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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编号：18BSS025）;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冯定雄（1972-），男，四川万源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希伯来圣经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本文引用的《圣经》均来自和合本中译本《圣经·旧约》。需特别说明的是，在希伯来原著中神的名称只是4个辅音符号“JHWH”（或YHWH），其读音应是Jahweh或Yahweh，可译作“亚卫”“耶威”“雅巍”“雅赫维”等。犹太人因“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出埃及记》20：7），遇到JHWH时不读Jahweh，而改读Adonai（阿东乃），意思是the Lord，即“主”。公元6—7世纪时，犹太教玛所拉学者创造出希伯来文元音符号，为表明上帝之名读Adonai，便将其3个元音符号e、o、a标注于JHWH之下。后人误将JHWH和e、o、a拼为一体，致使出现“Jehovah”之名。中文译者又据此译名翻译成“耶和华”，现代学者公认“耶和华”是一种误译。本文因行文方便，也直接采用了“耶和华”这一译名，特此说明。
②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1.
③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2.
④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3.
⑤ 本文楔形文献及相关讨论均来自本项目组成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博士，他关于“麦鲁哈”的讨论《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记忆”：从“印度Meluhha”到“东非Meluhha”》，《“文献、考古与古代世界”学术研究会暨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8年年会论文集》，2018年，第285—300页。
[内容摘要] “古实”是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希伯来圣经对作为地名的古实和作为人名（部族）的古实的记载都非常详细。除了《创世记》中的古实外，所有古实（人）都是指同一地方或部族，即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结合犹太人古代历史与圣经中的古实记录进行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与犹太历史是完全吻合的。后世学者关于古实的研究已有2000多年，基本倾向于认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就是埃塞俄比亚。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研究圣经中的古实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它不仅明确证明了古实就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且填补了《创世记》中的古实与此后古实的区分的空白。希腊传统中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也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 古实;埃塞俄比亚;希伯来传统;亚述文献;希腊传统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19-14
“古实”（Cush）是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不少文献都曾提及它。希伯来圣经（以下的圣经均指希伯来圣经）①有30多次提到。根据基督教圣经地理传统，现在得到公认的作为地名的古实指两个地方，一是指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間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地方;②二是指埃及以南的广大地区，即埃塞俄比亚地区，③古实人则通常指埃塞俄比亚人。④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对其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似乎远不如对其进行的神学思考那么深入。对于时间跨度长达近2000年的圣经，其中对古实的记载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它与犹太人的历史到底有何关系，值得进行系统梳理。更重要的是，亚述学中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进一步研究古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不但印证了圣经的准确性，而且能补证它的缺失记载。希腊传统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也与圣经传统和亚述学证据相吻合。本文拟就对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进行梳理，把它与犹太历史相结合进行讨论，并根据新发现的楔形文献的记载及希腊传统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进行补充分析。⑤厘清“古实”的真实面目，对于地中海诸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一、作为地名的古实
圣经第一次提到古实是在神造亚当后，描述伊甸园的环境：“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创世记》2：10—13。《创世记》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末，反映内容的时间是从“最初”到公元前17世纪中期。对于基训河和古实的具体地理位置，这里并没有更多信息。根据圣经成书时间及其所反映的时间范围，紧接着的记载来自《约伯记》：“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约伯记》28：19。《约伯记》反映的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中期到前15世纪前期。不过，这里除了说明古实产红璧玺外，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获得，但红璧玺主要产自非洲、南亚，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提示。
一般认为，《历代志》是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篇章，它对古实的记载可能更具意义：“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历代志下》21：16—17。非利士人是一支重要的“海上民族”关于“海上民族”的介绍，参见袁指挥：《海上民族大迁徙与地中海文明的重建》，《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它在以色列民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色列民族正是在与非利士人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希伯来统一王国的第一位王是扫罗，其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30—前1013年。扫罗正是在与非利士人的斗争中逐步完成其统一大业的，这与“海上民族”在公元前12世纪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大迁徙的时间大致吻合。这也说明，反映公元前12世纪“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对巴勒斯坦入侵的历程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这里提到的古实就是当时的历史存在。如果根据一般认为的《历代志》（上）第9章第44节以后反映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077—前537年的话，那么，甚至可以确定这里的记载就是反映扫罗在世时期的历史。当然，对于古实的确切位置，单从这里的记载是很难确定的，但可以确定它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周边地方。这可能与从伊甸河流出的第二道河（基训）所环绕的古实地不是同一个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确定仍然比较模糊，但可以肯定，到公元前11世纪，古实就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附近地理范围之内，而且可能与《创世记》的古实不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一点很重要。 后世对圣经的神学解释浩如烟海，但神学解释毕竟不是历史研究。以上的研究都不包括神学的隐喻化解释。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人们已经一致认为圣经中的古实就是位于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种认识不仅延续到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而且它还得到了亚述学的印证，以及希腊传统的佐证。
