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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是互联网平台壹心理的一位预备咨询师。2018年7月，她开始上中科院心理所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同等学力申硕班，2020年3月结业，11月参加同等学力国考，现在开始联系导师。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是一种继续教育的形式，修完课程后，再参加同等学力国考、论文答辩，有机会获得硕士学位，同等学力国考是国家统一组织命题的考试。
但相比起接受学历教育培养的学生，刘倩找起导师来更为艰难。她要到中科院心理所官网去检索，依次给页面上的老师发邮件介绍自己，询问老师是否愿意接收。迄今为止，她只联系到一位研究方向和她所学专业方向并不符的导师。过往几年，她参加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林林总总。她并不否定通过上培训班成长的模式，但也坦言，如果有一条更为系统的心理咨询师学习、成长路径，将会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而这一行在国外及中国台湾等地区，已走上了规范的学历教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志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美国，想成为心理咨询师，至少要经过两到三年心理咨询专业硕士教育培养，想成为更高级别的心理治疗师，要读完博士学位，全职工作一两年后，再考执业执照。在德国，想成心理治疗师，大学心理学专业学生毕业后，还要再进行总计4200小时、为期三年的全日制培训。
正是由于学历教育的严重不足，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没有相应准入规范，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处于一片混乱和混沌中。
1949年后，受苏联学界的影响，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在中国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当时国内盛行的是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张海音1988年从上海市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关于心理治疗，国内并没有系统的培训，想学治疗技术，只能自己看书，或者听一些零星的讲座，然后靠着自己的理解、凭着热情去给病人做治疗。
心理治疗技能的另一个供给站——大学也没能发挥相应作用。仇剑崟是上海精卫中心心理咨询部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0年代前后毕业于国内最早心理学系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她坦言，当时大学中也很少教授临床心理学，更多技能来源于实习或工作中的实践。
由于国内心理治疗的几近荒芜，1988年起，在北大心理学系学习的德国学者马佳丽与云南精神病院教授万文鹏合作，引入德国顶级心理治疗师团队，在昆明、青岛等地举办了三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1997年，双方又开办了中德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即业内大名鼎鼎的“中德班”。
中德班项目持续三年，每年两次开班，每次集中培训5天左右，分精神分析、认知行为、家庭治疗三个组别，是当时少有的、源自欧洲的规范化培训体系。首期中德班有约130名学员，张海音就是首期学员。“中德班”诞生了不少心理咨询与治疗界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界的“黄埔军校”。曾是第二期“中德班”学员、如今为“中德班”中方总负责人的仇剑崟说，“中德班”的创立直接推动了中国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甚至对大学人才培养产生影响。“中德班”之后，“中挪班”“中美班”“中法班”等相继开办。2002年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开启后近二十年间，各类培训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國内通过学历教育输送的心理治疗与咨询人才一直不足。乔志宏解释说，这是因为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作为应用心理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方向，老师本身就很少，培养的也更多是学术型人才。目前，全国高校中有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培养点的单位大概100个，但开设心理咨询方向的大概只有一半。除了北师大，这些高校每年培养出的心理咨询人才只有两三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学历教育每年供给的心理咨询人才不到500人，规模非常小。
