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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18岁了。15岁之前，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之后，她陷入极大的困惑中。去年夏天，当她踏上寻亲旅程，才发现自己丢失多年的“中国”密码。
佐伊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最后十年，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20年过去了，她们相继成人，但都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然而，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江苏无锡洛社镇花苑村委会门口躺着一个女婴，用浴巾包裹着。没人知道她在那儿躺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前她还躺在母亲的怀里，可现在她却躺在冰冷的台阶上成了弃婴。
“96.9.15 生”这是女婴母亲给她留下的唯一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派出所，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身份。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因常年满世界跑，没结婚，安定下来后她想要个女孩，因没丈夫，不知如何与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CCCWA是中国负责涉外收养事务的主要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有权根据孩子情况和国外养父母需求为双方配对。命运在这里流转，新的家庭随着两份材料的堆叠而被重新组建。
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
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生于1994年11月的佐伊，来到美国与CCAI有很大关系。作为美国最大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CCAI已帮助美国家庭领养超过11000多名中国孤儿。
当时，美国收养手续特别复杂，CCAI会帮助收养家庭填写一系列申请表格，并协助美国移民局调查领养家庭的家庭背景，包括收入、职业、健康状况、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材料足有半斤重。”
据了解，从1992年中国正式开放跨国收养到20世纪末，有3万多中国弃婴因不同原因，但通过相似程序而成为美国公民，其中百分之九十为女婴。
常昌富是宾夕法尼亚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也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过去14年里，他一共拍摄了9部关于跨国收养的纪录片，做了大量针对跨种族和跨文化收养的研究工作。根据他的估算，此后二十多年间，至少有13万孤儿、弃儿被国外家庭收养，他们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中国是美国收养弃婴最大来源国。
“我是否值得被爱？”
凯特小时候，非常讨厌“中国”。“我妈妈是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白人，但她却喜欢把我打扮成一个穿唐装的中国小孩，让我学习中文，庆祝中國农历生日。可我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唯一和它的关系是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希望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看起来像。”
凯特现在18岁了，在美国读高中四年级。去年夏天，在养母陪同下来中国寻亲。回美国后，一切都变了。凯特主动找了私人中文老师，主动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她开始喜欢中国，并希望自己不仅仅看起来像中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大声怒吼，或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佐伊。佐伊21岁，她说“能被收养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15岁那年她并不这么认为。
佐伊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长大，她是家里唯一被收养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岁以上。小学时，她是学校唯一的华裔。因家离学校很远，她没有什么亲密伙伴。小时候的孤独境遇让她变得敏感。14岁那年，因和几个女生争取一个戏剧角色，她收到了来自好朋友的一封恶意信件。信的内容并没和她的收养身份相关，但却影响了她对自己的判断，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
15岁进入青春期，佐伊在被收养这件事上开始和自己较劲。她担心自己永远不够优秀，怀疑养父母无法像爱其他孩子一样爱自己。因养父母是在4月1日愚人节前后收养的她，她甚至怀疑他们收养自己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佐伊很感激养父母没有第二次抛弃她。尽管她死命折腾，甚至大声吼叫，让他们“滚”。“但妈妈一直告诉我，她懂我。无论如何，她一直在，永远爱我。”
淹没在黄皮肤的人群里很舒服
去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
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走在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觉得很舒服。
凯特不再认为“中国”是个抽象名词，至少她和这个名词产生了联系。
凯特回到福利院，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护工。她在日记里写道：福利院的设施让她很惊讶，教室、育婴房、游戏室，所有正常孩子需要的一切都有。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数都是有残疾或特殊需求的儿童。她很遗憾，“有些在美国非常容易被治疗的疾病，在中国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凯特看到了那张写有自己生日的红纸，哭了。可惜她没有办法把这个母亲唯一的信物带走，拍了照，存在手机里，看到每一个有机会帮助她的人都会翻出来给人家看。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一路回溯，曾经的居委会台阶已变成工厂侧门。虽然她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帮助，但据说相关部门并不希望看到跨国弃婴大规模的寻亲活动。曾多次帮弃婴回国寻亲牵线搭桥的常昌富，因弃婴的原因，也没得到官方协助，动用的都是私人关系。
凯特最终没找到生母。根据医院出生记录，唯一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但她上飛机前，工作人员确认那人不是她妈妈。
难以弥合的修复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她们也许并不执著于找到血缘上的纽带，更在意的是找到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当她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或“中国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
2011年起，CCAI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无论怎样对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时来得感动和震撼。
1993年颁布的《海牙国际收养公约上》确立了弃婴“本国优先收养”原则，以及在跨国收养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儿童最佳利益”中有一条“充分考虑儿童的成长和其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让他们尽可能接触接受出生国文化。这也是自50年代朝鲜战争后，美国针对第一次大规模收养韩国弃婴后一二十年间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的补救措施。
当第二波大规模收养中国弃婴浪潮来临时，美国的养父母们已会尽可能主动让孩子学习汉语，带他们去唐人街，过农历年。但这并不容易，如凯特这样的孩子，一开始非常抗拒“中国”。去年，佐伊来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因语言隔阂，开始她很难和同学沟通。面对认为她会讲汉语的中国人，只能吐出蹩脚的零碎的词语短句，她能感受到对方的失落，在美国不被接纳的孤独会再次涌上心头。
据悉，中国涉外收养2005年达到顶峰。随着国内收养能力的增加和弃婴数量的减少，现在想要跨国收养一个健康中国女婴至少要等5年甚至更久时间，可根据美国国务院数据，1999年至2013年间，仍有71632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63707名女婴，占整体收养人数的89%。这些孩子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也有孩子找到亲生父母后又重新回到美国，而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保持和中国家庭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贯穿到整个人生里？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
