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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随之产生的农民工子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城市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成因及解决对策三方面出发，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做出归纳和整理，并提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问题；原因；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地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那些随着农民工夫妇一起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诸多问题，如社会适应问题、学习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亟需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解决。学者们已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和学科视角对此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深入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一、研究现状
城市农民工子女问题是伴随着城市化出现的，自1995年李建平首次提出农民工子女问题后，农民工子女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对于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之以不同的称谓，据文献显示，对进城农民的称谓多达十余种，例如“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盲流”、“农民工”、“民工”等等，而对其子女也有例如“打工子弟”、“流动儿童”等多种不同的称谓，可见社会对于这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迄今仍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定的名称。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不仅给人们的研究和讨论带来困难和不便，也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1]。依照大多數学者观点，本文所指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本文从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成因及解决对策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
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那些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遇到很多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以下简要分学科地概述学界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
1.从教育学角度
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后遇到的教育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献也最多。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分别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学习适应性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
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张春荣，宋士云（2003）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和流入地常住人口的子女教育相比，在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学业成就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问题[2]。而慈勤英和李芬（2002）通过对武汉市洪山区农民工子女抽样调查后认为，这些流动儿童在教育方面具有入学率低、入学学校类型劣势、学校收费高等特点，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上处于弱势地位[3]。
学习适应性问题。王涛、李海华（2006）采用《学习适应性测验》对小学阶段的355名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这些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总体情况比较差，并且适应性在性别以及年级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4]。
家庭教育问题。糜薇（2008）通过对成都市北郊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分析，发现这些家庭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家庭教育环境处于较低层次、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存在巨大反差、教育方式上专制与放任并存、亲子情感难以正常培养、家庭教育呈现出“封闭”状态[5]。所以，流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在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不足，值得关注和解决。
2.从心理学角度
农民工子女从农村来到城市，这种环境的突变难免使他们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农民工子女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胡韬和郭成（2007）通过对重庆市农民工子女小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子女与城市本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自卑自责心理严重、学习焦虑水平较高、孤独倾向和恐怖心理严重[6]。李海华等（2007）认为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相关，并运用社会支持量表发现城市农民工子女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源，并且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易导致他们出现心理异常和行为偏差[4]。
3.从社会学角度
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的视角探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所遭遇的问题，宋蓓（2006）认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度低，需要良好的社区关怀[7]。吴新慧，刘成斌（2007）从网络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塘北事件为切入点，利用网络上网民们的争论进行文献分析，认为农民工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遭遇城市居民的主体性排斥，但同时他又认为随着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社会交往的深入，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排斥心理应该会逐渐消解[8]。罗艳萍、张小屏（2009）通过对贵阳市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的考察，认为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了问题[9]。
（二）问题出现原因
关于农民工子女问题出现的原因或者说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综观其说，对问题产生原因的探讨不外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子女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户籍制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应有待遇的获得，也是农民工子女问题尤其是教育公平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大部分学者是达成共识的。孙红玲（2001）则进一步认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由社会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第二，政策制度不合理及政策的修改性执行。杨颖秀（2007）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的十年演进及重大转变分析后指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政策表现出重大转变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我们正面临的实际困难。因为政策的出台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周佳（2006）则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入手，详细讨论了当前贯彻《意见》的困难。同时，罗艳萍，张小屏（2009）指出，虽然我国出台了很多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政策法规，但在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们往往依据旧有的观念，实行修改性执行。
第三，社会排斥和社会分化使农民工子女处于城市底层。罗艳萍，张小屏（2009）指出，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受到诸多的社会排斥，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因此，社会的整体性排斥更加加大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
第四，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本身原因。孙红玲（2001）认为，城市农民工的家庭经济条件、社会阶层及文化程度与常住人口家庭相比，均有一定差距，这也直接影响着其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刘剑斌，章国平（2006）认为，农民工本身文化程度不高，长期工作无暇顾及子女，对子女缺少关注，家庭教育环境比较差[13]。
（三）解决对策
当然，学界学者们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学者们提出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
