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诗研究的新领域

来源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uyi_we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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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8年4月26日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 主要围绕“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展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及学术机构的40余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对如何突破新诗研究旧范式、新诗传播接受文献抢救的难度与对策、新诗接受史研究的有效途径、新诗与旧诗的传播空间与共时性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反思了百年新诗研究过程的思路与局限,试图指出中国未来新诗研究的可能向度。
  关键词:《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新诗研究范式;新诗文献资料;新诗接受史研究途径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3.0023
  收稿日期:20180508
  作者簡介:陈柏彤(1993-),女,甘肃庆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研究。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1卷第3期陈柏彤:开拓新诗研究的新领域
  新诗诞生百年之际,为进一步推进百年新诗研究,2018年4月26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重大项目课题组协办的“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高端论坛,在武汉大学成功举行。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於可训先生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王培刚教授、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分别致辞。
  在圆桌讨论环节,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以及《江汉论坛》、《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发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评议,主要围绕“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1917-1949)”展开,对如何突破新诗研究旧范式、新诗传播接受文献抢救的难度与对策、新诗接受史研究的有效途径、新诗与旧诗的传播空间与共时性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反思了百年新诗研究过程的思路与局限,并试图指出未来新诗研究的可能向度。
  一、传播与接受:突破新诗研究旧范式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新诗研究资源匮乏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感叹难觅新的学术生长点,创新、突破遇阻。庆幸的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方长安教授领衔的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研究课题组从读者接受角度反观新诗创作、诗学建构与经典塑造,拓展了新诗的研究空间。
  突破既有研究范式,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在。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教授认为,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显示中国百年新诗发展的历程,为新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罗振亚教授指出,这项研究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找准了新诗研究的裂隙,从读者的视角在现代时段的新诗历史中抽取个案来探讨中国新诗的传播接受问题,在选题上具有拓荒性,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吴投文教授认为,以大量史实为基础,从读者接受角度还原新诗发展的复杂语境,不仅为探求新诗合法性问题提供了别致有效的方法,也为中国新诗史的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诗歌史观。东南大学中文系的王珂教授则以学科发展的眼光评价这项研究,认为它名副其实地填补了新诗研究的一大空白。
  从传播方式对诗歌本体形式的直接影响来看,传播与接受的角度亦具有合理性与重要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李怡教授提出新诗在发生初期首先进入大众传媒视野,经过大范围传播后逐渐被经典化,这样的传播形式决定了诗歌的内在形式,因此他认为传播方式的改变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面貌,传播问题实质上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这种内在的研究过去并未系统展开,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的著作《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其正在主持的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为新诗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陈国恩教授则在承传关系中阐明新诗传播接受研究在武汉大学新诗研究传统中的创新与突破:陆耀东先生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和《中国新诗史》开辟了新诗史研究的独特范式,在学界广有影响;龙泉明先生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侧重于对新诗流变关系的梳理和对新诗现象的综合性研究;方长安教授则将传播接受之学纳入新诗研究中,凸显了武大新诗研究的新特点,在国内新诗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价值与意义。
  二、难度与对策:新诗传播接受文献资料的抢救
  文学史研究的每次突破固然与方法的革新有关,文献资料的重新发现、搜集、整理和解读也十分重要。就新诗传播接受研究而言,现有的显性资料大都是附着于传统新诗史观的文学史料,呈现读者反应的隐性资料相当分散,因此,研究的焦点与难度首先在于对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各位学者基于对新诗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浓厚兴趣,以及对方长安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给予的热切期待,重点关注到新诗传播与接受文献资料的搜集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研讨。
  随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的发展,文献的数量、门类、品种越来越多,性质也趋向专门化,文献来源的可靠性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资料搜集中的突出矛盾。大家认为,应该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罗振亚教授强调,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是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基本保证,对接受资料的发掘本身不仅呈现了历史事实的丰富和复杂,也为将来同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易彬教授针对文献资料自身的版本问题与历史变迁,认为应对文献予以充分地辨别和整理。   同时,新诗传播与接受研究展现了诗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消长中的动态发展过程,鉴于传播场域的交叉与变动,为保证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必须重视史料搜集的系统性。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洪子诚教授认为,新诗阐释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在论述中所涉及的面相要包括政治文化、外来影响、学校教育以及媒介方式和特点等。这种在共时与历时线索中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涉猎不仅有助于还原新诗传播接受的复杂过程,同时也构成了言说框架的话语逻辑基础。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张均教授在发言中就谈到《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经典化为主要内容,在共时的维度上清理了选本、批评、文学史三种力量与经典形成的原因,在历时的维度中展现了启蒙、左翼、革命、新启蒙等话语变迁与经典变动的历史,认为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每篇文章的内在逻辑。
