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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诗人黄葵从诗歌的边缘地带，驱动诗歌的犁铧，走向了遥远；而那远方同真理一道诞生，是用葡萄藤编织思想的堡垒，它让人类找到了居所那博大的中心。从边缘走向遥远，诗人一路绽放思绪的花朵，把忧伤与乡愁、抽思与历史、日常生活与诗性抒写舞蹈成诗歌的舞蹈。
关键词：黄葵；历史意识；乡愁；抽思中图分类号：1227
文献标识码：A
乍一看，“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室经理”与“青年诗人”的称谓放在一起总有些不协调。2004年，中国民航出版社一次性出版了安徽安庆籍诗人黄葵《曙光妖娆》系列诗集六册(包括《安庆的棉花》、《民歌的中国》、《他乡的都市》、《夏娃的玫瑰》、《黄葵的卷尺》、《唐宋的才子》)，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好几个诗集出版，但黄葵的名字此前并未在诗界响亮起来。黄葵并非一心一意要做诗人，可他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室经理”的身份让人多少不免心犯嘀咕：当诗歌一旦与商业或政治有些关联，诗歌的纯洁性就要受怀疑，这是多年来读者群中一个见怪不怪的反映。其实也难怪，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中的艺术，它更要求一种情绪的纯粹性和语言的纯粹性，而排斥小说的故事性和散文的完整性。纯粹性并不是简单化，它更强调的是一种中国古典诗歌所呈现的自身具足和自我完成。似乎商业、政治等因素必然与诗格格不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不必说商业、政治题材可以入诗，因为题材决定论早已是文学创作的陈腔滥调的遗迹了，题材岂有高下、正反之分?单是说语言，人们也似乎以为在日常语言之外存在着一种诗所特有的专门的诗歌语言，而这早已为巴赫金所斥为谬见，他认为在我们的语言之外不可能存在着一种诗的专用语言。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与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身并不是同一回事，这亦无需赘述。更何况诗绝非某阶层的专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是诗人，挖掘那份诗人的潜能则因人而异。当诗歌从文学中心滑向边缘，失落的也许不只是诗歌，诗人如何保持一份自在的心态，在诗歌艰难的外在生存环境中如何突进诗歌内部，坚持诗性的自我完成，则显得尤为可贵。这种坚持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多向度可能性的打开。青年诗人黄葵正是从诗歌的边缘地带，驱动诗歌的犁铧，走向遥远，而那远方“同真理一道诞生”、“是用葡萄藤编织思想的堡垒”，它“让人类找到了居所那博大的中心”(《哦，远方》)。从边缘走向遥远，诗人一路绽放思绪的花朵，把忧伤与乡愁、抽思与历史、日常生活与诗性抒写舞蹈成诗歌的舞蹈。
“弯月纺织灰色的忧伤”
面对历史、现在和未来，如何在三者之间打通关捩，承继过去，启向未来，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诗人的历史意识，往往在其作品中□亮并不断丰富。《巴尔干》系列独节短诗对人性、战争、生命和存在的思考与焦虑，都充满着鲜明深厚的历史意识。“高山夷为平地／石粉走不出石头的家族／历史被战机的双翼划伤”，这里，除了对战争毁灭性的破坏的厌恶，更难得的是一份理性的清醒：石粉走不出石头的家族。明白如话，诗意却大大溢出语词，颇有古典诗词“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的绝妙。