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防止企业污染转移,鼓励企业通过污染治理实现减排,对于中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手工整理的企业集团数据,对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现象及其方式、特征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存在"污染避难所",即当企业集团内部不同的企业面对不同排污费率时,位于高排污费标准地区的企业会将生产,特别是污染密集型的生产,转移至低排污费标准地区的企业中,进而导致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呈现就近转移、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转移以及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一系列低成本转移的特征.企业集团内部的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体系研究"(批准号18ZDA05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防止企业污染转移,鼓励企业通过污染治理实现减排,对于中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手工整理的企业集团数据,对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现象及其方式、特征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存在"污染避难所",即当企业集团内部不同的企业面对不同排污费率时,位于高排污费标准地区的企业会将生产,特别是污染密集型的生产,转移至低排污费标准地区的企业中,进而导致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呈现就近转移、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转移以及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一系列低成本转移的特征.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会弱化企业实施污染治理的激励,从而不利于企业长远的绿色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最终控制人控制链更短、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控股、多元化经营程度更低以及成员企业间规模差异较小的企业集团更可能进行污染转移.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提高政府对污染转移问题的关注度和规制力度以及公众的环境参与程度,有助于抑制企业集团内部的污染转移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为解释中国的污染转移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区域性环境规制差异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为中国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及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其他文献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农村住户数据,本文对1988—2018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演变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增长、收入差距对减贫的影响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大幅减缓,减贫动因主要是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扩大部分抵消了增长的减贫效应.但随着减贫进程的推进,增长因素对减贫的贡献不断减弱,分配因素的影响愈显突出.对于深度贫困人口而言,分配因素对其贫困状态的影响更为重要.分收入来源的实证分析显示,研究期内,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的首要收入来源,对农村减贫的贡献迅速上升;政府转移净收入对
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文提出并检验了一个独特的创新与技术变迁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市场与企业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在市场稳定时期,企业利用和改进现有的技术范式,连续的渐进式创新成为技术进步的源泉,同时,也造成了企业在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在市场不稳定时期,企业间的矛盾和动态竞争破坏了现有的技术范式,造成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推动了企业不连续的颠覆式创新和技术范式的革命.因此,技术进步是在这两种创新模式的循环交替中实现的,而市场不稳定时期的矛盾与创造性破坏的动态竞争是企业从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创新向颠
深入企业内部研究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各类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低工资上涨不仅可能使企业生产成本上涨,还可能通过对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倒逼机制助推企业调整内部各产品出口规模,进而影响出口绩效.本文首先将最低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倒逼机制纳入Bernard et al.(2011)的企业多产品分析框架,探讨最低工资对多产品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随后,采用匹配的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对两类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上涨促进了企业连续出口产品出口额的增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时期,二是主要矛盾判断反复时期,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矛盾时期,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时期.基于对这四个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路线方
在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的同时,国内经济正面临着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的挑战.在该情形下,金融业开放是否有利于国内宏观经济杠杆率的下降?国内去杠杆政策对产出的负向冲击是否会受金融业开放下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框架下构建一个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和讨论去杠杆中击和外部冲击影响经济波动的作用渠道,并分析金融业开放程度的高低如何对冲击的传导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国内的去杠杆冲击与外部冲击都会引起资本流出.这一方面会带来国内融资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会影响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造成金融中介存贷溢价的上
产业链的纵向联系是企业获取技术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以及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数据,探讨产业链国内关联和国际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结构效应.研究发现:①产业链国内关联和国际关联与企业创新分别呈“U”型和倒“U”型关系:②产业链国际关联主要影响远技术距离行业和中、高人力资本水平企业的创新,近技术距离行业的创新主要受产业链国内关联影响;③在面临全球
产业演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均侧重供给侧因素,长期忽略需求侧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出口比较优势中分解出供给侧比较优势和需求侧比较优势,分析产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如何受其与本地供给侧优势产业、需求侧优势产业在关联网络中邻近程度的影响.比较优势分解结果显示,供给侧、需求侧比较优势分别解释了中国城市出口比较优势44.66%、29.70%的方差,二者均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本地供给侧、需求侧优势产业的邻近度均与产业出口比较优势增长正相关,说明产业比较优势演化不仅具有供给侧路径依赖特征,还存在需求侧路径依赖特征,
基于扩展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以中国城市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对污染型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高铁开通对污染型企业选址在整体上有负向影响,但该影响具有三个方面的异质性:(1)私营及其他性质的污染型企业新增数目明显下降,而外资和国有企业却不明显;(2)高铁开通对东部、大城市和发达城市污染型企业进入的抑制效应非常显著,而中西部、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城市反而因高铁开通吸引了更多的污染型企业;(3)环保意识较强的城市在开通高铁后,污染型企业的进驻情况明显下降.本文还发现,交通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变革和全球价值链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微观作用机制,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会造成怎样的差异化影响,鲜有文献对此研究.本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纳入多国—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竞争模型中,使用全球16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后,发展中国家不仅更加难以在全球价值链上游阶段实现升级,甚至在其原本具有全球价值链分工比较优势的下游阶段也受到发达国家产业回
本文通过匹配中国专利引用数据库、城市高铁开通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数据,构造2000—2015年12922个地级市配对面板数据,考察中国高校知识在城市间流动的特征.研究发现:(1)高校专利的被引可能性与被引次数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减小."985"高校和"211"高校专利技术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化学、机械和电子类专利技术的传播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较大.与"高校对高校"的知识溢出相比,"高校对企业"的知识溢出呈现更强的本地化特征.(2)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可使本地引用两小时车程内的外地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