五、亚述学与希腊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人）”
希伯来文明同亚述文明、希腊文明虽然同为地中海世界的古老文明，但它们却是完全异质的，无论其语言、文字还是文化特征，互相之间都迥然不同。颇具意义的是，圣经传统中的古实问题不仅在亚述学中得到了直接有力的证明，而且在希腊传统中也得到了很重要的体现。与埃塞俄比亚（人）关系更为密切的埃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关系非常复杂，远非一篇论文或论文的一部分能厘清;其二，埃及无论是对作为地名的埃塞俄比亚的认识，还是对作为部族名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都不存在地理方位的争论。
公元前3000纪，在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文献中，十分有规律地记载了三个与两河流域地区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异域地名：狄勒蒙（Dilmun）、马干（Magan）、麦鲁哈（Meluhha）。学术界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讨论与争议，基本达成共识，即早期苏美尔文献中的麦鲁哈位于印度河流域地区，具体为今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古吉拉特邦）以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W.F.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s 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 Studia et Documenta ad Iura Orientis Antiqui Pertinentia， Vol.6， Leiden： E. J. Brill， 1960， p.164. 关于将麦卢哈定位于南阿拉伯，参见Ernst Weidner， “Das Reich Sargons von Akkad，”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16，1952—1953，pp.1-24.此后，到公元前2000纪上半期的很长时期都没有关于麦鲁哈的文献记录，而到公元前14世纪麦鲁哈地名再次出现时，它不再是指印度河流域地区，而是指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当时位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部的小国毕布罗斯的统治者利布哈达（Rib-Hadda）写给其宗主国埃及的书信中7次涉及麦鲁哈，有的书信作者不是用“麦鲁哈”，而是使用“古实”（ka-i）。楔形文献中对麦鲁哈的地理位置的记载与圣经的早期记载是非常吻合的。在圣经中，最早出现对古实的记载是《创世记》，而它所反映的时间范围是从“最初”到公元前17世纪中期，而在《创世记》中第一次出现的古实可能指的是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与亚述学中的公元前3000纪到前2000纪上半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在地理位置的指代上也是比较吻合的。这种吻合不是巧合，因为此后麦鲁哈再次出现时，它已经不是指印度河流域了，而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与圣经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对古实的记载完全一致，僅用巧合加以解释，实在草率。更为科学的结论是，它们各自的记述不是巧合而是相互印证且相互补充。
此后，“麦鲁哈”地名再次出现在楔形文字文献中是在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11—前612年），在众多的王室铭文中，它不仅与埃及同时出现，在亚述巴尼拔王室铭文中更是明确指出麦鲁哈就是古实（埃塞俄比亚）。如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5—前681年在位）的铭文中记载的麦鲁哈：“他们（我征服地区的总督与贵族）与埃及国王建立同盟，麦鲁哈国王的弓箭、战车和战马等武力数不胜数，他们过来援助。”J. Novotny and J. Jeffers，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 Aur-etel-ilāni， and Sn-arra-ikun， RINAP 3/1， pp.64 （Sennacherib 4 43）， 96 （Sennacherib 15 iii 15′）， 115 （Sennacherib 16 iii 47）， 132 （Sennacherib 17 iii 12）， 166 （Sennacherib 21 i′ 4′）， 176 （Sennacherib 22 ii 80）， 193 （Sennacherib 23 ii 75）. RINAP 3/2， pp.80 （Sennacherib 46 23）， 184 （Sennacherib 140 rev. 7）， 189 （Sennacherib 142 obv. 13′）， 238-239 （Sennacherib 165 iii 30）.“在紧张的战役中，我俘虏了埃及的战车兵及王子，连同麦鲁哈国王的战车兵。”RINAP 3/1， pp.65 （Sennacherib 4 45）， 96 （Sennacherib 15 iii 24′）， 115 （Sennacherib 16 iii 57）， 132 （Sennacherib 17 iii 19）， 150 （Sennacherib 18 ii 2）， 176 （Sennacherib 22 iii 4）， 193 （Sennacherib 23 iii 4）， 218 （Sennacherib 32 ii′ 3′）. RINAP 3/2， pp.80 （Sennacherib 46 24-25）， 184 （Sennacherib 140 rev. 9）， 189 （Sennacherib 142 obv. 16′）.从时间范围看，“麦鲁哈”名称的出现与圣经中古实的第二次出现（前11世纪末）是高度吻合的。
更有力、更直接的证明是，在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1—前669年在位）的铭文中，不仅清清楚楚地写着“它们（麦鲁哈和马干）在本地被称为古实和埃及”，而且记录的古实国王塔哈尔卡的名字都与《列王纪下》和《以赛亚书》中记载的名字（特哈加）是相同的，它反映的历史事件也与前文叙述的事件完全吻合。埃萨尔哈东的铭文说：“在我的第十次远征中，阿淑尔神指引我进军麦鲁哈和马干，它们在本地被称为古实和埃及。我集结了大量阿淑尔神的军队。在尼萨努，第一个月，我从我的城市阿淑尔动身，穿过正处洪水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翻山越岭。在我远征的过程中，我建立防御推罗国王巴亚鲁的堡垒，他相信他的朋友、古实国王塔哈尔卡能够摆脱我主阿淑尔神的束缚，所以傲慢无礼地回复我。我切断了他们的食物和水源供应。我将营帐从埃及移到麦鲁哈，共30个军团驻扎在从撒玛利亚地区的阿费克（又译亚弗），到纳哈儿麦西（‘埃及之河’）地区的拉菲亚。”RINAP 4， p.87 （Esarhaddon 34 7′， 15′）.“埃萨尔哈东，强大的国王，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其击败了麦鲁哈之王，……（是）世界之王和亚述之王萨尔贡二世之后裔。”RINAP 4， p.167 （Esarhaddon 84 5）， 168 （Esarhaddon 85 6）， 169 （Esarhaddon 86 3）.“古实，黑色的麦鲁哈人。”RINAP 4， p.89 （Esarhaddon 35 rev. 4′）.