“弹片躺在土地上／小草给它绿意／鲜花给它芳香”，把“弹片”与充满“绿意”、“芳香”的“小草”和“鲜花”并置，三个意象的内蕴反差给人的不仅是强烈的视觉冲击，其间张力更是对心灵的巨大震撼；不论这“弹片”是美国“人道主义的弹头”的欲望化展览，还是塞族人气节的“预警”，生命与戕害生命对立意象的并置，总是那样触目惊心!诗人不置一情感价值评判的字眼，而其隐含的情感价值评判俱现，诗的旨意也更充盈，真可谓古人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例子在黄葵的诗中不胜枚举，没有故作深沉的艰言晦语，没有板起面孔训人的说教，完全是几个意象的自身具足、诗意自现。这也可说是黄葵诗歌中短诗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自然得力于传统古典诗学的熏染。比如我们的美学宗师老子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则警醒“封始则道亡”，强调未“封”(分析)前的境界，而司空图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也认为诗应“不涉理路”。著名学者叶维廉在谈及意象的自身具足时说：“一个好的自身具足的意象，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一首自给自足的诗。它之所以是自给自足，因为它是承载着情境的力量。”黄葵短诗所载的“情境”，最重要的便是面对历史、战争、生存等流露出的那份“弯月似的忧伤”。
在《与唐诗宋词对话和共饮》、《宋词的断肠》、《大唐才子》等组诗中，诗人以唐宋诗词上的名家为诗题，以其名诗名句点染成诗，诗与诗人浑融一体，皆成短小精悍之构。如写苏东坡：“生活在一首词里／上半生在上阕／下半生在下阕／／上阕是上弦月／下阕是下弦月／梦一辈子都没有圆过”(《苏轼》)，俏皮中透出感慨和忧伤；写李幼安：“寻寻觅觅／在物是人非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蚱蜢舟／／却荡不走比黄花还瘦的西风／也唤不来旧时相识的雁只／更载不动细雨织就的愁字”(《李清照》)，这也绝非原来名诗的现代翻版。这些组诗自然有些不及原著的含蓄隽永，但诗人把一个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表达以诗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同时完成的是诗人必需的价值观念和历史意识。艾略特1917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历史意识这样说道：“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诗人黄葵的诗显出了难得的不同。
“无法抵达的蛙鸣”
在城市边缘眺望乡土是黄葵诗歌呈现的另一特色。也许一个人对故乡的眷恋是与生俱来的，不管是现实层面与故乡的接触，还是精神层面对故乡的遥望，而前者的耳濡目染更是后者得以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当社会生活的急剧发展和变化进一步搅乱了往常的平静甚至破坏了旧有的习惯和秩序，身处都市的漩涡其实并非拥有中心，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的边缘性时，人对故土的思念与遥盼即所谓乡愁也便滋生蔓延。像大多数诗人一样，黄葵也以诗解愁，把浓浓的乡思乡情化成诗句诗意，把乡村经验化成诗性抒写。乡愁乡思如“春天就在安庆大地纷纷发芽”，“待到梅子黄了／安庆人就把满篮的猪草／切成了黄梅调”(《黄梅戏》)。诗人没有对于故土的难以指认的苦苦追问，而是把自己的乡土情结直指出生地安庆，让“米粒”，让“拾穗者”，让“逆光劳作的父辈”在诗中鲜活起来。诗人这样写拾穗者：“你把腰弯下去／一把天然的镰刀／把秋天重新翻割一次／你不得不这样做／／偶尔也站在田畈里／你把自己站成了／秋天不忍收割的／一株沉重的稻穗”(《拾穗者》)。“弯下”的“腰”与“天然的镰刀”，“站在田畈里”的拾穗者与“一株沉重的稻穗”，意象的叠指(类似意象)与悖离(收获者与收获物)，增添了诗句间的张力和间离效果，同时意蕴纷呈。稍嫌遗感的是，笔者以为“你不得不这样做”一句纯属多余的说明性语句，甚至差一点毁了这两节诗，因为这种叙述性的插入语会直接破坏诗的和谐。如果说乡村经验的诗性抒写是较 多在乡村长大的诗人的共有特征的话，黄葵诗歌对乡土的遥望却有自己不同的地方。