2020年8月22日，第十四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在河南举行。图/视觉中国
在另一端，这一方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仅以心理治疗为例，在医院，心理治疗师只属于技师职称系列，并非医师系列。心理治疗由于是“谈话治疗”，没有耗材、药品加成，不受待见。没有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社区也很少有心理治疗或咨询的岗位。从供需两端，心理人才的培养动力都不足。
学历教育的缺位，使得本该是“配角”的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成了入行者接受教育的主要模式。仇剑崟说，相比国外有限且透明的培训市场，中国心理咨询市场巨大。当年“中德班”的教员多是拿着低报酬、带着公益心来到中国，而如今，国外专家更多是冲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前来。这些专家自称一方神圣，“要么是已经在中国， 要么on the way to China（在来中国的路上）”，与培训机构合作，招生通知一发，就开始上课，师资良莠不齐。
在一个名为“中澳完形CAGA”的公号上，一门由“完形大师”史蒂夫·维纳亲授的6天18000元的课程反复推送。完形疗法又称格式塔疗法，是西方现代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公号对史蒂夫·维纳的介绍中，写着“世界完形心理学界的顶尖大师、中澳完形协会主席、坚持冥想打坐并吃素40多年、60000 小时个案咨询时数……”林芳是某平台一名科班出身的心理咨询师，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史蒂夫·维纳并非这一流派最出色的专家，他在其他国家的培训收费也比中国低，“而国内就像造神一样”。
乔志宏说，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基本都以各个流派的培训为推动力，“国内大佬们多以接受各个流派的短期培训为主，造成了国内以流派为重的特色。”大家都容易被培训的商业利益所绑架，宣称自己所在流派多么牛，有一批大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全世界有超过两千种心理咨询流派及技术，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找到了生存土壤，甚至还生发出本土流派，但这些疗法实际都大同小异。一种名为“NLP（身心语言程序学）”的疗法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传入中国，但这一疗法的核心理念——认知引领行为，其实是心理学界最基本的共识。上世纪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建军创立的红火一时的“意象对话”疗法，实际上就是在精神分析和“NLP疗法”的基础上，受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启发而诞生。 “这一学科方向近几年发展看着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找不到老师，专家各处讲课，没沉下心做个案分析与研究，反而弱化了专业积淀”，呈现一片虚假繁荣。前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学院派培养的人才称为“纵向进入”，社会爱好者从业称为“横向进入”。由于“纵向进入”人才供给的不足，在他看来，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心理咨询人才培养仍会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态势，但终归会走向学历教育的道路。
培养体系不规范完备，心理咨询师成长的代价就会转嫁到来访者头上。
相较境外，中国内地心理咨询市场的收费偏高。在台湾，因为市场成熟，从业20年以上资深咨询师，每次收费仅相当于大陆新人的收费，大概四五百元。境内从业一两千小时的心理咨询师收费能达到七八百元，而境外的收费最高不超过六百元人民币。“大陆贵的部分原因是咨询师成长的成本、获取来访者的成本较高”，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说。
刘倩打算做心理咨询之前，曾到一家名为京师心理的心理咨询机构实习近一年，帮咨询师做初始访谈。但每次预咨询时，机构都要求她最后要引导来访者下单，最后，她只能选择离开这家机构。
心理咨询是一种“不卖疗程”的“谈话治疗”，依照规定，每咨询一次收一次费。但林芳遇到过一些来访者，他们都有过被其他咨询师一次预收10次或30次咨询费的经历。当来访者认为咨询无效退费，咨询师还会百般阻挠。仇剑崟说，对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应将其送至精神科医生处诊治，或者与精神科医生开展合作治疗。但据她了解，一些咨询师并不能识别症状，有的甚至为了利益将来访者留在身边，耽误了病人治疗，造成病人自杀等不可挽回的后果。
为了规范价格和次数，在欧美等国家，心理治疗与咨询会被纳入保险支付。“收费高了，保险公司不同意，收费低了，整个咨询行业无法生存，因而会找到最合理的价格。”乔志宏说，因为有保险，在国外心理咨询个人的付费也很少，“一次可能就一二十美元”。