这里说得非常明确，麦鲁哈就是古实，而且从埃萨尔哈东的进军路线看，古实就位于埃及南部，古实人是黑人。至此，我们可十分肯定地确定，圣经中的古实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就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创世记》中的古实与后来的古实不是同一地方，很可能与楔形文献中公元前3000纪的麦鲁哈是同一地方，即印度河流域。圣经地理中把它定在两河流域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它离印度河流域要近得多。 圣经传统中的古实在希腊传统中也得到了重要的体现。关于古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本文作者曾在《古希腊作家笔下的埃塞俄比亚人》（《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中有过详细的专文探讨。在希腊文献中，最早描写埃塞俄比亚人的是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中，明确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地方总共有两处。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煥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8页;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23页。对于荷马史诗的中译本，这里主要参考罗念生、王焕生先生的译本，同时也参考陈中梅先生的译本。尽管这两个译本都是从希腊文原文翻译过来的，但文字表述还是有差别，本文根据参考和行文方便而选择相应的译本。在《奥德赛》中，明确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地方有三处。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荷马史诗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诸神的乐园。第二，埃塞俄比亚（人）非常遥远，位于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两极，即“一部分居于日落处，一部分居于日出地”，对于这样遥远的地方，普通的人类是完全不可能到达的。荷马史诗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几乎完全只限于“童话”范围。从荷马的描述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埃塞俄比亚（人）完全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事实上，“从荷马以来的古典作家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人几乎完全不是现代的埃塞俄比亚或生活在今天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高地民族的祖先或前辈。”J. W. Gardner， “Blameless Ethiopians and Others，” 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24， No.2 （Oct. 1977）， pp.185-193.尽管如此，荷马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表述却成为后来希腊罗马作家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的典范。
对于荷马笔下的埃塞俄比亚的位置，荷马本人并没有描述清楚，现代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荷马笔下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埃塞俄比亚人是生活在埃及附近地区的黑人，而那些居住在离太阳落下很近的地方的埃塞俄比亚人则居住在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acles）附近;另一种意见认为，埃塞俄比亚人东支是索马里沿海的黑人，西支则是苏丹的居住者，其土地从尼罗河谷地向西无穷延伸;第三种意见认为，荷马所说的东埃塞俄比亚人靠近红海地区，西埃塞俄比亚人在上尼罗河西部不远的地方。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0， pp.102-103.不管荷马所说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诸神的乐园，诸神经常光顾这里，在这里举行宴会享受。荷马的这种认识，我们称之为“荷马式童话”。
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提到过“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6页，55页。从赫西俄德的神话体系中可以看出，他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看法仍然是对荷马传统的延续。
公元前6—前5世纪的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祈援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把埃塞俄比亚人界定在了非洲。Aeschylus， The Suppliant Maidens，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278-287.（埃斯库罗斯：《祈援女》，《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Aeschylus， Prometheus Bound，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803-816.罗念生：《罗念生全集·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 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这里的译文与罗先生的译文有一定的出入。但埃斯库罗斯的描述，无论其内容还是叙述风格，在一定程度上都仍然是对荷马式童话的翻版，从根本上讲并无实质性变化。
希腊作家对古典时期的埃塞俄比亚（人）记载较为丰富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载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普撒美提科斯一世（Psammetichus I，或普桑姆提克[Psmatik]，公元前664—前610年在位）在埃及掌握政权的情况。据希罗多德记载，普撒美提科斯以前在叙利亚，他是从杀了自己的父亲涅科斯的埃塞俄比亚人撒巴科斯那里逃到叙利亚去的。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9—180页。希罗多德关于普撒美提科斯一世夺取埃及王位的记载具有重要价值，至少它最早记载了与埃塞俄比亚人相接触的希腊人。希罗多德另一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关于波斯帝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征伐。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后就积极准备征服埃塞俄比亚。进攻之前，他派使者以送礼物给埃塞俄比亚国王为借口前往打探虚实，结果波斯使者遭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的轻慢和侮辱，冈比西斯一怒之下不顾一切进行远征，最后损失惨重，无功而返。希罗多德对这次远征的记述留下了较多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信息。如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希罗多德：《历史》，第202页。对埃塞俄比亚人生产生活的描述等。希罗多德：《历史》，第201—205页。他还详细地描述过自己在埃及考察时所了解到的埃塞俄比亚人。希罗多德：《历史》，第121—122页。他的记载虽然很丰富，但希罗多德并没有真正到达埃塞俄比亚人所在的地方，他只是“听说”而已，而且，希罗多德对于埃塞俄比亚（人）的准确位置没有明确交代。由此可见，到波斯帝国时代，甚至埃及人也没有真正掌握埃塞俄比亚（人）的真实情况，因此，从总体上看，希腊人对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仍然还只是在延续着荷马传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观。