首先，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抒写中，诗人并没有做简单化的抑此扬彼。“苦涩的／是拉开故土炊烟的距离／是久违了的／那条绞心的狗吠／是工业都市／无法抵达的一只蛙鸣／是一匝狗尾巴草／在母亲的背篓里／最简朴最夜色的叙述”(《月夜，无法抵达的蛙鸣》)。工业都市文明常常在许多诗人笔下颇受指责，可黄葵倒似乎更真诚地面对了这种城乡的差别，“从稻禾的坚守，从黄梅戏的包围”中“冲了出来”(《蛰居》)，尽管身在“城市边缘地带”，还是“学会了／朝每一块水泥地板迈出双腿”，获得自己的“独行方式”(《在城市边缘地带》)。当然，这种面对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毕竟，诗人还是流露了一份抹之不去的无奈；毕竟，有些东西工业都市无法抵达，诗人只能像月亮一样“明亮在自己的深处”(《月亮，用蚱蜢舟作半径》)。
在对乡土的遥望中，诗人还有一组总题为《清明的怀念》的组诗，对爷爷、奶奶、大妹夫的怀念写得质朴清新而又满溢出不经意的忧伤。
“思维被切割的横断面”
也许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常常对生活熟视无睹，既没有投入的热情，又对之缺乏必要的关照。黄葵是一位对生活很投入的诗人，他既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观照和打量，又能将生活中与之相遇的每一个“事件”(这“事件”有时只是一个偶尔的心灵的片段)做一种抽思，尽管不成完整的锦匹，却也亮光闪烁。《码头临时搬运工》与《人力车夫》就是这样的佳作。前者写码头临时搬运工“简单而又透明”的经历，“卸下来一座城市／又把一座城市拆零搬走”，以码头为“集结生命的仓库”。然而，“当一座城市不再需要装卸二字时／临时工只好被当作压仓的石头运走”。这里，“装卸”货物的临时工石头般被“装卸”，命运的无奈在貌似客观化叙述的语调中完成得悄无声息。后者写人力车夫用“双脚找到了一个家的支点／三个轮子找到了半截光滑的路面”。“下岗和失业”者在“冲出另一种生活的起点”之前“第一次骑车”“总要原地打转”，“要围绕着生命转几圈”，这不仅是对生活的深切体验，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的横断面”(《哦，远方》)。“他多想骑走车子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桶长翅膀的石油”，结尾更是对全诗的升华，一种急转的突兀透出的是无奈、忧伤与希望。
黄葵诗中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抒写，对日常琐事的呈现，打量日常的同时又似乎少了一点亮色，这也许应归咎于现代都市生活本身的沉重面。组诗《菜市场里的事》俏皮中的无奈、戏谑中的沉重给人印象极深。诗人基本运用的是日常口语，把这种俏皮的沉重感还原在生活琐事中。不管这是诗人的一种策略，还是不经意的偶成，需要注意的是诗意的呈现，笔者以为诗人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相反的，在其它方面诗人的这种抽思能力却有着出色的表现。长诗《哦，远方》一连串奇特的暗喻式语言组合，把“远方”驰骋在思维的疆场，大气宏博，让“远方”不断地“照亮”和被“照亮”，仿佛一个玲珑剔透的思想的水晶被切割成的无数个横断面。组诗《雷》同样展现了一种思想的“闪电”，“给想象一个庞大的居所”，思维的截面次第盛开了思想的花朵。
“一行行飞翔的韵脚”
其实，读黄葵的诗你很容易注意到他在诗歌形式方面的多方探索。诗人写下的大量组诗，首先让你相信黄葵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思绪飞扬的人。一般说来，组诗不仅仅是同类主题或题材的丰富和完整，它更显示出诗人情绪的满盈和厚丰。组诗《以七种方式步人蓝天》在选题上与诗人从事的航空事业相关，诗意与经验的叠合，再加上水到渠成的抽思，诗味与思意跃然而出：“我刚把一架儿童的梦想／安放在外婆的打麦场／还来不及细想／一架飞机就把跑道／当成了／一根筑巢的黄梁”(《看飞机下降》)。