国家层面。刘剑斌、章国平（2006）认为应从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改革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户籍障碍，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3]。张春荣，宋士云（2003）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呼吁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建议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出适切的制度安排，完善国家对农民工子女的扶持力度，保证入学的公平性，加大政策执行力度[2]。
社会层面。宋蓓（2006）认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度低，需要良好的社区关怀，呼吁建立起社会、学校、家庭共同配合的关怀网络[7]。刘淑萍等（2007）则提出全社會应改变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态度，消除对他们的歧视，营造积极向上、友爱和谐的氛围。
家庭层面。罗艳萍、张小屏（2009）认为要开发家庭的内在潜能，构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体系。而刘剑斌、章国平（2006）则认为，农民工要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承担起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做好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二、研究评价
迄今为止，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已有十余年，学者们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而且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其次，研究发现，这些问题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落实不到位、社会整体性排斥和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身等因素造成的；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地提出了不少看法，集中于以户籍制度为切入点的制度性改革以及消除社会歧视、改善家庭环境等相关具体措施。然而笔者发现学者们针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针对农民工子女存在的问题研究方面，缺少客观的测量指标体系，使得这一方面研究的客观性较难保证；其次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多是从学校选取的中小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遗漏很多失学儿童、学前儿童等，有失普遍性；再次，关于农民工子女问题影响因素，学界的研究呈现出面多点广的特点，需要在深入研究和综合研究方面进一步加强。最后，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对策研究方面，多为从宏观层面上对此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缺少在微观层面上服务农民工子女的实践研究。以上这些不足都是学界后续研究所需致力解决的。
参考文献
[1]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2]张春荣,宋士云.社会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慈勤英,李芬.外来人口适龄子女教育弱势地位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2(3).
[4]李海华,王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7(3).
[5]糜薇.农民工流动子女家庭教育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对成都市郊农民工家庭调查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5).
[6]胡韬,郭成.重庆市农民工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7(8)．
[7]宋蓓.农民工子女社区保护与城市融入的对策研究[J].江淮论坛,2006(4).
[8]吴新慧,刘成斌.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J].中国青年研究,2007(7).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之《城市农民工子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时间：2010年10月——2012年5月，课题编号：101050438。
作者简介：
马张良（1988—），男，山东聊城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黄婧（1991—），女，湖北巴东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龙小红（1989—），女，河北保定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王青玲（1989—），女，湖北随州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张艳（1990—），女，江苏邳州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刘望龙（1989—），男，湖北宜昌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通讯作者：万江红（1966—），女，湖北红安人，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社会学等领域研究工作。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问题；原因；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地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那些随着农民工夫妇一起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诸多问题，如社会适应问题、学习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亟需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解决。学者们已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和学科视角对此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深入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一、研究现状
城市农民工子女问题是伴随着城市化出现的，自1995年李建平首次提出农民工子女问题后，农民工子女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对于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之以不同的称谓，据文献显示，对进城农民的称谓多达十余种，例如“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盲流”、“农民工”、“民工”等等，而对其子女也有例如“打工子弟”、“流动儿童”等多种不同的称谓，可见社会对于这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迄今仍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定的名称。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不仅给人们的研究和讨论带来困难和不便，也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1]。依照大多數学者观点，本文所指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本文从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成因及解决对策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出现的问题
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那些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遇到很多问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以下简要分学科地概述学界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
1.从教育学角度
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后遇到的教育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献也最多。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分别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学习适应性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
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张春荣，宋士云（2003）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和流入地常住人口的子女教育相比，在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学业成就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问题[2]。而慈勤英和李芬（2002）通过对武汉市洪山区农民工子女抽样调查后认为，这些流动儿童在教育方面具有入学率低、入学学校类型劣势、学校收费高等特点，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上处于弱势地位[3]。
学习适应性问题。王涛、李海华（2006）采用《学习适应性测验》对小学阶段的355名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这些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总体情况比较差，并且适应性在性别以及年级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4]。
家庭教育问题。糜薇（2008）通过对成都市北郊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分析，发现这些家庭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家庭教育环境处于较低层次、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存在巨大反差、教育方式上专制与放任并存、亲子情感难以正常培养、家庭教育呈现出“封闭”状态[5]。所以，流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在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不足，值得关注和解决。
2.从心理学角度