希罗多德明确提到了两种埃塞俄比亚人及其身体特征，一种是从日出的方向（东方）那一面来的埃塞俄比亚人，另一种是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前者是“直头发的”，而后者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羊毛性的头发”。这种区分虽然对于准确认识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地理位置仍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它却在逐步地逃离荷马式想象，把荷马的埃塞俄比亚（人）想象开始落实到真实的人类社会的位置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希罗多德：《历史》，第201—205页。 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定的认识。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以为自己发现了尼罗河的河源，认为尼罗河要经过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3页。亚历山大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又对比印度河流和埃塞俄比亚及埃及河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5—266页。亚历山大还把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进行了对比，认为 “除埃塞俄比亚人之外，他们（印度人）的皮肤可算是全人类最黑的了。”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63页。“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居民的相貌也差不多。印度南部的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极其相似，黑面孔、黑头发，只是不像埃塞俄比亚人的鼻子那么扁平，头发不那么卷曲。印度北部的人的外貌则极像埃及人。”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5—266页。亚历山大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仍然多有想象成分，但正是從亚历山大时代开始，希腊人开始强调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
尽管希腊传统中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一直延续着“荷马式童话”，不过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和接触并没有中断，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尼禄对埃塞俄比亚的远征，罗马人才真正实现了对埃塞俄比亚（即古实）的现实接触，才把“荷马式童话”乐园落实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接触的专门研究，可参见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虽然希腊罗马传统与圣经传统对埃塞俄比亚的表达风格完全不一样，但它们之间却可以相互补充、印证，从而推动对古实问题的研究，深化对它的理解。
结 语
从表面上看，“古实”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它却是远古时代整个地中海诸文明及其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希伯来文明本身的发展变化，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亚述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碰撞，反映出希腊文明对希伯来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的形塑，以及希伯来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关系。
圣经中无论关于古实作为地名还是作为人名（部族）的记载， 都非常详细。除了《创世记》中的古实与后面的古实不是指同一地方外，其他的“古实（人）”都是指同一地方或部族。尽管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明古实就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但《创世记》之后关于古实的记载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这里。结合犹太人的古代历史与圣经古实记载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与犹太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这也为确定古实（人）就是埃塞俄比亚（人）提供了重要依据。后世学者关于“古实”的叙述与讨论至少已有2 000多年，尽管叙述的方式不一样，讨论细节有差异，但毫无疑问，得出的结论是高度吻合的，即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人）就是埃塞俄比亚（人），这也进一步确认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亚述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研究圣经中的古实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它不仅明确证明了古实就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且对于《创世记》的古实与之后的古实的区分填补了空白。一定程度上说，它为圣经的古实之争画上圆满的句号。希腊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人）认识虽然一直延续着“荷马式童话”，始终未就埃塞俄比亚（人）的准确地理位置作出定位，但它通过罗马人的传承而最终找到了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虽然在希腊传统中从未出现古实这一称号，但它对埃塞俄比亚地理位置的一步步定位，也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佐证。更重要的是，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所形成的文化形象，充分反映出希腊人对它的形塑。
正是由于圣经传统中挪亚的儿子含的后代古实移居非洲，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为其殖民理论寻找依据时，在为欧洲中心论及白种人优越论进行辩护时，“古实”历史被利用而沦为所谓的“含米特理论”的证据。本文的讨论绝不是为任何理论提供证据支持，仅就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考察。这种考察不仅有利于厘清“古实”的真实面目，而且对地中海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李 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编号：18BSS025）;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冯定雄（1972-），男，四川万源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希伯来圣经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本文引用的《圣经》均来自和合本中译本《圣经·旧约》。需特别说明的是，在希伯来原著中神的名称只是4个辅音符号“JHWH”（或YHWH），其读音应是Jahweh或Yahweh，可译作“亚卫”“耶威”“雅巍”“雅赫维”等。犹太人因“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出埃及记》20：7），遇到JHWH时不读Jahweh，而改读Adonai（阿东乃），意思是the Lord，即“主”。公元6—7世纪时，犹太教玛所拉学者创造出希伯来文元音符号，为表明上帝之名读Adonai，便将其3个元音符号e、o、a标注于JHWH之下。后人误将JHWH和e、o、a拼为一体，致使出现“Jehovah”之名。中文译者又据此译名翻译成“耶和华”，现代学者公认“耶和华”是一种误译。本文因行文方便，也直接采用了“耶和华”这一译名，特此说明。
②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1.
