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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在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根据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53年的2615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11883万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8.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谁来为中国养老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
老年保障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养老不仅仅影响当下的老人，而且还影响到今后几代人的退休生活。所以中国近来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刺激经济，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比如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同样的目的。与此同时，新公布的二孩政策旨在减轻缓解老龄化问题，以及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奏效，还是一个问题。
1990年-2009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由零上升至35%。这种高速攀升使人瞠目结舌，因为国际经验表明老年人通常不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相比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美国老年人的储蓄率在同一时期几乎下降了20%。
这是老年人应对老年保障不确定的一个手段，其信号是，家庭和国家养老都不可靠，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我认为老年保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但对于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员来说，中国独特的发展途径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比较艰难。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代际之间的扶持，并且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要负责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这种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不可持续。其次，社会保障不是退休之后收入的可靠来源，老少比升高使得现行的统收统支账户也不可持续。第三，过去20年来，医疗费用翻了4倍，这对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成本剧烈上升，但与此同时养老的收入却没有同步提高。最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产生了隔代相传的收入不均，不仅收入在老年人群体里分布不均，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会代际固化。如此一来，在一个没有对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会里，老年人自己积聚财富的动力变得非常强烈，这也是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高速攀升的原因。
现在，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传统家庭保险形式的逐步消亡，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一胎制”政策，使得老年人无法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散养老成本。过去，退休之后生活来源约有一半来自于儿女， 而对接近退休的城市人口（45岁-60岁）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预期其大部分收入将来自儿女。根据城市户口调查，有五个到六个孩子的父母约有70%的收入来自于儿女。但是，只有一个至两个孩子的父母，只有10%的收入是从儿女那里得到的。子女越多的家庭，父母可以依靠儿女获得住宿的现象越多。在城市里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儿女不再是老年人可靠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养老金制度也不可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少数人，大部分人依旧在养老体系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城市和农村全部劳动力中只有31%的人员有资格享受某种形式的公共保障。农村中只有11%的人口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许多人名义上有一个社保账户，但实际并没有钱。
事实上中国的老年人可能所存无几，无法保证他们的未来购买力，而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恐怕也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的应对措施是积聚更多的财力。但是在银行存款得不到较高的实际回报的情况下，同时又缺少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中国消费者手上的储蓄除了投入于跌宕起伏的股市和房市外，别无其他投资出路。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在上升，老人们的钱会更不值钱，因此保护他们的购买力变得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旨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不管是通过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是直接的财政政策，都不可能见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年人高储蓄低购买力，是中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又被重要的政策选择和持续的社会常态所塑造。
比如老年人预期寿命增加同样带来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85年的68.9岁上升到2010年的75.2岁。但与此同时，医疗费用在这些年里翻了4倍。1995年-2002年，65岁以上人的医疗自费支出上涨了22%。可以说是为了防老，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毫无疑问，自付医疗费用的上涨，极大增加了养老的成本。这对老年人本来就弱的购买力而言，实在是雪上加霜。
另外，代际不均等现象也很突出。200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收入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7倍。更大程度的不均等增加了价格的压力，进一步侵蚀了老年人的购买力。
因此，社会保障的改革迫在眉睫。但由于社会老龄化，加上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尽管政府制定了一个2020年达到全民覆盖的目标，但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是有争议的。核心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要全面覆盖养老，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围绕“国企分红”充入养老金以及关于养老金入市投资等，都没有共识。最近宣布的二孩政策， 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舒缓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但放松独生子女政策，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增加出生率的目标，存在疑问。
第一，以多生子女为养老的传统手段，与当下增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加强社会保障而使家庭失去了多生孩子的动力，减少了需要孩子的数量。第二，生育率政策的时效性可能会比想象得长。到目前为止，“全面生育二胎”政策还没有正式落实，而要等到各个地方政府出台实施细则，更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富裕，生育率将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增加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所致。所以，放松生育率的政策对于养老金规划的改革来说，不一定是可靠的缓冲。
我相信老年人生活不安全感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在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巨大不均，以及物价攀升的趋势，增加了老年人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压力。对于他们储蓄的购买力和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老年人的负面预期都在增长。人们也在活得更长，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这对于经济有着重要的后果。因此，只要老年人的担忧不解除，消费对刺激政策就可能无动于衷。对于老年人不能提供保障的国家必然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也会使得在职人员人心不稳。是以，宏观政策必须重视养老问题，不能让老年人老无所依。