农民工子女从农村来到城市，这种环境的突变难免使他们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农民工子女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胡韬和郭成（2007）通过对重庆市农民工子女小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子女与城市本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自卑自责心理严重、学习焦虑水平较高、孤独倾向和恐怖心理严重[6]。李海华等（2007）认为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相关，并运用社会支持量表发现城市农民工子女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源，并且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易导致他们出现心理异常和行为偏差[4]。
3.从社会学角度
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的视角探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所遭遇的问题，宋蓓（2006）认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度低，需要良好的社区关怀[7]。吴新慧，刘成斌（2007）从网络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塘北事件为切入点，利用网络上网民们的争论进行文献分析，认为农民工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遭遇城市居民的主体性排斥，但同时他又认为随着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社会交往的深入，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排斥心理应该会逐渐消解[8]。罗艳萍、张小屏（2009）通过对贵阳市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的考察，认为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社会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了问题[9]。
（二）问题出现原因
关于农民工子女问题出现的原因或者说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综观其说，对问题产生原因的探讨不外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子女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户籍制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应有待遇的获得，也是农民工子女问题尤其是教育公平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大部分学者是达成共识的。孙红玲（2001）则进一步认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由社会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与二元社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第二，政策制度不合理及政策的修改性执行。杨颖秀（2007）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的十年演进及重大转变分析后指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政策表现出重大转变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我们正面临的实际困难。因为政策的出台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周佳（2006）则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入手，详细讨论了当前贯彻《意见》的困难。同时，罗艳萍，张小屏（2009）指出，虽然我国出台了很多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政策法规，但在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们往往依据旧有的观念，实行修改性执行。
第三，社会排斥和社会分化使农民工子女处于城市底层。罗艳萍，张小屏（2009）指出，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受到诸多的社会排斥，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因此，社会的整体性排斥更加加大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
第四，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本身原因。孙红玲（2001）认为，城市农民工的家庭经济条件、社会阶层及文化程度与常住人口家庭相比，均有一定差距，这也直接影响着其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刘剑斌，章国平（2006）认为，农民工本身文化程度不高，长期工作无暇顾及子女，对子女缺少关注，家庭教育环境比较差[13]。
（三）解决对策
当然，学界学者们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对学者们提出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
国家层面。刘剑斌、章国平（2006）认为应从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改革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户籍障碍，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3]。张春荣，宋士云（2003）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呼吁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建议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出适切的制度安排，完善国家对农民工子女的扶持力度，保证入学的公平性，加大政策执行力度[2]。
社会层面。宋蓓（2006）认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度低，需要良好的社区关怀，呼吁建立起社会、学校、家庭共同配合的关怀网络[7]。刘淑萍等（2007）则提出全社會应改变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态度，消除对他们的歧视，营造积极向上、友爱和谐的氛围。
家庭层面。罗艳萍、张小屏（2009）认为要开发家庭的内在潜能，构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体系。而刘剑斌、章国平（2006）则认为，农民工要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承担起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做好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二、研究评价
迄今为止，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已有十余年，学者们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而且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其次，研究发现，这些问题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落实不到位、社会整体性排斥和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身等因素造成的；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地提出了不少看法，集中于以户籍制度为切入点的制度性改革以及消除社会歧视、改善家庭环境等相关具体措施。然而笔者发现学者们针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针对农民工子女存在的问题研究方面，缺少客观的测量指标体系，使得这一方面研究的客观性较难保证；其次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多是从学校选取的中小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遗漏很多失学儿童、学前儿童等，有失普遍性；再次，关于农民工子女问题影响因素，学界的研究呈现出面多点广的特点，需要在深入研究和综合研究方面进一步加强。最后，针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对策研究方面，多为从宏观层面上对此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缺少在微观层面上服务农民工子女的实践研究。以上这些不足都是学界后续研究所需致力解决的。
参考文献
[1]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2]张春荣,宋士云.社会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慈勤英,李芬.外来人口适龄子女教育弱势地位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2(3).
[4]李海华,王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支持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7(3).
[5]糜薇.农民工流动子女家庭教育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对成都市郊农民工家庭调查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5).
[6]胡韬,郭成.重庆市农民工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7(8)．
[7]宋蓓.农民工子女社区保护与城市融入的对策研究[J].江淮论坛,2006(4).
[8]吴新慧,刘成斌.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J].中国青年研究,2007(7).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之《城市农民工子女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时间：2010年10月——2012年5月，课题编号：101050438。
作者简介：
马张良（1988—），男，山东聊城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黄婧（1991—），女，湖北巴东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龙小红（1989—），女，河北保定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王青玲（1989—），女，湖北随州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张艳（1990—），女，江苏邳州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刘望龙（1989—），男，湖北宜昌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通讯作者：万江红（1966—），女，湖北红安人，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社会学等领域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