③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2.
④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list/220，详解编号：0185—3.
⑤ 本文楔形文献及相关讨论均来自本项目组成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博士，他关于“麦鲁哈”的讨论《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记忆”：从“印度Meluhha”到“东非Meluhha”》，《“文献、考古与古代世界”学术研究会暨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8年年会论文集》，2018年，第285—300页。
[内容摘要] “古实”是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希伯来圣经对作为地名的古实和作为人名（部族）的古实的记载都非常详细。除了《创世记》中的古实外，所有古实（人）都是指同一地方或部族，即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结合犹太人古代历史与圣经中的古实记录进行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与犹太历史是完全吻合的。后世学者关于古实的研究已有2000多年，基本倾向于认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就是埃塞俄比亚。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研究圣经中的古实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它不仅明确证明了古实就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且填补了《创世记》中的古实与此后古实的区分的空白。希腊传统中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也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 古实;埃塞俄比亚;希伯来传统;亚述文献;希腊传统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19-14
“古实”（Cush）是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不少文献都曾提及它。希伯来圣经（以下的圣经均指希伯来圣经）①有30多次提到。根据基督教圣经地理传统，现在得到公认的作为地名的古实指两个地方，一是指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間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地方;②二是指埃及以南的广大地区，即埃塞俄比亚地区，③古实人则通常指埃塞俄比亚人。④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对其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似乎远不如对其进行的神学思考那么深入。对于时间跨度长达近2000年的圣经，其中对古实的记载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它与犹太人的历史到底有何关系，值得进行系统梳理。更重要的是，亚述学中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进一步研究古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不但印证了圣经的准确性，而且能补证它的缺失记载。希腊传统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也与圣经传统和亚述学证据相吻合。本文拟就对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进行梳理，把它与犹太历史相结合进行讨论，并根据新发现的楔形文献的记载及希腊传统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进行补充分析。⑤厘清“古实”的真实面目，对于地中海诸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一、作为地名的古实
圣经第一次提到古实是在神造亚当后，描述伊甸园的环境：“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创世记》2：10—13。《创世记》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末，反映内容的时间是从“最初”到公元前17世纪中期。对于基训河和古实的具体地理位置，这里并没有更多信息。根据圣经成书时间及其所反映的时间范围，紧接着的记载来自《约伯记》：“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约伯记》28：19。《约伯记》反映的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中期到前15世纪前期。不过，这里除了说明古实产红璧玺外，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获得，但红璧玺主要产自非洲、南亚，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提示。
一般认为，《历代志》是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篇章，它对古实的记载可能更具意义：“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历代志下》21：16—17。非利士人是一支重要的“海上民族”关于“海上民族”的介绍，参见袁指挥：《海上民族大迁徙与地中海文明的重建》，《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它在以色列民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色列民族正是在与非利士人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希伯来统一王国的第一位王是扫罗，其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30—前1013年。扫罗正是在与非利士人的斗争中逐步完成其统一大业的，这与“海上民族”在公元前12世纪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大迁徙的时间大致吻合。这也说明，反映公元前12世纪“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对巴勒斯坦入侵的历程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这里提到的古实就是当时的历史存在。如果根据一般认为的《历代志》（上）第9章第44节以后反映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077—前537年的话，那么，甚至可以确定这里的记载就是反映扫罗在世时期的历史。当然，对于古实的确切位置，单从这里的记载是很难确定的，但可以确定它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周边地方。这可能与从伊甸河流出的第二道河（基训）所环绕的古实地不是同一个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确定仍然比较模糊，但可以肯定，到公元前11世纪，古实就在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附近地理范围之内，而且可能与《创世记》的古实不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一点很重要。 后世对圣经的神学解释浩如烟海，但神学解释毕竟不是历史研究。以上的研究都不包括神学的隐喻化解释。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人们已经一致认为圣经中的古实就是位于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种认识不仅延续到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而且它还得到了亚述学的印证，以及希腊传统的佐证。
