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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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即1979级考生。参加高考时,我已经在农村务农十一年。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插队期间,本就不多的当兵、选调、工农兵大学生等能离开田垄沟的机会都与我无缘。原本十一个人的知青点在五六年里陆续走了一半人,到了第十个年头,知青老屋里只剩下我一人。这时,选调我进工厂的通知来了——县办集体企业招工。我谢绝了这迟到的“选调”,因为这是无“选”之“调”,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让我看到了读书的希望。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读书是家里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下乡时,我的随身行李是一只柳条箱,然后又自己打制了一个带锁的木箱,并把这个木箱漆成天蓝色。这只木箱里装的都是我从家里陆续带到农村的书籍,那些年,我慢慢地咀嚼着箱子里的“营养”,它为我带来了犹如箱子颜色般的纯净天空。虽然几次在知青中挑选“工农兵学员”都没把目光投向我,但我没有放弃读书。
   数年的积累,终于迎来了尊重知识的春天。1977年10月,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当时各大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并透露1977年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进行。我插队的地方在边陲山沟里,消息十分闭塞,而当时又恰逢我身在深山林区,对恢复高考一无所知,于是与1977年的高考擦肩而过。听说当年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了高考,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二十七万人。虽然录取率僅有5%,但它却激励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了久违的书本。
   1977年高考结束半年后,面向全国的高考又将于1978年7月拉开帷幕。正当我和一同插队的哥哥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地准备报名的时候,被当地招生办的“土政策”告知:“你们哥俩儿不能同时参加高考,只许一人报名。”我和哥哥都已插队十年,按当时的报考要求,哥哥的年龄正处于底线,转年将失去参加考试的资格。只能我放弃报名,来年再参加。当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人数四十万两千人,录取率7%。
   很有美术天赋的哥哥因为年龄的原因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最后被天津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录取。留在农村的我,每天劳动之余孤身在油灯下复习。1979年是我参加高考的最后机会,因为以后将不再扩招往届毕业生,包括知青。
   正当我报名的时候,旗(县)知青办来了通知:凡是没有选调的知青都可以回城了。不知为何,接到这个通知后,我竟高兴不起来,因为回城后面临的是待业。为了能顺利参加高考,我抓紧一切时间办理回城手续,连同将高考报名地点转回天津。1979年6月30日回城后,我脚踢后脑勺地忙完了一切,紧接着一周后的7月7日,我又胸有成竹地走进了考场。英语我没学过,当年只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学我也只有初二水平,对最后的成绩并不抱希望;好在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取得了八十分以上的成绩,其中历史、地理已冲过九十分的分数线。后来得知,我的成绩如果放在内蒙古考区肯定夺魁,即使在天津也是名列前茅。
   成绩下来以后,填报志愿时我犯了难:心仪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天津不招生;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的摄影专业有年龄要求,我不符合;只有新闻编采专业在天津招生一名。于是我不再纠结,带着对今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美好愿景填下了志愿。9月4日,我把从农村带回来的行李背到了北广,从此开始了大学生活。后来查档得知,当年全国有四百六十八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二十八万人,录取率5.9%。
   当我这个大龄考生坐在久违的教室里时才得知,我和班里同学的年龄最大差距是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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