他还有总题为《组诗十二行·风》的八首诗，皆以“风”为抽思的对象，“十二行诗”可说是黄葵诗形式美的一大表现。这组诗每首三节，每节四行，每行字数大致相等，但又稍有变化。组诗《在陕北》并未标明“十二行诗”，这一组诗每首六节，每节两行，也是十二行。整齐中有变化，行与行、节与节之间的跳跃、转换简捷而干脆，正与陕北黄土高坡的生活相得益彰。如写《钻天杨》：“目标定得死死的／活着就是一个箭头／／搭在黄土张满的弓上／任凭爬山调一支支地射走”。《飞机是鸟》、《飞越琼州海峡》两诗也是十二行，每首四节，每节三行；而《奶奶的拐杖》每节六行，共两节。组诗《雷》由六首诗组成，可看作是“十二行”的变体，这组诗每首四节，前三节每节四行，最后一节两行，这些诗都呈现了诗的形式美。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葵的《与唐诗宋词对话和共饮》、《宋词的断肠》、《大唐才子》三个组诗中写了许多唐宋诗人才子，这些诗每首皆两节，每节三行，诗行较短。还有题为《巴尔干》的四十五节(首)短诗及十八节的《短章》，每节(首)三行。此外，《黄葵五行诗选》也有好几十首诗，每首二节，前节三行，后节两行。这些诗皆可谓言短意长，有耐人咀嚼的地方。
黄葵对诗歌形式美的多样化和多方面探索，显示了诗人难能可贵的对于诗体的自觉。当然，这种形式的追求并非是要求诗歌的单调化的统一，《海》诗行的参差，几个短句组成一个长诗行，并加标点，这些都表明诗人黄葵自己对新诗的思索。但要指出的是，尽管黄葵在诗的整体方面深得传统诗词之妙，可在诗中连接媒介的大量运用却很容易破坏诗美。“因为你是一味冬虫夏草／所以四季药用食用总相宜”，连接媒介“因为”、“所以”就将诗的客观效果和直接性都毁掉了。当然这不是黄葵诗的独弊，而是白话诗普遍存在的也应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诗人正当盛年，势头健旺，我们有理由期待与祝福他驱动诗歌的犁铧，“把理想撒开／去碰撞远方吧”。
(责任编辑 王 刚)
关键词：黄葵；历史意识；乡愁；抽思中图分类号：1227
文献标识码：A
乍一看，“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室经理”与“青年诗人”的称谓放在一起总有些不协调。2004年，中国民航出版社一次性出版了安徽安庆籍诗人黄葵《曙光妖娆》系列诗集六册(包括《安庆的棉花》、《民歌的中国》、《他乡的都市》、《夏娃的玫瑰》、《黄葵的卷尺》、《唐宋的才子》)，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好几个诗集出版，但黄葵的名字此前并未在诗界响亮起来。黄葵并非一心一意要做诗人，可他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室经理”的身份让人多少不免心犯嘀咕：当诗歌一旦与商业或政治有些关联，诗歌的纯洁性就要受怀疑，这是多年来读者群中一个见怪不怪的反映。其实也难怪，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中的艺术，它更要求一种情绪的纯粹性和语言的纯粹性，而排斥小说的故事性和散文的完整性。纯粹性并不是简单化，它更强调的是一种中国古典诗歌所呈现的自身具足和自我完成。似乎商业、政治等因素必然与诗格格不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不必说商业、政治题材可以入诗，因为题材决定论早已是文学创作的陈腔滥调的遗迹了，题材岂有高下、正反之分?单是说语言，人们也似乎以为在日常语言之外存在着一种诗所特有的专门的诗歌语言，而这早已为巴赫金所斥为谬见，他认为在我们的语言之外不可能存在着一种诗的专用语言。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与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身并不是同一回事，这亦无需赘述。