五、亚述学与希腊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人）”
希伯来文明同亚述文明、希腊文明虽然同为地中海世界的古老文明，但它们却是完全异质的，无论其语言、文字还是文化特征，互相之间都迥然不同。颇具意义的是，圣经传统中的古实问题不仅在亚述学中得到了直接有力的证明，而且在希腊传统中也得到了很重要的体现。与埃塞俄比亚（人）关系更为密切的埃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关系非常复杂，远非一篇论文或论文的一部分能厘清;其二，埃及无论是对作为地名的埃塞俄比亚的认识，还是对作为部族名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都不存在地理方位的争论。
公元前3000纪，在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文献中，十分有规律地记载了三个与两河流域地区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异域地名：狄勒蒙（Dilmun）、马干（Magan）、麦鲁哈（Meluhha）。学术界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讨论与争议，基本达成共识，即早期苏美尔文献中的麦鲁哈位于印度河流域地区，具体为今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古吉拉特邦）以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W.F.Leem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s Revealed by Texts from Southern Mesopotamia，” Studia et Documenta ad Iura Orientis Antiqui Pertinentia， Vol.6， Leiden： E. J. Brill， 1960， p.164. 关于将麦卢哈定位于南阿拉伯，参见Ernst Weidner， “Das Reich Sargons von Akkad，”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16，1952—1953，pp.1-24.此后，到公元前2000纪上半期的很长时期都没有关于麦鲁哈的文献记录，而到公元前14世纪麦鲁哈地名再次出现时，它不再是指印度河流域地区，而是指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当时位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部的小国毕布罗斯的统治者利布哈达（Rib-Hadda）写给其宗主国埃及的书信中7次涉及麦鲁哈，有的书信作者不是用“麦鲁哈”，而是使用“古实”（ka-i）。楔形文献中对麦鲁哈的地理位置的记载与圣经的早期记载是非常吻合的。在圣经中，最早出现对古实的记载是《创世记》，而它所反映的时间范围是从“最初”到公元前17世纪中期，而在《创世记》中第一次出现的古实可能指的是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与亚述学中的公元前3000纪到前2000纪上半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在地理位置的指代上也是比较吻合的。这种吻合不是巧合，因为此后麦鲁哈再次出现时，它已经不是指印度河流域了，而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这与圣经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对古实的记载完全一致，僅用巧合加以解释，实在草率。更为科学的结论是，它们各自的记述不是巧合而是相互印证且相互补充。
此后，“麦鲁哈”地名再次出现在楔形文字文献中是在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11—前612年），在众多的王室铭文中，它不仅与埃及同时出现，在亚述巴尼拔王室铭文中更是明确指出麦鲁哈就是古实（埃塞俄比亚）。如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5—前681年在位）的铭文中记载的麦鲁哈：“他们（我征服地区的总督与贵族）与埃及国王建立同盟，麦鲁哈国王的弓箭、战车和战马等武力数不胜数，他们过来援助。”J. Novotny and J. Jeffers，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 Aur-etel-ilāni， and Sn-arra-ikun， RINAP 3/1， pp.64 （Sennacherib 4 43）， 96 （Sennacherib 15 iii 15′）， 115 （Sennacherib 16 iii 47）， 132 （Sennacherib 17 iii 12）， 166 （Sennacherib 21 i′ 4′）， 176 （Sennacherib 22 ii 80）， 193 （Sennacherib 23 ii 75）. RINAP 3/2， pp.80 （Sennacherib 46 23）， 184 （Sennacherib 140 rev. 7）， 189 （Sennacherib 142 obv. 13′）， 238-239 （Sennacherib 165 iii 30）.“在紧张的战役中，我俘虏了埃及的战车兵及王子，连同麦鲁哈国王的战车兵。”RINAP 3/1， pp.65 （Sennacherib 4 45）， 96 （Sennacherib 15 iii 24′）， 115 （Sennacherib 16 iii 57）， 132 （Sennacherib 17 iii 19）， 150 （Sennacherib 18 ii 2）， 176 （Sennacherib 22 iii 4）， 193 （Sennacherib 23 iii 4）， 218 （Sennacherib 32 ii′ 3′）. RINAP 3/2， pp.80 （Sennacherib 46 24-25）， 184 （Sennacherib 140 rev. 9）， 189 （Sennacherib 142 obv. 16′）.从时间范围看，“麦鲁哈”名称的出现与圣经中古实的第二次出现（前11世纪末）是高度吻合的。
更有力、更直接的证明是，在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1—前669年在位）的铭文中，不仅清清楚楚地写着“它们（麦鲁哈和马干）在本地被称为古实和埃及”，而且记录的古实国王塔哈尔卡的名字都与《列王纪下》和《以赛亚书》中记载的名字（特哈加）是相同的，它反映的历史事件也与前文叙述的事件完全吻合。埃萨尔哈东的铭文说：“在我的第十次远征中，阿淑尔神指引我进军麦鲁哈和马干，它们在本地被称为古实和埃及。我集结了大量阿淑尔神的军队。在尼萨努，第一个月，我从我的城市阿淑尔动身，穿过正处洪水期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翻山越岭。在我远征的过程中，我建立防御推罗国王巴亚鲁的堡垒，他相信他的朋友、古实国王塔哈尔卡能够摆脱我主阿淑尔神的束缚，所以傲慢无礼地回复我。我切断了他们的食物和水源供应。我将营帐从埃及移到麦鲁哈，共30个军团驻扎在从撒玛利亚地区的阿费克（又译亚弗），到纳哈儿麦西（‘埃及之河’）地区的拉菲亚。”RINAP 4， p.87 （Esarhaddon 34 7′， 15′）.“埃萨尔哈东，强大的国王，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其击败了麦鲁哈之王，……（是）世界之王和亚述之王萨尔贡二世之后裔。”RINAP 4， p.167 （Esarhaddon 84 5）， 168 （Esarhaddon 85 6）， 169 （Esarhaddon 86 3）.“古实，黑色的麦鲁哈人。”RINAP 4， p.89 （Esarhaddon 35 rev. 4′）.