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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时代”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放在历史的维度去解读，也就是“现代化”
问题。只有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才能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的了解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为此，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围绕中共如何布局经济体系建设、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中国新闻周刊：“新时代”成为贯穿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新时代”？
姚洋：对于“新时代”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放在历史的维度去解读，也就是“现代化”问题。只有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才能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的了解。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十几倍。但是值得反思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比如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变得不平等；此外，我们的社会建设步伐没有跟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习总书记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成，如果要量化的话，我觉得目前有大概完成了40%。所以，在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更快补上社会建设这个短板。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划分为两个阶段，各自是15年。从经济逻辑上如何看待这两个阶段？
姚洋：去年，我就曾提出来，到2035年，我们变成中等收入强国；到2049年我们变成一个高收入强国。
即使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回落到美国的增长速度，我们仍可以实现2049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
为什么要定45%呢？因为这是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在目前能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的国家和地区是36个，这基本上是我们说的高收入俱乐部。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5%，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追赶20个点，才能实现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这个目标。从2016年算起到2049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匀速下降，从6.5%下降到2%，即降低到美国现在的增长速度，我们也足以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我們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5%的话，我们的经济总量显然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按照实际收入算，按照名义收入计算则更大一些。这将改变世界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完成哪些核心指标？
姚洋：我认为，到2035年，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全民的社保，而且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全民社保。目前城市地区，我们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60%。任重道远。
其次是环境治理，到2035年应该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不仅要治理空气，江河湖海都要进行系统治理。
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是中西部的1.8倍，如果从公共服务角度看，那么区域差距就更大了。
还有城乡差距，能否完全实现城乡的一体化？目前城市收入是农村的2.9倍，比五年前下降很多，但仍然很高。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更是无法和城市相比。消灭城乡差距，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姚洋：我认为首先要调整结构，消除经济扩张期的隐患，淘汰僵尸企业；其次，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能更便捷地入场；最后要多鼓励创新，为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创造条件。此外，还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比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站在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中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要消除中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技术革新的风险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方式，一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
过去，中国的多数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研发”中“研”的部分比较充分，但“发”的部分远不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性的。如何在“发”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场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基础研究，重点则是“研发”中“研”的那部分。
总之，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让其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的需求管理。
问题。只有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才能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的了解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为此，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围绕中共如何布局经济体系建设、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中国新闻周刊：“新时代”成为贯穿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如何理解“新时代”？
姚洋：对于“新时代”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放在历史的维度去解读，也就是“现代化”问题。只有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才能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的了解。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十几倍。但是值得反思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比如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变得不平等；此外，我们的社会建设步伐没有跟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习总书记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成，如果要量化的话，我觉得目前有大概完成了40%。所以，在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要更快补上社会建设这个短板。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划分为两个阶段，各自是15年。从经济逻辑上如何看待这两个阶段？
姚洋：去年，我就曾提出来，到2035年，我们变成中等收入强国；到2049年我们变成一个高收入强国。
即使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回落到美国的增长速度，我们仍可以实现2049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
为什么要定45%呢？因为这是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在目前能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的国家和地区是36个，这基本上是我们说的高收入俱乐部。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5%，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追赶20个点，才能实现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这个目标。从2016年算起到2049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匀速下降，从6.5%下降到2%，即降低到美国现在的增长速度，我们也足以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我們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5%的话，我们的经济总量显然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按照实际收入算，按照名义收入计算则更大一些。这将改变世界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完成哪些核心指标？
姚洋：我认为，到2035年，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全民的社保，而且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全民社保。目前城市地区，我们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60%。任重道远。
其次是环境治理，到2035年应该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不仅要治理空气，江河湖海都要进行系统治理。
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是中西部的1.8倍，如果从公共服务角度看，那么区域差距就更大了。
还有城乡差距，能否完全实现城乡的一体化？目前城市收入是农村的2.9倍，比五年前下降很多，但仍然很高。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更是无法和城市相比。消灭城乡差距，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姚洋：我认为首先要调整结构，消除经济扩张期的隐患，淘汰僵尸企业；其次，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能更便捷地入场；最后要多鼓励创新，为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创造条件。此外，还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比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站在历史高度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60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过去20多年的飞速发展，又为中国积累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的财富，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就具备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物质基础。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要消除中国成为技术引领者的体制障碍，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技术革新的风险往往很大，因此，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方式，一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
过去，中国的多数科研成果是科研院所完成，“研发”中“研”的部分比较充分，但“发”的部分远不够，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性的。如何在“发”的部分充分引入市场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在科技领域，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基础研究，重点则是“研发”中“研”的那部分。
总之，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而不应该让其成为短期调整的唯一手段，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必须辅以有效的需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