更何况诗绝非某阶层的专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是诗人，挖掘那份诗人的潜能则因人而异。当诗歌从文学中心滑向边缘，失落的也许不只是诗歌，诗人如何保持一份自在的心态，在诗歌艰难的外在生存环境中如何突进诗歌内部，坚持诗性的自我完成，则显得尤为可贵。这种坚持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多向度可能性的打开。青年诗人黄葵正是从诗歌的边缘地带，驱动诗歌的犁铧，走向遥远，而那远方“同真理一道诞生”、“是用葡萄藤编织思想的堡垒”，它“让人类找到了居所那博大的中心”(《哦，远方》)。从边缘走向遥远，诗人一路绽放思绪的花朵，把忧伤与乡愁、抽思与历史、日常生活与诗性抒写舞蹈成诗歌的舞蹈。
“弯月纺织灰色的忧伤”
面对历史、现在和未来，如何在三者之间打通关捩，承继过去，启向未来，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诗人的历史意识，往往在其作品中□亮并不断丰富。《巴尔干》系列独节短诗对人性、战争、生命和存在的思考与焦虑，都充满着鲜明深厚的历史意识。“高山夷为平地／石粉走不出石头的家族／历史被战机的双翼划伤”，这里，除了对战争毁灭性的破坏的厌恶，更难得的是一份理性的清醒：石粉走不出石头的家族。明白如话，诗意却大大溢出语词，颇有古典诗词“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的绝妙。“弹片躺在土地上／小草给它绿意／鲜花给它芳香”，把“弹片”与充满“绿意”、“芳香”的“小草”和“鲜花”并置，三个意象的内蕴反差给人的不仅是强烈的视觉冲击，其间张力更是对心灵的巨大震撼；不论这“弹片”是美国“人道主义的弹头”的欲望化展览，还是塞族人气节的“预警”，生命与戕害生命对立意象的并置，总是那样触目惊心!诗人不置一情感价值评判的字眼，而其隐含的情感价值评判俱现，诗的旨意也更充盈，真可谓古人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例子在黄葵的诗中不胜枚举，没有故作深沉的艰言晦语，没有板起面孔训人的说教，完全是几个意象的自身具足、诗意自现。这也可说是黄葵诗歌中短诗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自然得力于传统古典诗学的熏染。比如我们的美学宗师老子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则警醒“封始则道亡”，强调未“封”(分析)前的境界，而司空图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也认为诗应“不涉理路”。著名学者叶维廉在谈及意象的自身具足时说：“一个好的自身具足的意象，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一首自给自足的诗。它之所以是自给自足，因为它是承载着情境的力量。”黄葵短诗所载的“情境”，最重要的便是面对历史、战争、生存等流露出的那份“弯月似的忧伤”。
在《与唐诗宋词对话和共饮》、《宋词的断肠》、《大唐才子》等组诗中，诗人以唐宋诗词上的名家为诗题，以其名诗名句点染成诗，诗与诗人浑融一体，皆成短小精悍之构。如写苏东坡：“生活在一首词里／上半生在上阕／下半生在下阕／／上阕是上弦月／下阕是下弦月／梦一辈子都没有圆过”(《苏轼》)，俏皮中透出感慨和忧伤；写李幼安：“寻寻觅觅／在物是人非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蚱蜢舟／／却荡不走比黄花还瘦的西风／也唤不来旧时相识的雁只／更载不动细雨织就的愁字”(《李清照》)，这也绝非原来名诗的现代翻版。这些组诗自然有些不及原著的含蓄隽永，但诗人把一个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表达以诗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同时完成的是诗人必需的价值观念和历史意识。艾略特1917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历史意识这样说道：“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诗人黄葵的诗显出了难得的不同。
