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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常谈到农民问题，他认为农民阶级是必然要灭亡的。他同情工人的命运却不同情农民的命运，因为在他看来，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只是现代化的牺牲品。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模式，它把农民合作化，把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是一条牺牲农民的道路，这个模式自然失败了。西方学者对农民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刘易斯、拉尼斯与费景汉的二元经济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等，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是，这些理论不一定在每个国家都能奏效。比如二元经济理论看重“劳动力无限供给”，然而，在有些国家并不是素质高、有效率、有能力的劳动力的供给，比如，拉丁美洲的人由于受到天主教观念的影响，厌恶劳动而喜欢玩乐，许多地方成了“懒汉”的无限供给；还有一些国家是自杀爆炸者的无限供给。像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种勤奋的劳动力无限制供给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普遍的。并且，即使有无限供给，谁来吸收这些劳动力，也是一个问题。
可以说，关于农民问题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在复杂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农民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大、最难、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它需要长期实践才能解决。
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换句话说就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所以这整个过程是消灭农民阶级的过程，是要把传统的“农民”消灭掉。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将要被消灭的阶级的命运肯定是非常凄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要明白，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农民的历史使命就是，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将要被消灭。消灭农民阶级并不是说从肉体上消灭掉，也不是说实现现代化后没有土地经营了，而是说传统的农民阶级不存在了。发达国家也有农村，农村里也有人口，他也种地，但是这些人已经不是农民（peasant）了，而是farmer，是农场主。美国的农民都是农场主，他们有的可能是夫妻俩种几百亩的土地，依靠机械化、电子化来工作，与“农民”不是一回事。
作为将要被消灭的阶级，农民注定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经受更多的苦难。实际上，在落后国家，主要的不是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一个保守性很强的阶级。因为在传统社会他们生活在各种“共同体”（家庭的、村社的、宗教的等）中，财产公有制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观念都很重。农民的依赖性很强。在西欧庄园制下的农民一方面反对憎恨贵族，但另一方面又依赖贵族，因为在庄园制里有许多公有制的成分。中国的农民也一样。他们一方面恨当官的，另一方面如果当官的不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就受不了。他们整天盼望着“父母官”，盼望着好县长、好乡长来解救，他们的很多观念与一种非常陈旧的官僚制体制是相互适应的。即使在一些教育很落后的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很低，甚至连说话就只有很少几个词汇，但这些观念他们都会一一具有，因为它们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不用学习。中国农民的这种保守性也是扩展化的，平均主义思想、公有执着、依赖意识、官本位价值观等，现今在我们知识分子中仍然十分普遍。
由于农民的历史命运及自身保守性两个原因，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始终是蕴含着巨大的危机的地方，时刻都有可能爆炸，引起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而引起农民革命，就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并具有世界性意义呢？主要是因为抱着平均主义方案的法国农民在大革命进入高潮时突然退却了。假如法国农民在大革命中再继续前进一步，法国大革命就完了，法国的现代化也就完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革命并不能改变农民阶级的命运，因为农民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农民革命即使成功，其结果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掌权的人得到了利益，另一部分革命者被打死了，而整个农民阶级的境遇可能比原来更惨。这是历史的宿命，是没有办法的。
二、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问题
最近，李昌平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引起大家比较强烈的反应。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中国农民的十大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农民负担加剧；农民收入下降；县乡债务上升；干群关系恶化；基层当权者搞非法私有化；疾病流行；义务教育不落实水利设施老化；县乡政权危机。他所说的农民问题、农民不满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我非常同情农民，也经常考虑这些问题，但是仅仅依靠这样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呢？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和理解：
