交给家属领回家监护，但往往领回去就没了消息。
社会关系广了，精神病医院的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有部门领导会打电话给医院负责人，说，你们能不能治几个精神病，天天在信访办闹。
陈女士让手下的医生先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结果问了几个办公室，没人愿意揽这个活，都推托说手头有病人。好不容易有医生碍于领导面子愿意去看看，去了大半天，回来之后告诉陈女士，去信访听了一下午，也没听出什么来，“不知道谁有病”。
医生抱怨说，这种活以后我不去了，我们院也不用让人去了。
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不多久，医院遇到了医患纠纷，家属告到信访局，信访局的负责人找医院领导谈话，说，前些天有个人掉进路边的地下井里，公共事业局因为没盖好井盖都赔了8万元，你们才6万，就给了吧。
陈女士只能应承下来。各种关系还是复杂着。陈女士开始躲起上级单位的各部门联动会，能推脱不参加的就推脱掉。
而近来媒体大量报道精神病院事件也使得医院主管的压力很大，卫生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中三番五次地说：“要维护好医患关系，”“多关注社会动向。”
陈女士和同事们开始关注起各类社会新闻：山东把上访者送到精神病院，广州的邹宜均案，莱芜精神病院打死人，茶余饭后，这些新闻成为医务人员的交流信息。
护士长在护士们的工作报告上也咬文嚼字批阅起来：对病人不要提“给”字，“让病人”应该改为“询问病人”，病人有选择电视频道的权利……
公开场合，他们也会抱怨：“精神病医生太没有成就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