  湖北大学文学院的刘川鄂教授提出新诗接受过程中的读者对象具有审美能力分层的特点,因此对新诗传播与接受文献资料的搜集在专业学者的批评之外,也要关注边缘性的材料。於可训教授表示,新诗接受的对象既包括专业读者,又包含普通读者,而普通读者的感受大都落脚于人心,并未留下固定文本,因此对其接受信息的把握有很大困难。据此,张均、王珂和刘保昌(《江汉论坛》)三位学者分别提供了能够扩大读者接受文献搜集来源的渠道,比如报刊中的普通读者来信、普通读者的日记、民间刊物及手抄本、部分文人的日记(如《郭小川日记》)和口述史(如《黄药眠口述自传》),以及活跃于当下网络平台中的新媒介、旧书网应用程序,等等。此外,部分专家还关注到对海外资料的搜集问题,大大扩展了新诗传播与接受文献资料搜集的视域。
  三、问题与方法:新诗接受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一部文学接受史不仅要史料详实,描述清晰,而且也要求有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考上的创新。因而,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分析材料、如何有效地进入新诗接受史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与会学者共同讨论了研究新诗接受史的有效途径。
  首先,面对浩如烟海的新诗传播接受文献资料,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地择取和使用?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刘为钦教授认为,单独一本《女神》或一位诗人都能汇集成一本厚重的接受研究之书,要有效提取现代时段重要诗人和作品的接受现象,主要在于对海量信息的审慎提炼,实证性的技术分析是实现精准提炼的重要路径。刘保昌研究员表示,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整合文献资料从而获得精准数据的手段,对中国新诗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均具有方法论意味。洪子诚教授则提到选本的地位是体现学术与权力的关系中最分明的一种等级,哪个选本起到主要作用也是分析文献时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由此可见,审慎的取舍态度是基本条件,精准的统计是重要手段,对文献的分级是要紧方法。
  在对单独案例资料的择取与整合之上,怎样使新诗接受史范畴中的个案接受现象落脚于历史视野中,也是各位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新诗史的研究应该具有探索、发现、总结新诗发展规律的特质,对典型个案的选择应遵循新诗发展的历史特点。谢冕教授认为,在新诗接受史研究中所选取的诗人和作品应该是具有代表性并且能让论者有话可说的案例,比如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尝试集》、《凤凰涅槃》和《女神》等作品,要求研究者有精准的眼光和深厚学养。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统筹个案研究,达到新诗史的述史要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泽龙教授认为,《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一书为解决由点及面的问题提供了模式和方法:这部著作问题意识鲜明,逻辑勾连严密,作者对每一个经典对象的研究采取不同思路,例如对胡适的研究侧重于对新诗发生期的合法性求证,对郭沫若的研究侧重于自由体诗歌的角度,对李金发的探讨侧重于现代主义审美意识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生成,这些问题重要且突出,同时又避免了交叉重复,达到了互证的效果。易彬教授也认为作者无意由单个个案研究解決所有问题,而从不同问题展开的研究方法对同类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诗接受史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大量诗人、诗派、文本等接受现象的铺排和还原,还应成为超越于诗歌接受现象之上的逻辑规律的认知与提升。那么,在接受史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材料与理论的关系?如何实现理论的创新?首先,要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坚守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谢冕先生谈及方长安教授在论证经典化问题时引用了自己在编选新诗选本时的三处讲话,并从三处讲话中发现矛盾之处,他认为这种细节比对体现了作者治学的严肃性以及武汉大学严谨务实的学风传统。于扎实的材料中得出自己的论说观点,怀抱此种研究态度就会具有“历史意识”的自信,也会更加强化论说的可信度。其次,也要重视理论层面的创新思考。新诗传播与接受研究所涉及的理论方法极为丰富,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张洁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涉及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现象学等多种理论背景,在对西方理论批判借鉴的同时又生发出许多独特思考。罗振亚教授指出方长安教授的研究深入考辨了传播与新诗生成、新诗现代化特别是经典化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了批评、选本、文学史著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合作又分离的形态,并认为非文学因素参与经典化历程致使经典不纯正,这些都属于独特思考的结果,对诗歌史的改写也不无冲击。
  四、启发与创新:新诗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思路
  新诗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难度与其开拓性的意义同步发生,也为以后的新诗研究开启了一扇阐释之门,与会学者在对新诗接受史问题的讨论中生发出许多精彩的学术创新话题,包括新诗理论研究、接受范围的扩容、新旧诗歌研究思维模式转换等几个方面。
  在新诗接受这一思考维度的启发下,与会学者首先注意到新诗研究中一些理论观念的含糊性与空白性问题。洪子诚教授讲到,新诗有很多被广泛认可的观念,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则呈现出不同意义,需要从接受史的角度对观念史进行清理;就接受史研究本身而言,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何锡章教授期待从文献梳理深入到对新诗发生、传播、接受等种种基本理论方法的研究,为新领域的拓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启示意义;张洁教授提出如果能够将后现代的述史观纳入研究视野或许也能扩展对新诗接受的描述范围。同时,部分专家学者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对接受史研究对象和接受范围的扩容进行了讨论。谢冕教授和洪子诚教授认为,对接受史的研究在选取经典诗歌现象的同时,也应对一些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予以关注,比如蒋光慈、殷夫、臧克家等等。易彬、刘为钦等学者则对将当代诗歌的接受纳入更宏观的接受研究视野表达了殷切期待。
  自20世纪初期新诗诞生以后,把旧诗与新诗加以比较,或以旧诗的标准非难新诗,或以新诗的尺度否定旧诗,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中的突出现象。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与会学者针对新旧诗歌传播方式、文化功能、审美惯性等问题,提出应该突破新诗与旧诗的线性对立模式,以共时与融合的角度探索新旧诗歌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姜涛副教授认为,新旧诗歌的社会位置、传播空间、文体性格均有不同,应该将新诗与旧诗置于共时的空间中进行研究;陈国恩教授表示可以从融合的角度关注新诗与旧诗共通的表现技巧、思维空间等诗美问题;王泽龙教授则侧重从晚唐诗风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古代白话传统对现代诗歌语言生成的影响等方面,谈论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发展的作用。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重新思考新旧诗歌在传统阐释中的论辩关系和替代关系,探寻对新旧诗歌关系研究从对立到统一的思维模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遇春教授作了精彩发言,并认为方长安教授的新诗传播接受研究思路、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旧体诗词研究启发很大。
  会议最后,谭桂林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各位与会学者作为新诗研究前沿领域的代表性专家,对问题的讨论集中深入,不仅包括对新诗研究现状的分析,还饱含对新诗发展未来前景的思考,拓展了新诗研究的思维空间,是中国新诗研究史上的精彩一页。
  [参考文献]
  [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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