这里说得非常明确，麦鲁哈就是古实，而且从埃萨尔哈东的进军路线看，古实就位于埃及南部，古实人是黑人。至此，我们可十分肯定地确定，圣经中的古实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就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创世记》中的古实与后来的古实不是同一地方，很可能与楔形文献中公元前3000纪的麦鲁哈是同一地方，即印度河流域。圣经地理中把它定在两河流域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它离印度河流域要近得多。 圣经传统中的古实在希腊传统中也得到了重要的体现。关于古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本文作者曾在《古希腊作家笔下的埃塞俄比亚人》（《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中有过详细的专文探讨。在希腊文献中，最早描写埃塞俄比亚人的是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中，明确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地方总共有两处。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煥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8页;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23页。对于荷马史诗的中译本，这里主要参考罗念生、王焕生先生的译本，同时也参考陈中梅先生的译本。尽管这两个译本都是从希腊文原文翻译过来的，但文字表述还是有差别，本文根据参考和行文方便而选择相应的译本。在《奥德赛》中，明确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地方有三处。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荷马史诗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诸神的乐园。第二，埃塞俄比亚（人）非常遥远，位于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两极，即“一部分居于日落处，一部分居于日出地”，对于这样遥远的地方，普通的人类是完全不可能到达的。荷马史诗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几乎完全只限于“童话”范围。从荷马的描述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埃塞俄比亚（人）完全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事实上，“从荷马以来的古典作家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人几乎完全不是现代的埃塞俄比亚或生活在今天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高地民族的祖先或前辈。”J. W. Gardner， “Blameless Ethiopians and Others，” 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24， No.2 （Oct. 1977）， pp.185-193.尽管如此，荷马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表述却成为后来希腊罗马作家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的典范。
对于荷马笔下的埃塞俄比亚的位置，荷马本人并没有描述清楚，现代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荷马笔下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埃塞俄比亚人是生活在埃及附近地区的黑人，而那些居住在离太阳落下很近的地方的埃塞俄比亚人则居住在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acles）附近;另一种意见认为，埃塞俄比亚人东支是索马里沿海的黑人，西支则是苏丹的居住者，其土地从尼罗河谷地向西无穷延伸;第三种意见认为，荷马所说的东埃塞俄比亚人靠近红海地区，西埃塞俄比亚人在上尼罗河西部不远的地方。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0， pp.102-103.不管荷马所说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希腊诸神的乐园，诸神经常光顾这里，在这里举行宴会享受。荷马的这种认识，我们称之为“荷马式童话”。
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提到过“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6页，55页。从赫西俄德的神话体系中可以看出，他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看法仍然是对荷马传统的延续。
公元前6—前5世纪的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在《祈援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把埃塞俄比亚人界定在了非洲。Aeschylus， The Suppliant Maidens，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278-287.（埃斯库罗斯：《祈援女》，《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Aeschylus， Prometheus Bound，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 eds.，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803-816.罗念生：《罗念生全集·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 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这里的译文与罗先生的译文有一定的出入。但埃斯库罗斯的描述，无论其内容还是叙述风格，在一定程度上都仍然是对荷马式童话的翻版，从根本上讲并无实质性变化。
希腊作家对古典时期的埃塞俄比亚（人）记载较为丰富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载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普撒美提科斯一世（Psammetichus I，或普桑姆提克[Psmatik]，公元前664—前610年在位）在埃及掌握政权的情况。据希罗多德记载，普撒美提科斯以前在叙利亚，他是从杀了自己的父亲涅科斯的埃塞俄比亚人撒巴科斯那里逃到叙利亚去的。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9—180页。希罗多德关于普撒美提科斯一世夺取埃及王位的记载具有重要价值，至少它最早记载了与埃塞俄比亚人相接触的希腊人。希罗多德另一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关于波斯帝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征伐。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后就积极准备征服埃塞俄比亚。进攻之前，他派使者以送礼物给埃塞俄比亚国王为借口前往打探虚实，结果波斯使者遭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的轻慢和侮辱，冈比西斯一怒之下不顾一切进行远征，最后损失惨重，无功而返。希罗多德对这次远征的记述留下了较多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信息。