一是要看到农民问题的长期性。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30％”根据我见到的资料，外国对城市人口的统计有两种：一种是5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一种是2万人口规模以上的镇。2万人以下规模的镇，就不在统计之列了。前面说的官方公布的“30％以上”的数字，包括全国的所有“建制镇”，而许多建制镇的人口只有几千人，按照国际做法，应该不在统计之列。这就是说，严格计算起来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30％。这个比例也只相当于马克思年轻时的法国，相当于1960年的韩国。这的确是很低很低的。即使我们按照韩国的速度来进行城市化，那至少也得两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需要至少40-50年时间才能达到城市人口占80％的目标。
所以，关键问题是“半城市化”或“半市民化”的发展。我国农民进城以后孩子能享受到政府办学待遇吗？他们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学。这就是“半城市化”或“半市民化”。多数民工都是在过年的时候跑回家，他们在家乡结婚，根本就不能算是城市人口。还有许多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也一直不能取得市民身份。第二个方面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解决农民问题不能老是从农村考虑，更重要的是要从城市来考虑。我们以往一谈到农民问题，就会想到改良品种，发展多种经营，推动农业发展，兴修水利设施、扶贫等措施，这些的确要做，以后还必须努力做得更好。但仅靠这些措施不能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有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70％的人口留在农村，农村收入永远赶不上城市，也不可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1999年以后农民的收入呈下降势头，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结构和制度上的原因，使农民无法流动。而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粮食市场饱和了。粮食的需求弹性是很小的。我们可以一次买10件衣服，一天也可以换10件衣服，但粮食就不一样，原来一人每天吃一斤大米，现在不可能每大吃10斤大米，无论大米怎样便宜。而且我们的粮食的质量也不是太好，出口没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常说要搞什么“合作经营”，“规模经营”，还是从提高产量与生产率出发。这些是要搞活经济的，但不要指望光靠这些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和终结农民的苦难。
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做好几个方面的城市改革：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城市要求，要得到本城市的户口，需要交纳一笔钱，还要在本市投资，或者是高学历的专业人员等。这不就是在模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移民政策吗？我们的对象是本国公民，他们应该享受在国内选择定居地和流动的自由。即使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逃出来以后，只要在某个自治城市居住了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那个城市的市民。现代化不是官僚主义地推动什么“现代都市”，而是不断地扩大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让人民自己在城市发展，自己发展城市。加拿大等国际移民的那一套，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而是国际保护主义的政策！我们应该去学习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的经验。这点体现了人的本质，自由的本质。
二是城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前城市最大问题就是下岗工人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把国有企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迅速降到15％以下，达到这个标准，经济才能走向良性循环。在各行各业压缩国营企业，允许私营进入是改革的关键。不这样做，以后连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农民转移问题了。城市的改革一定要彻底的解放思想，否则将会留下严重的后果。
三是树立城市发展的生态系统观念。我们在城市发展方面，需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的观念。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是多样化的，有不同的服务、不同的行业。现在我们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很单调。许多行业不让农民进去，没有竞争，有竞争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际上有些农民的素质可能比有的城里人的素质要高得多。同时，也要允许自由发展，许多外国都有的行业在中国受到禁止，中国人口这么多，这样做当然是自设障碍。另一方面，是要求我们克服那种完全平均、平等的观念，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系统里都有不同的层次。一个城市总会有富人、穷人的区别，总会有不同的教育、文化等群体，“平等”应主要体现为身份之间流动性，而不是一刀切。第三个，农民问题不能仅依靠政府来解决，更重要的是转向依靠个人与社会来解决。现在一提起农民问题，就是喊着要让政府投资、喊“干部”、“父母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想与封建主义家长制观念。政府投资过多、干预经济过多，必然使“官僚化”永远不可遏止，从而成为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县乡的机构重组。把乡撤掉，或者小乡并大乡，把县乡机构大大精简。没有他们问题便少了一半。要彻底抛弃陈旧的“父母官”思想，别说那么多好听的话，给农民平等的公民待遇和同样的竞争机会就足够了，他们有能力自己解救自己。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土地给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变，和原来一样。原来的土地产权是什么形式呢？国家与集体（公社、生产队）共有，这是极其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不仅限制了农业发展，也限制了工业发展。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制，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利。这种模糊不清的制度，为官僚化的继续推进、为不正当的掠夺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总之，我们需要观念上的革命性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能再在“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深挖洞、广聚粮”的思路上考虑问题。这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观念早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了。现在中国经过了“绿色革命”和“白色革命”，粮食产出率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有进口粮食的国际环境条件，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满足“口粮”、避免“粮荒”的问题了。不能再以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史学博士)