佐伊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最后十年，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20年过去了，她们相继成人，但都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然而，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江苏无锡洛社镇花苑村委会门口躺着一个女婴，用浴巾包裹着。没人知道她在那儿躺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前她还躺在母亲的怀里，可现在她却躺在冰冷的台阶上成了弃婴。
“96.9.15 生”这是女婴母亲给她留下的唯一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派出所，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身份。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因常年满世界跑，没结婚，安定下来后她想要个女孩，因没丈夫，不知如何与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CCCWA是中国负责涉外收养事务的主要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有权根据孩子情况和国外养父母需求为双方配对。命运在这里流转，新的家庭随着两份材料的堆叠而被重新组建。
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
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生于1994年11月的佐伊，来到美国与CCAI有很大关系。作为美国最大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CCAI已帮助美国家庭领养超过11000多名中国孤儿。
当时，美国收养手续特别复杂，CCAI会帮助收养家庭填写一系列申请表格，并协助美国移民局调查领养家庭的家庭背景，包括收入、职业、健康状况、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材料足有半斤重。”
据了解，从1992年中国正式开放跨国收养到20世纪末，有3万多中国弃婴因不同原因，但通过相似程序而成为美国公民，其中百分之九十为女婴。
常昌富是宾夕法尼亚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也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过去14年里，他一共拍摄了9部关于跨国收养的纪录片，做了大量针对跨种族和跨文化收养的研究工作。根据他的估算，此后二十多年间，至少有13万孤儿、弃儿被国外家庭收养，他们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中国是美国收养弃婴最大来源国。
“我是否值得被爱？”
凯特小时候，非常讨厌“中国”。“我妈妈是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白人，但她却喜欢把我打扮成一个穿唐装的中国小孩，让我学习中文，庆祝中國农历生日。可我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唯一和它的关系是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希望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看起来像。”
凯特现在18岁了，在美国读高中四年级。去年夏天，在养母陪同下来中国寻亲。回美国后，一切都变了。凯特主动找了私人中文老师，主动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她开始喜欢中国，并希望自己不仅仅看起来像中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大声怒吼，或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佐伊。佐伊21岁，她说“能被收养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15岁那年她并不这么认为。
佐伊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长大，她是家里唯一被收养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岁以上。小学时，她是学校唯一的华裔。因家离学校很远，她没有什么亲密伙伴。小时候的孤独境遇让她变得敏感。14岁那年，因和几个女生争取一个戏剧角色，她收到了来自好朋友的一封恶意信件。信的内容并没和她的收养身份相关，但却影响了她对自己的判断，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
15岁进入青春期，佐伊在被收养这件事上开始和自己较劲。她担心自己永远不够优秀，怀疑养父母无法像爱其他孩子一样爱自己。因养父母是在4月1日愚人节前后收养的她，她甚至怀疑他们收养自己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佐伊很感激养父母没有第二次抛弃她。尽管她死命折腾，甚至大声吼叫，让他们“滚”。“但妈妈一直告诉我，她懂我。无论如何，她一直在，永远爱我。”
淹没在黄皮肤的人群里很舒服
去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
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走在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觉得很舒服。
凯特不再认为“中国”是个抽象名词，至少她和这个名词产生了联系。
凯特回到福利院，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护工。她在日记里写道：福利院的设施让她很惊讶，教室、育婴房、游戏室，所有正常孩子需要的一切都有。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数都是有残疾或特殊需求的儿童。她很遗憾，“有些在美国非常容易被治疗的疾病，在中国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凯特看到了那张写有自己生日的红纸，哭了。可惜她没有办法把这个母亲唯一的信物带走，拍了照，存在手机里，看到每一个有机会帮助她的人都会翻出来给人家看。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一路回溯，曾经的居委会台阶已变成工厂侧门。虽然她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帮助，但据说相关部门并不希望看到跨国弃婴大规模的寻亲活动。曾多次帮弃婴回国寻亲牵线搭桥的常昌富，因弃婴的原因，也没得到官方协助，动用的都是私人关系。
凯特最终没找到生母。根据医院出生记录，唯一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但她上飛机前，工作人员确认那人不是她妈妈。
难以弥合的修复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她们也许并不执著于找到血缘上的纽带，更在意的是找到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当她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或“中国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
2011年起，CCAI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无论怎样对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时来得感动和震撼。
1993年颁布的《海牙国际收养公约上》确立了弃婴“本国优先收养”原则，以及在跨国收养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儿童最佳利益”中有一条“充分考虑儿童的成长和其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让他们尽可能接触接受出生国文化。这也是自50年代朝鲜战争后，美国针对第一次大规模收养韩国弃婴后一二十年间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的补救措施。
当第二波大规模收养中国弃婴浪潮来临时，美国的养父母们已会尽可能主动让孩子学习汉语，带他们去唐人街，过农历年。但这并不容易，如凯特这样的孩子，一开始非常抗拒“中国”。去年，佐伊来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因语言隔阂，开始她很难和同学沟通。面对认为她会讲汉语的中国人，只能吐出蹩脚的零碎的词语短句，她能感受到对方的失落，在美国不被接纳的孤独会再次涌上心头。
据悉，中国涉外收养2005年达到顶峰。随着国内收养能力的增加和弃婴数量的减少，现在想要跨国收养一个健康中国女婴至少要等5年甚至更久时间，可根据美国国务院数据，1999年至2013年间，仍有71632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63707名女婴，占整体收养人数的89%。这些孩子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也有孩子找到亲生父母后又重新回到美国，而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保持和中国家庭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贯穿到整个人生里？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