如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希罗多德：《历史》，第202页。对埃塞俄比亚人生产生活的描述等。希罗多德：《历史》，第201—205页。他还详细地描述过自己在埃及考察时所了解到的埃塞俄比亚人。希罗多德：《历史》，第121—122页。他的记载虽然很丰富，但希罗多德并没有真正到达埃塞俄比亚人所在的地方，他只是“听说”而已，而且，希罗多德对于埃塞俄比亚（人）的准确位置没有明确交代。由此可见，到波斯帝国时代，甚至埃及人也没有真正掌握埃塞俄比亚（人）的真实情况，因此，从总体上看，希腊人对于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仍然还只是在延续着荷马传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观。希罗多德明确提到了两种埃塞俄比亚人及其身体特征，一种是从日出的方向（东方）那一面来的埃塞俄比亚人，另一种是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前者是“直头发的”，而后者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羊毛性的头发”。这种区分虽然对于准确认识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地理位置仍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它却在逐步地逃离荷马式想象，把荷马的埃塞俄比亚（人）想象开始落实到真实的人类社会的位置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希罗多德：《历史》，第201—205页。 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定的认识。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以为自己发现了尼罗河的河源，认为尼罗河要经过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3页。亚历山大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又对比印度河流和埃塞俄比亚及埃及河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5—266页。亚历山大还把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进行了对比，认为 “除埃塞俄比亚人之外，他们（印度人）的皮肤可算是全人类最黑的了。”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63页。“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居民的相貌也差不多。印度南部的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极其相似，黑面孔、黑头发，只是不像埃塞俄比亚人的鼻子那么扁平，头发不那么卷曲。印度北部的人的外貌则极像埃及人。”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5—266页。亚历山大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仍然多有想象成分，但正是從亚历山大时代开始，希腊人开始强调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
尽管希腊传统中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一直延续着“荷马式童话”，不过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和接触并没有中断，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尼禄对埃塞俄比亚的远征，罗马人才真正实现了对埃塞俄比亚（即古实）的现实接触，才把“荷马式童话”乐园落实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接触的专门研究，可参见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虽然希腊罗马传统与圣经传统对埃塞俄比亚的表达风格完全不一样，但它们之间却可以相互补充、印证，从而推动对古实问题的研究，深化对它的理解。
结 语
从表面上看，“古实”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它却是远古时代整个地中海诸文明及其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希伯来文明本身的发展变化，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亚述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碰撞，反映出希腊文明对希伯来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的形塑，以及希伯来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关系。
圣经中无论关于古实作为地名还是作为人名（部族）的记载， 都非常详细。除了《创世记》中的古实与后面的古实不是指同一地方外，其他的“古实（人）”都是指同一地方或部族。尽管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明古实就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但《创世记》之后关于古实的记载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这里。结合犹太人的古代历史与圣经古实记载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圣经中关于古实的记载与犹太历史是完全吻合的，这也为确定古实（人）就是埃塞俄比亚（人）提供了重要依据。后世学者关于“古实”的叙述与讨论至少已有2 000多年，尽管叙述的方式不一样，讨论细节有差异，但毫无疑问，得出的结论是高度吻合的，即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人）就是埃塞俄比亚（人），这也进一步确认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亚述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发现的楔形文献为研究圣经中的古实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它不仅明确证明了古实就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而且对于《创世记》的古实与之后的古实的区分填补了空白。一定程度上说，它为圣经的古实之争画上圆满的句号。希腊传统中的埃塞俄比亚（人）认识虽然一直延续着“荷马式童话”，始终未就埃塞俄比亚（人）的准确地理位置作出定位，但它通过罗马人的传承而最终找到了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虽然在希腊传统中从未出现古实这一称号，但它对埃塞俄比亚地理位置的一步步定位，也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佐证。更重要的是，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认识所形成的文化形象，充分反映出希腊人对它的形塑。
正是由于圣经传统中挪亚的儿子含的后代古实移居非洲，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为其殖民理论寻找依据时，在为欧洲中心论及白种人优越论进行辩护时，“古实”历史被利用而沦为所谓的“含米特理论”的证据。本文的讨论绝不是为任何理论提供证据支持，仅就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考察。这种考察不仅有利于厘清“古实”的真实面目，而且对地中海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