可以说，关于农民问题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在复杂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农民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大、最难、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它需要长期实践才能解决。
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换句话说就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所以这整个过程是消灭农民阶级的过程，是要把传统的“农民”消灭掉。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将要被消灭的阶级的命运肯定是非常凄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要明白，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农民的历史使命就是，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将要被消灭。消灭农民阶级并不是说从肉体上消灭掉，也不是说实现现代化后没有土地经营了，而是说传统的农民阶级不存在了。发达国家也有农村，农村里也有人口，他也种地，但是这些人已经不是农民（peasant）了，而是farmer，是农场主。美国的农民都是农场主，他们有的可能是夫妻俩种几百亩的土地，依靠机械化、电子化来工作，与“农民”不是一回事。
作为将要被消灭的阶级，农民注定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经受更多的苦难。实际上，在落后国家，主要的不是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一个保守性很强的阶级。因为在传统社会他们生活在各种“共同体”（家庭的、村社的、宗教的等）中，财产公有制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观念都很重。农民的依赖性很强。在西欧庄园制下的农民一方面反对憎恨贵族，但另一方面又依赖贵族，因为在庄园制里有许多公有制的成分。中国的农民也一样。他们一方面恨当官的，另一方面如果当官的不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就受不了。他们整天盼望着“父母官”，盼望着好县长、好乡长来解救，他们的很多观念与一种非常陈旧的官僚制体制是相互适应的。即使在一些教育很落后的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很低，甚至连说话就只有很少几个词汇，但这些观念他们都会一一具有，因为它们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不用学习。中国农民的这种保守性也是扩展化的，平均主义思想、公有执着、依赖意识、官本位价值观等，现今在我们知识分子中仍然十分普遍。
由于农民的历史命运及自身保守性两个原因，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始终是蕴含着巨大的危机的地方，时刻都有可能爆炸，引起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而引起农民革命，就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并具有世界性意义呢？主要是因为抱着平均主义方案的法国农民在大革命进入高潮时突然退却了。假如法国农民在大革命中再继续前进一步，法国大革命就完了，法国的现代化也就完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革命并不能改变农民阶级的命运，因为农民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农民革命即使成功，其结果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掌权的人得到了利益，另一部分革命者被打死了，而整个农民阶级的境遇可能比原来更惨。这是历史的宿命，是没有办法的。
二、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问题
最近，李昌平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引起大家比较强烈的反应。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中国农民的十大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农民负担加剧；农民收入下降；县乡债务上升；干群关系恶化；基层当权者搞非法私有化；疾病流行；义务教育不落实水利设施老化；县乡政权危机。他所说的农民问题、农民不满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我非常同情农民，也经常考虑这些问题，但是仅仅依靠这样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呢？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和理解：
一是要看到农民问题的长期性。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超过30％”根据我见到的资料，外国对城市人口的统计有两种：一种是5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一种是2万人口规模以上的镇。2万人以下规模的镇，就不在统计之列了。前面说的官方公布的“30％以上”的数字，包括全国的所有“建制镇”，而许多建制镇的人口只有几千人，按照国际做法，应该不在统计之列。这就是说，严格计算起来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30％。这个比例也只相当于马克思年轻时的法国，相当于1960年的韩国。这的确是很低很低的。即使我们按照韩国的速度来进行城市化，那至少也得两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需要至少40-50年时间才能达到城市人口占80％的目标。