2020年2月12日，辽宁庞阳市安宁医院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电话，24小时免费面向全社会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救援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心理恐慌、焦虑、抑郁、睡眠、强迫等问题。图/中新
在美国，由于保险付费讲求有效性，因而会对各个流派疗效进行评估。认知行为疗法（CBT）因操作流程较固定，易于用科学范式研究，临床证据最充分且疗程短，成為保险覆盖流派中最主流的方法。在德国，各流派的理论、实证研究证据、疗效要先后经过德国心理治疗科学委员会、社会保障委员会的评估，才会被纳入国家健康保险支付的治疗项目中，目前，精神分析和CBT被纳入其中。
张海音介绍说，在国内部分地区，在医院进行心理治疗或咨询可享受医保。以上海为例，所有医疗机构都将心理治疗与咨询纳入医保支付范畴，一次治疗收费100多元，医保可以支付一部分，但目前尚无对于哪一种流派可以纳入医保支付的评估，也没有对来访者使用医保支付次数的限定。仇剑崟说，因为医疗资源有限，对于就诊的来访者，医院通常给采用短程治疗的方法，如果来访者想要有更长时间、深度的体验，往往需要自费选择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
对来访者而言，接受什么流派的治疗与咨询，要接受多久，经常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等。“很多咨询师对于咨询没有定一个计划，也不去定期检查目标是否达到，就一直做，如果来访者有什么异议，咨询师会说，下次我们再讨论一次。”林芳说，比如，认知行为疗法一般十多次就可以结束，而后现代一些疗法，可能五六次就能看到一些效果。简单心理对2019年付费来访者匿名随机抽样的数据显示，约29%来访者会进行5～20次心理咨询，23%来访者进行了20次以上中长程咨询。
张海音强调说，“我们不能指望凭借咨询师让来访者完全恢复如初，来访者可以先把日子过起来，随着生活阅历、各种感悟积累，某一天突然有触动，会有质的飞跃。”张海音说，咨询师要做到既能理解来访者，又不过度满足对方。
肖莉是简单心理一名实习咨询师。在她的观察中，很多来访者接受心理咨询一两年，咨询师并没有谈到什么核心问题，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好的关系。咨询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愿意尊重来访者、跟他说话的人，“有时候并非咨询多么有效，而是来访者和咨询师建立的关系本身足以让来访者愿意不断投入”。现实中，还有来访者因过度依赖咨询师，或被咨询师诱导，以致双方发生咨访以外关系乃至性关系等突破伦理的事例。
目前，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三会一所”联合启动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评价规范研制”项目，预计规范将在今年夏天出台。依据这一规范，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开展全国心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评价联合考试，颁发“三会一所”证书，对心理咨询师的准入进行规范。中国心理学会正在筹划推出“心理咨询师登记与注册系统”，将对于现有的150万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摸底，对于有胜任力的咨询师评估、注册。
（文中刘倩、林芳、肖莉为化名，参考资料《我的心理治疗之路》）
但相比起接受学历教育培养的学生，刘倩找起导师来更为艰难。她要到中科院心理所官网去检索，依次给页面上的老师发邮件介绍自己，询问老师是否愿意接收。迄今为止，她只联系到一位研究方向和她所学专业方向并不符的导师。过往几年，她参加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林林总总。她并不否定通过上培训班成长的模式，但也坦言，如果有一条更为系统的心理咨询师学习、成长路径，将会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而这一行在国外及中国台湾等地区，已走上了规范的学历教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志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美国，想成为心理咨询师，至少要经过两到三年心理咨询专业硕士教育培养，想成为更高级别的心理治疗师，要读完博士学位，全职工作一两年后，再考执业执照。在德国，想成心理治疗师，大学心理学专业学生毕业后，还要再进行总计4200小时、为期三年的全日制培训。
正是由于学历教育的严重不足，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没有相应准入规范，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处于一片混乱和混沌中。
在中国，或在来中国的路上
1949年后，受苏联学界的影响，西方心理咨询与治疗在中国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当时国内盛行的是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张海音1988年从上海市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关于心理治疗，国内并没有系统的培训，想学治疗技术，只能自己看书，或者听一些零星的讲座，然后靠着自己的理解、凭着热情去给病人做治疗。
