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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关注几个问题。第一，无论如何界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都应以重视整体的思维方式讨论“学校文化”；第二，应以学校教育的功能定位作为建设学校文化的切入点；第三，切实加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密切合作。
[关键词] 基础教育；学校文化；反思
一、对“文化”概念的再把握
“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被我国学校教育工作者广为熟知和运用。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如何？对人类文化这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抽象，种种界定无需赘言。
一个社会如果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它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制定各种社会制度时都会认真关注百姓的利益。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如果崇尚勤俭的价值观，那么，他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他的日常生活、企业管理中贯彻这一观念：他不会建造富丽堂皇的厂房、办公楼，也不会在日常交往中奢侈浮华，在制订员工的行为准则中也会要求勤俭节约。
同理，一所学校的校服，你可以说它属于物质，因为它用各种纺织材料做成，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你也可以说它属于制度，因为它本身体现了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你还可以说它属于精神文化，因为它体现了学校管理者重视通过统一形象加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同样是学校的建筑风格，有的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有的颇有西方现代简约的艺术气质，还有的形同商务大楼。走进学校，你能够从这些作为物质存在的建筑中大致推测出管理者办学的理念。他可能关注本土意识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可能关注学生的国际视野，也可能在学生的发展方向上缺乏明确的思考。同样是基础设施，有的学校拥有装备良好的操场和体育馆，有的学校拥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还有的学校可能拥有优雅舒适的书画室。通过观察一所学校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这所学校对学生发展方向的不同定位。
近年来，在教育领域新的概念仿佛井喷般层出不穷，这些新词汇一经出现，常常很快成为“学术流行语”，其内涵又容易被任意解读以至于不知所云。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因而正確地把握概念是正确地把握理论的基础，也是促使教育改革步入正确轨道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对“文化”概念及其结构的诸多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界定“文化”，它都关乎文化现象的“整体性”。所以，思考学校文化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何种界定作为“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而在于我们是否用关乎“整体”的思维方式考察学校文化，也即关注整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学校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忽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容易“见木不见林”，例如津津乐道于提炼校训，却不能将之贯彻于学校的制度、基础设施等工作，或者止于外在形象系统的设计，而不重视教育观的彻底反思。
当然，要把学校教育现象真正作为“文化现象”进行考察，除了关注“文化”的概念及其结构之外，还必须深入了解文化学的相关研究，否则就会发生词不达意、名不副实的现象，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引入“学校文化”概念的独特价值。
二、学校文化建设的“切入点”
学校文化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个部分开始思考？是挖掘学校传统，还是改造课程体系完善基础设施，还是重新设计形象系统？
设计一所学校的文化，首先要解决学校的功能问题。学校的功能即“学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具有的价值。学校的功能自然是“教育人”，通过教育活动塑造出具有一定素养的人。那么，该依据什么对“人的素养”做出界定呢？
人的素养是由情境决定的。情境，就是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可能状态”和“理想状态”，从这两种状态出发界定的“人的素养”才具有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要避免舍本逐末。
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思考。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接着思考：“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帮助人们实现这样一种生活？”据此对课程观、教学观、学生观等教育问题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将这些价值判断贯彻于教育活动的诸方面。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才可能避免舍本逐末。
第二，要谨慎地面对“传统”。
当代教师理应尊重学校的传统，但是，传统本身是特定历史的沉淀物，只有当它适合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发展要求时，才可能继续生存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顾生存的条件，硬将它移置于当下，那么，它不仅会奄奄一息，还会对个人的幸福、社会的进步造成阻碍。所以，搬出学校的历史档案“深挖传统”而忽视时空条件的变化，只能造就没有生命力的学校文化。
第三，要防止“闭门造车”。
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须臾不可分离。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从东部发达地区的再创业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崛起和追赶，从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传统价值观的不断解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文化转型时代，而这一转型正以加速度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学校教育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就不可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三、学校文化设计的主体