所以，关键问题是“半城市化”或“半市民化”的发展。我国农民进城以后孩子能享受到政府办学待遇吗？他们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学。这就是“半城市化”或“半市民化”。多数民工都是在过年的时候跑回家，他们在家乡结婚，根本就不能算是城市人口。还有许多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也一直不能取得市民身份。第二个方面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解决农民问题不能老是从农村考虑，更重要的是要从城市来考虑。我们以往一谈到农民问题，就会想到改良品种，发展多种经营，推动农业发展，兴修水利设施、扶贫等措施，这些的确要做，以后还必须努力做得更好。但仅靠这些措施不能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有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70％的人口留在农村，农村收入永远赶不上城市，也不可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1999年以后农民的收入呈下降势头，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结构和制度上的原因，使农民无法流动。而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粮食市场饱和了。粮食的需求弹性是很小的。我们可以一次买10件衣服，一天也可以换10件衣服，但粮食就不一样，原来一人每天吃一斤大米，现在不可能每大吃10斤大米，无论大米怎样便宜。而且我们的粮食的质量也不是太好，出口没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常说要搞什么“合作经营”，“规模经营”，还是从提高产量与生产率出发。这些是要搞活经济的，但不要指望光靠这些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和终结农民的苦难。
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做好几个方面的城市改革：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城市要求，要得到本城市的户口，需要交纳一笔钱，还要在本市投资，或者是高学历的专业人员等。这不就是在模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移民政策吗？我们的对象是本国公民，他们应该享受在国内选择定居地和流动的自由。即使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逃出来以后，只要在某个自治城市居住了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那个城市的市民。现代化不是官僚主义地推动什么“现代都市”，而是不断地扩大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让人民自己在城市发展，自己发展城市。加拿大等国际移民的那一套，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而是国际保护主义的政策！我们应该去学习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的经验。这点体现了人的本质，自由的本质。
二是城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前城市最大问题就是下岗工人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把国有企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迅速降到15％以下，达到这个标准，经济才能走向良性循环。在各行各业压缩国营企业，允许私营进入是改革的关键。不这样做，以后连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农民转移问题了。城市的改革一定要彻底的解放思想，否则将会留下严重的后果。
三是树立城市发展的生态系统观念。我们在城市发展方面，需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的观念。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是多样化的，有不同的服务、不同的行业。现在我们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很单调。许多行业不让农民进去，没有竞争，有竞争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际上有些农民的素质可能比有的城里人的素质要高得多。同时，也要允许自由发展，许多外国都有的行业在中国受到禁止，中国人口这么多，这样做当然是自设障碍。另一方面，是要求我们克服那种完全平均、平等的观念，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系统里都有不同的层次。一个城市总会有富人、穷人的区别，总会有不同的教育、文化等群体，“平等”应主要体现为身份之间流动性，而不是一刀切。第三个，农民问题不能仅依靠政府来解决，更重要的是转向依靠个人与社会来解决。现在一提起农民问题，就是喊着要让政府投资、喊“干部”、“父母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想与封建主义家长制观念。政府投资过多、干预经济过多，必然使“官僚化”永远不可遏止，从而成为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县乡的机构重组。把乡撤掉，或者小乡并大乡，把县乡机构大大精简。没有他们问题便少了一半。要彻底抛弃陈旧的“父母官”思想，别说那么多好听的话，给农民平等的公民待遇和同样的竞争机会就足够了，他们有能力自己解救自己。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土地给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变，和原来一样。原来的土地产权是什么形式呢？国家与集体（公社、生产队）共有，这是极其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的产权制度，不仅限制了农业发展，也限制了工业发展。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制，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利。这种模糊不清的制度，为官僚化的继续推进、为不正当的掠夺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总之，我们需要观念上的革命性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能再在“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深挖洞、广聚粮”的思路上考虑问题。这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观念早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了。现在中国经过了“绿色革命”和“白色革命”，粮食产出率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有进口粮食的国际环境条件，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满足“口粮”、避免“粮荒”的问题了。不能再以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