心理治疗技能的另一个供给站——大学也没能发挥相应作用。仇剑崟是上海精卫中心心理咨询部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0年代前后毕业于国内最早心理学系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她坦言，当时大学中也很少教授临床心理学，更多技能来源于实习或工作中的实践。
由于国内心理治疗的几近荒芜，1988年起，在北大心理学系学习的德国学者马佳丽与云南精神病院教授万文鹏合作，引入德国顶级心理治疗师团队，在昆明、青岛等地举办了三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1997年，双方又开办了中德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即业内大名鼎鼎的“中德班”。
中德班项目持续三年，每年两次开班，每次集中培训5天左右，分精神分析、认知行为、家庭治疗三个组别，是当时少有的、源自欧洲的规范化培训体系。首期中德班有约130名学员，张海音就是首期学员。“中德班”诞生了不少心理咨询与治疗界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界的“黄埔军校”。曾是第二期“中德班”学员、如今为“中德班”中方总负责人的仇剑崟说，“中德班”的创立直接推动了中国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甚至对大学人才培养产生影响。“中德班”之后，“中挪班”“中美班”“中法班”等相继开办。2002年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开启后近二十年间，各类培训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國内通过学历教育输送的心理治疗与咨询人才一直不足。乔志宏解释说，这是因为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作为应用心理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方向，老师本身就很少，培养的也更多是学术型人才。目前，全国高校中有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培养点的单位大概100个，但开设心理咨询方向的大概只有一半。除了北师大，这些高校每年培养出的心理咨询人才只有两三百人，也就是说，全国学历教育每年供给的心理咨询人才不到500人，规模非常小。
在另一端，这一方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乐观。仅以心理治疗为例，在医院，心理治疗师只属于技师职称系列，并非医师系列。心理治疗由于是“谈话治疗”，没有耗材、药品加成，不受待见。没有政府部门购买服务，社区也很少有心理治疗或咨询的岗位。从供需两端，心理人才的培养动力都不足。
学历教育的缺位，使得本该是“配角”的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成了入行者接受教育的主要模式。仇剑崟说，相比国外有限且透明的培训市场，中国心理咨询市场巨大。当年“中德班”的教员多是拿着低报酬、带着公益心来到中国，而如今，国外专家更多是冲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前来。这些专家自称一方神圣，“要么是已经在中国， 要么on the way to China（在来中国的路上）”，与培训机构合作，招生通知一发，就开始上课，师资良莠不齐。
在一个名为“中澳完形CAGA”的公号上，一门由“完形大师”史蒂夫·维纳亲授的6天18000元的课程反复推送。完形疗法又称格式塔疗法，是西方现代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公号对史蒂夫·维纳的介绍中，写着“世界完形心理学界的顶尖大师、中澳完形协会主席、坚持冥想打坐并吃素40多年、60000 小时个案咨询时数……”林芳是某平台一名科班出身的心理咨询师，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史蒂夫·维纳并非这一流派最出色的专家，他在其他国家的培训收费也比中国低，“而国内就像造神一样”。
乔志宏说，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基本都以各个流派的培训为推动力，“国内大佬们多以接受各个流派的短期培训为主，造成了国内以流派为重的特色。”大家都容易被培训的商业利益所绑架，宣称自己所在流派多么牛，有一批大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全世界有超过两千种心理咨询流派及技术，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找到了生存土壤，甚至还生发出本土流派，但这些疗法实际都大同小异。一种名为“NLP（身心语言程序学）”的疗法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传入中国，但这一疗法的核心理念——认知引领行为，其实是心理学界最基本的共识。上世纪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建军创立的红火一时的“意象对话”疗法，实际上就是在精神分析和“NLP疗法”的基础上，受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启发而诞生。 “这一学科方向近几年发展看着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找不到老师，专家各处讲课，没沉下心做个案分析与研究，反而弱化了专业积淀”，呈现一片虚假繁荣。前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学院派培养的人才称为“纵向进入”，社会爱好者从业称为“横向进入”。由于“纵向进入”人才供给的不足，在他看来，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心理咨询人才培养仍会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态势，但终归会走向学历教育的道路。
