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即1979级考生。参加高考时，我已经在农村务农十一年。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插队期间，本就不多的当兵、选调、工农兵大学生等能离开田垄沟的机会都与我无缘。原本十一个人的知青点在五六年里陆续走了一半人，到了第十个年头，知青老屋里只剩下我一人。这时，选调我进工厂的通知来了——县办集体企业招工。我谢绝了这迟到的“选调”，因为这是无“选”之“调”，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让我看到了读书的希望。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读书是家里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下乡时，我的随身行李是一只柳条箱，然后又自己打制了一个带锁的木箱，并把这个木箱漆成天蓝色。这只木箱里装的都是我从家里陆续带到农村的书籍，那些年，我慢慢地咀嚼着箱子里的“营养”，它为我带来了犹如箱子颜色般的纯净天空。虽然几次在知青中挑选“工农兵学员”都没把目光投向我，但我没有放弃读书。
　　 数年的积累，终于迎来了尊重知识的春天。1977年10月，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当时各大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并透露1977年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进行。我插队的地方在边陲山沟里，消息十分闭塞，而当时又恰逢我身在深山林区，对恢复高考一无所知，于是与1977年的高考擦肩而过。听说当年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了高考，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二十七万人。虽然录取率僅有5%，但它却激励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了久违的书本。
　　 1977年高考结束半年后，面向全国的高考又将于1978年7月拉开帷幕。正当我和一同插队的哥哥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地准备报名的时候，被当地招生办的“土政策”告知：“你们哥俩儿不能同时参加高考，只许一人报名。”我和哥哥都已插队十年，按当时的报考要求，哥哥的年龄正处于底线，转年将失去参加考试的资格。只能我放弃报名，来年再参加。当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人数四十万两千人，录取率7%。
　　 很有美术天赋的哥哥因为年龄的原因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最后被天津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录取。留在农村的我，每天劳动之余孤身在油灯下复习。1979年是我参加高考的最后机会，因为以后将不再扩招往届毕业生，包括知青。
　　 正当我报名的时候，旗（县）知青办来了通知：凡是没有选调的知青都可以回城了。不知为何，接到这个通知后，我竟高兴不起来，因为回城后面临的是待业。为了能顺利参加高考，我抓紧一切时间办理回城手续，连同将高考报名地点转回天津。1979年6月30日回城后，我脚踢后脑勺地忙完了一切，紧接着一周后的7月7日，我又胸有成竹地走进了考场。英语我没学过，当年只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学我也只有初二水平，对最后的成绩并不抱希望;好在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取得了八十分以上的成绩，其中历史、地理已冲过九十分的分数线。后来得知，我的成绩如果放在内蒙古考区肯定夺魁，即使在天津也是名列前茅。
　　 成绩下来以后，填报志愿时我犯了难：心仪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天津不招生;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的摄影专业有年龄要求，我不符合;只有新闻编采专业在天津招生一名。于是我不再纠结，带着对今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美好愿景填下了志愿。9月4日，我把从农村带回来的行李背到了北广，从此开始了大学生活。后来查档得知，当年全国有四百六十八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5.9%。
　　 当我这个大龄考生坐在久违的教室里时才得知，我和班里同学的年龄最大差距是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