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人大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在职博士生的录取比例，并缩减了包含省部级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人数。（6月24日《新京报》）
　　中国人民大学取消部分官员兼职博导身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是一种归位，而对大学和官员本身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免得被指责和诟病。官员作博导早就让舆论不满，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典型的权学媾和，而且在于有大学自降身段、谄媚权力的嫌疑，也有官员利用权力进行“通吃”的陷阱。
　　一个细节是，“有些人就是官很大，但学术委员会投票没过，因为没有著作和像样论文，只有讲话，所以我们就大幅减少了，这也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点之一。”简单的说就是“官员靠讲话当起了博导”，这多少有点笑话，但却使活生生的存在，那么，在中国人民大学试图取消或者正在努力消除这种尴尬现象的时候，笔者的问题是其他大学有没有这种“靠讲话做博导”的便宜事？如果有，能不能、敢不敢取消“官员博导”呢？更想知道的是，在全国的高校中，有多少“讲话式”官员博导的存在呢？
　　“讲话式”官员博导也是一种折腾，是危害甚大、败坏学风和社会风气的陋习。这种折腾是通过权力的秘密运作达到目的，看似各得其所，实则是两败俱伤，一方面败坏了官员的公信力，二是可能导致学术腐败，制造不公。受到损伤的不只是大学的声誉，更是大学精神的沦丧。因为在权力“赢者通吃”的心态下，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胜者，最终买单者还是整个社会。
　　名利交易“讲话式”官员博导出现的诱因。当不少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导、博导时，很难说没有大学自身投其所好的因素，至少表明大学没有正确处理功利和实用之间的关系。当下，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像一种病毒，肆意侵蚀着大学精神的堡垒，民众诟病非议似乎改变不了大学的趋利动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取消部分官员兼职博导身份的意义得以显现。
　　近年来，社会发展变化迅猛，大学与社会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市场价值不断侵入大学校园，大学再也不能孤守一隅，象牙塔开始坍塌。官员和大学各取所需，不亦乐乎。大学要负载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在社会商业价值甚嚣尘上之时，大学万万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曾经深刻地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大学的这一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学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就要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天然地反对功利，与社会即时的、功利的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与官员密切“往来”时，是不是意味着大学已经模糊了自身神圣的使命，笔者不敢断言，但是这种行为侵蚀了大学精神，把大学的功利性暴露无遗，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大学不应被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的本意所在。一所大学要有一批安于寂寞的学者，而不是一大批官员来装点门面。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期待更多的大学对“讲话式”官员博导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