“无法抵达的蛙鸣”
在城市边缘眺望乡土是黄葵诗歌呈现的另一特色。也许一个人对故乡的眷恋是与生俱来的，不管是现实层面与故乡的接触，还是精神层面对故乡的遥望，而前者的耳濡目染更是后者得以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当社会生活的急剧发展和变化进一步搅乱了往常的平静甚至破坏了旧有的习惯和秩序，身处都市的漩涡其实并非拥有中心，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的边缘性时，人对故土的思念与遥盼即所谓乡愁也便滋生蔓延。像大多数诗人一样，黄葵也以诗解愁，把浓浓的乡思乡情化成诗句诗意，把乡村经验化成诗性抒写。乡愁乡思如“春天就在安庆大地纷纷发芽”，“待到梅子黄了／安庆人就把满篮的猪草／切成了黄梅调”(《黄梅戏》)。诗人没有对于故土的难以指认的苦苦追问，而是把自己的乡土情结直指出生地安庆，让“米粒”，让“拾穗者”，让“逆光劳作的父辈”在诗中鲜活起来。诗人这样写拾穗者：“你把腰弯下去／一把天然的镰刀／把秋天重新翻割一次／你不得不这样做／／偶尔也站在田畈里／你把自己站成了／秋天不忍收割的／一株沉重的稻穗”(《拾穗者》)。“弯下”的“腰”与“天然的镰刀”，“站在田畈里”的拾穗者与“一株沉重的稻穗”，意象的叠指(类似意象)与悖离(收获者与收获物)，增添了诗句间的张力和间离效果，同时意蕴纷呈。稍嫌遗感的是，笔者以为“你不得不这样做”一句纯属多余的说明性语句，甚至差一点毁了这两节诗，因为这种叙述性的插入语会直接破坏诗的和谐。如果说乡村经验的诗性抒写是较 多在乡村长大的诗人的共有特征的话，黄葵诗歌对乡土的遥望却有自己不同的地方。
首先，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抒写中，诗人并没有做简单化的抑此扬彼。“苦涩的／是拉开故土炊烟的距离／是久违了的／那条绞心的狗吠／是工业都市／无法抵达的一只蛙鸣／是一匝狗尾巴草／在母亲的背篓里／最简朴最夜色的叙述”(《月夜，无法抵达的蛙鸣》)。工业都市文明常常在许多诗人笔下颇受指责，可黄葵倒似乎更真诚地面对了这种城乡的差别，“从稻禾的坚守，从黄梅戏的包围”中“冲了出来”(《蛰居》)，尽管身在“城市边缘地带”，还是“学会了／朝每一块水泥地板迈出双腿”，获得自己的“独行方式”(《在城市边缘地带》)。当然，这种面对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毕竟，诗人还是流露了一份抹之不去的无奈；毕竟，有些东西工业都市无法抵达，诗人只能像月亮一样“明亮在自己的深处”(《月亮，用蚱蜢舟作半径》)。
在对乡土的遥望中，诗人还有一组总题为《清明的怀念》的组诗，对爷爷、奶奶、大妹夫的怀念写得质朴清新而又满溢出不经意的忧伤。
“思维被切割的横断面”
也许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常常对生活熟视无睹，既没有投入的热情，又对之缺乏必要的关照。黄葵是一位对生活很投入的诗人，他既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观照和打量，又能将生活中与之相遇的每一个“事件”(这“事件”有时只是一个偶尔的心灵的片段)做一种抽思，尽管不成完整的锦匹，却也亮光闪烁。《码头临时搬运工》与《人力车夫》就是这样的佳作。前者写码头临时搬运工“简单而又透明”的经历，“卸下来一座城市／又把一座城市拆零搬走”，以码头为“集结生命的仓库”。然而，“当一座城市不再需要装卸二字时／临时工只好被当作压仓的石头运走”。这里，“装卸”货物的临时工石头般被“装卸”，命运的无奈在貌似客观化叙述的语调中完成得悄无声息。后者写人力车夫用“双脚找到了一个家的支点／三个轮子找到了半截光滑的路面”。“下岗和失业”者在“冲出另一种生活的起点”之前“第一次骑车”“总要原地打转”，“要围绕着生命转几圈”，这不仅是对生活的深切体验，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思维的横断面”(《哦，远方》)。“他多想骑走车子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桶长翅膀的石油”，结尾更是对全诗的升华，一种急转的突兀透出的是无奈、忧伤与希望。