失范与伦理
培养体系不规范完备，心理咨询师成长的代价就会转嫁到来访者头上。
相较境外，中国内地心理咨询市场的收费偏高。在台湾，因为市场成熟，从业20年以上资深咨询师，每次收费仅相当于大陆新人的收费，大概四五百元。境内从业一两千小时的心理咨询师收费能达到七八百元，而境外的收费最高不超过六百元人民币。“大陆贵的部分原因是咨询师成长的成本、获取来访者的成本较高”，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说。
刘倩打算做心理咨询之前，曾到一家名为京师心理的心理咨询机构实习近一年，帮咨询师做初始访谈。但每次预咨询时，机构都要求她最后要引导来访者下单，最后，她只能选择离开这家机构。
心理咨询是一种“不卖疗程”的“谈话治疗”，依照规定，每咨询一次收一次费。但林芳遇到过一些来访者，他们都有过被其他咨询师一次预收10次或30次咨询费的经历。当来访者认为咨询无效退费，咨询师还会百般阻挠。仇剑崟说，对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应将其送至精神科医生处诊治，或者与精神科医生开展合作治疗。但据她了解，一些咨询师并不能识别症状，有的甚至为了利益将来访者留在身边，耽误了病人治疗，造成病人自杀等不可挽回的后果。
为了规范价格和次数，在欧美等国家，心理治疗与咨询会被纳入保险支付。“收费高了，保险公司不同意，收费低了，整个咨询行业无法生存，因而会找到最合理的价格。”乔志宏说，因为有保险，在国外心理咨询个人的付费也很少，“一次可能就一二十美元”。
在美国，由于保险付费讲求有效性，因而会对各个流派疗效进行评估。认知行为疗法（CBT）因操作流程较固定，易于用科学范式研究，临床证据最充分且疗程短，成為保险覆盖流派中最主流的方法。在德国，各流派的理论、实证研究证据、疗效要先后经过德国心理治疗科学委员会、社会保障委员会的评估，才会被纳入国家健康保险支付的治疗项目中，目前，精神分析和CBT被纳入其中。
张海音介绍说，在国内部分地区，在医院进行心理治疗或咨询可享受医保。以上海为例，所有医疗机构都将心理治疗与咨询纳入医保支付范畴，一次治疗收费100多元，医保可以支付一部分，但目前尚无对于哪一种流派可以纳入医保支付的评估，也没有对来访者使用医保支付次数的限定。仇剑崟说，因为医疗资源有限，对于就诊的来访者，医院通常给采用短程治疗的方法，如果来访者想要有更长时间、深度的体验，往往需要自费选择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
对来访者而言，接受什么流派的治疗与咨询，要接受多久，经常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等。“很多咨询师对于咨询没有定一个计划，也不去定期检查目标是否达到，就一直做，如果来访者有什么异议，咨询师会说，下次我们再讨论一次。”林芳说，比如，认知行为疗法一般十多次就可以结束，而后现代一些疗法，可能五六次就能看到一些效果。简单心理对2019年付费来访者匿名随机抽样的数据显示，约29%来访者会进行5～20次心理咨询，23%来访者进行了20次以上中长程咨询。
张海音强调说，“我们不能指望凭借咨询师让来访者完全恢复如初，来访者可以先把日子过起来，随着生活阅历、各种感悟积累，某一天突然有触动，会有质的飞跃。”张海音说，咨询师要做到既能理解来访者，又不过度满足对方。
肖莉是简单心理一名实习咨询师。在她的观察中，很多来访者接受心理咨询一两年，咨询师并没有谈到什么核心问题，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好的关系。咨询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愿意尊重来访者、跟他说话的人，“有时候并非咨询多么有效，而是来访者和咨询师建立的关系本身足以让来访者愿意不断投入”。现实中，还有来访者因过度依赖咨询师，或被咨询师诱导，以致双方发生咨访以外关系乃至性关系等突破伦理的事例。
目前，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三会一所”联合启动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评价规范研制”项目，预计规范将在今年夏天出台。依据这一规范，有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开展全国心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评价联合考试，颁发“三会一所”证书，对心理咨询师的准入进行规范。中国心理学会正在筹划推出“心理咨询师登记与注册系统”，将对于现有的150万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摸底，对于有胜任力的咨询师评估、注册。
（文中刘倩、林芳、肖莉为化名，参考资料《我的心理治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