作者为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助理教授
老年保障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养老不仅仅影响当下的老人，而且还影响到今后几代人的退休生活。所以中国近来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刺激经济，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比如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同样的目的。与此同时，新公布的二孩政策旨在减轻缓解老龄化问题，以及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奏效，还是一个问题。
1990年-2009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由零上升至35%。这种高速攀升使人瞠目结舌，因为国际经验表明老年人通常不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相比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美国老年人的储蓄率在同一时期几乎下降了20%。
这是老年人应对老年保障不确定的一个手段，其信号是，家庭和国家养老都不可靠，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我认为老年保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但对于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员来说，中国独特的发展途径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比较艰难。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代际之间的扶持，并且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要负责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这种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不可持续。其次，社会保障不是退休之后收入的可靠来源，老少比升高使得现行的统收统支账户也不可持续。第三，过去20年来，医疗费用翻了4倍，这对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成本剧烈上升，但与此同时养老的收入却没有同步提高。最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产生了隔代相传的收入不均，不仅收入在老年人群体里分布不均，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会代际固化。如此一来，在一个没有对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会里，老年人自己积聚财富的动力变得非常强烈，这也是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老年人的储蓄率高速攀升的原因。
现在，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传统家庭保险形式的逐步消亡，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一胎制”政策，使得老年人无法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散养老成本。过去，退休之后生活来源约有一半来自于儿女， 而对接近退休的城市人口（45岁-60岁）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预期其大部分收入将来自儿女。根据城市户口调查，有五个到六个孩子的父母约有70%的收入来自于儿女。但是，只有一个至两个孩子的父母，只有10%的收入是从儿女那里得到的。子女越多的家庭，父母可以依靠儿女获得住宿的现象越多。在城市里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儿女不再是老年人可靠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养老金制度也不可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少数人，大部分人依旧在养老体系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城市和农村全部劳动力中只有31%的人员有资格享受某种形式的公共保障。农村中只有11%的人口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许多人名义上有一个社保账户，但实际并没有钱。
事实上中国的老年人可能所存无几，无法保证他们的未来购买力，而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恐怕也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因此，他们的应对措施是积聚更多的财力。但是在银行存款得不到较高的实际回报的情况下，同时又缺少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中国消费者手上的储蓄除了投入于跌宕起伏的股市和房市外，别无其他投资出路。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在上升，老人们的钱会更不值钱，因此保护他们的购买力变得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旨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不管是通过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是直接的财政政策，都不可能见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年人高储蓄低购买力，是中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又被重要的政策选择和持续的社会常态所塑造。
比如老年人预期寿命增加同样带来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85年的68.9岁上升到2010年的75.2岁。但与此同时，医疗费用在这些年里翻了4倍。1995年-2002年，65岁以上人的医疗自费支出上涨了22%。可以说是为了防老，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毫无疑问，自付医疗费用的上涨，极大增加了养老的成本。这对老年人本来就弱的购买力而言，实在是雪上加霜。
另外，代际不均等现象也很突出。200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收入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人的7倍。更大程度的不均等增加了价格的压力，进一步侵蚀了老年人的购买力。
因此，社会保障的改革迫在眉睫。但由于社会老龄化，加上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尽管政府制定了一个2020年达到全民覆盖的目标，但充实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是有争议的。核心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要全面覆盖养老，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围绕“国企分红”充入养老金以及关于养老金入市投资等，都没有共识。最近宣布的二孩政策， 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舒缓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但放松独生子女政策，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增加出生率的目标，存在疑问。
第一，以多生子女为养老的传统手段，与当下增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加强社会保障而使家庭失去了多生孩子的动力，减少了需要孩子的数量。第二，生育率政策的时效性可能会比想象得长。到目前为止，“全面生育二胎”政策还没有正式落实，而要等到各个地方政府出台实施细则，更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富裕，生育率将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增加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所致。所以，放松生育率的政策对于养老金规划的改革来说，不一定是可靠的缓冲。
我相信老年人生活不安全感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在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巨大不均，以及物价攀升的趋势，增加了老年人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压力。对于他们储蓄的购买力和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老年人的负面预期都在增长。人们也在活得更长，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这对于经济有着重要的后果。因此，只要老年人的担忧不解除，消费对刺激政策就可能无动于衷。对于老年人不能提供保障的国家必然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也会使得在职人员人心不稳。是以，宏观政策必须重视养老问题，不能让老年人老无所依。
作者为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