黄葵诗中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抒写，对日常琐事的呈现，打量日常的同时又似乎少了一点亮色，这也许应归咎于现代都市生活本身的沉重面。组诗《菜市场里的事》俏皮中的无奈、戏谑中的沉重给人印象极深。诗人基本运用的是日常口语，把这种俏皮的沉重感还原在生活琐事中。不管这是诗人的一种策略，还是不经意的偶成，需要注意的是诗意的呈现，笔者以为诗人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
相反的，在其它方面诗人的这种抽思能力却有着出色的表现。长诗《哦，远方》一连串奇特的暗喻式语言组合，把“远方”驰骋在思维的疆场，大气宏博，让“远方”不断地“照亮”和被“照亮”，仿佛一个玲珑剔透的思想的水晶被切割成的无数个横断面。组诗《雷》同样展现了一种思想的“闪电”，“给想象一个庞大的居所”，思维的截面次第盛开了思想的花朵。
“一行行飞翔的韵脚”
其实，读黄葵的诗你很容易注意到他在诗歌形式方面的多方探索。诗人写下的大量组诗，首先让你相信黄葵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思绪飞扬的人。一般说来，组诗不仅仅是同类主题或题材的丰富和完整，它更显示出诗人情绪的满盈和厚丰。组诗《以七种方式步人蓝天》在选题上与诗人从事的航空事业相关，诗意与经验的叠合，再加上水到渠成的抽思，诗味与思意跃然而出：“我刚把一架儿童的梦想／安放在外婆的打麦场／还来不及细想／一架飞机就把跑道／当成了／一根筑巢的黄梁”(《看飞机下降》)。
他还有总题为《组诗十二行·风》的八首诗，皆以“风”为抽思的对象，“十二行诗”可说是黄葵诗形式美的一大表现。这组诗每首三节，每节四行，每行字数大致相等，但又稍有变化。组诗《在陕北》并未标明“十二行诗”，这一组诗每首六节，每节两行，也是十二行。整齐中有变化，行与行、节与节之间的跳跃、转换简捷而干脆，正与陕北黄土高坡的生活相得益彰。如写《钻天杨》：“目标定得死死的／活着就是一个箭头／／搭在黄土张满的弓上／任凭爬山调一支支地射走”。《飞机是鸟》、《飞越琼州海峡》两诗也是十二行，每首四节，每节三行；而《奶奶的拐杖》每节六行，共两节。组诗《雷》由六首诗组成，可看作是“十二行”的变体，这组诗每首四节，前三节每节四行，最后一节两行，这些诗都呈现了诗的形式美。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葵的《与唐诗宋词对话和共饮》、《宋词的断肠》、《大唐才子》三个组诗中写了许多唐宋诗人才子，这些诗每首皆两节，每节三行，诗行较短。还有题为《巴尔干》的四十五节(首)短诗及十八节的《短章》，每节(首)三行。此外，《黄葵五行诗选》也有好几十首诗，每首二节，前节三行，后节两行。这些诗皆可谓言短意长，有耐人咀嚼的地方。
黄葵对诗歌形式美的多样化和多方面探索，显示了诗人难能可贵的对于诗体的自觉。当然，这种形式的追求并非是要求诗歌的单调化的统一，《海》诗行的参差，几个短句组成一个长诗行，并加标点，这些都表明诗人黄葵自己对新诗的思索。但要指出的是，尽管黄葵在诗的整体方面深得传统诗词之妙，可在诗中连接媒介的大量运用却很容易破坏诗美。“因为你是一味冬虫夏草／所以四季药用食用总相宜”，连接媒介“因为”、“所以”就将诗的客观效果和直接性都毁掉了。当然这不是黄葵诗的独弊，而是白话诗普遍存在的也应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诗人正当盛年，势头健旺，我们有理由期待与祝福他驱动诗歌的犁铧，“把理想撒开／去碰撞远方吧”。
(责任编辑 王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