谁来设计学校文化？是学校管理者、普通教师、校外教育专家，还是教育企业？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分工日益分化。分工的目的是通过发展高度的专业性提高劳动的效率，但是，分工也存在潜在的危险：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社会系统就不能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者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既缺乏高度的热情也缺少必要的平台进行持久而有效的合作。较为成功的合作局限于数量有限的重点院校和同样数量有限的基础教育学校之间。一方面，大量普通院校的研究者不得不依靠个体的力量和中小学进行有限而短期的交流，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普通中小学又难以获得足够的专业帮助。数量有限而短期的合作，既无法满足教育理论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满足教育实践领域快速而全面进步的需要，由此出现恶性循环：理论越不能和实践密切联系，就越失去对实践的指导力，实践也就越远离理论，进而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
理论的生命力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它需要从实践中寻找有价值的课题，并从中概括、抽象有用的规律以实现自身的进步；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提高自觉性、科学性，以避免低效、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劳动。只有两者密切合作，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随着全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日益关注，依靠科学理性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已经迫在眉睫。然而，除非理论和实践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合作，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变革与进步。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教育公司等盈利性教育机构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以教育服务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大量涌现。有的学校为了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或者为了省时省力，把学校文化的设计全盘交由教育公司完成。缺乏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深刻思考而仅仅由漂亮的“口号”组成的学校文化符号，可以经过精美的包装作为宣传手册吸引眼球，却无法成为学校建设的有力向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亟待建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长期而高效的合作平台。
首先，由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至关重要。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评价重视由教育部、教育厅等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自上而下的课题研究，而忽视直接面向基础教育学校实践提供的知识服务。这就直接导致理论工作者既缺乏热情也缺乏必要的机制支持面向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寻求科研课题和研究资源。
其次，基础教育学校要树立科学发展的信念。由于理论和实践的脱离，理论日益失去对实践的洞察力和指导力。置身于教育一线的管理者和普通教师一方面渴望理论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理论的指导力持怀疑的态度。经验自然是进步的基础，但是，只有这个基础却一定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从自发、感性、个别走向自觉、理性、规律，是实现学校文化建设科学化的必要途经。
再次，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安排。“产、学、研”合作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日益被转化为实践。如果承认教育理论知识也是一种“生产力”，那么，我们希望在基础教育领域也出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密切合作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政府主管部门在项目、资金、人事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要和盈利性教育机构谨慎合作。
只要有需要，就会有满足需要的服务者。盈利性教育机构的大量出现本身就说明了公益性教育机构在某些方面确实难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学校文化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教师特别是学校管理者对于学校教育的基本问题要有正确的回答。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有所选择的就某些方面和盈利性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可以做的”，这是提高社会分工合作效率的前提。
责任编辑 袁海波
[关键词] 基础教育；学校文化；反思
一、对“文化”概念的再把握
“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被我国学校教育工作者广为熟知和运用。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如何？对人类文化这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抽象，种种界定无需赘言。
一个社会如果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它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制定各种社会制度时都会认真关注百姓的利益。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如果崇尚勤俭的价值观，那么，他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他的日常生活、企业管理中贯彻这一观念：他不会建造富丽堂皇的厂房、办公楼，也不会在日常交往中奢侈浮华，在制订员工的行为准则中也会要求勤俭节约。
同理，一所学校的校服，你可以说它属于物质，因为它用各种纺织材料做成，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你也可以说它属于制度，因为它本身体现了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你还可以说它属于精神文化，因为它体现了学校管理者重视通过统一形象加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同样是学校的建筑风格，有的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有的颇有西方现代简约的艺术气质，还有的形同商务大楼。走进学校，你能够从这些作为物质存在的建筑中大致推测出管理者办学的理念。他可能关注本土意识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可能关注学生的国际视野，也可能在学生的发展方向上缺乏明确的思考。同样是基础设施，有的学校拥有装备良好的操场和体育馆，有的学校拥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还有的学校可能拥有优雅舒适的书画室。通过观察一所学校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大致判断这所学校对学生发展方向的不同定位。
近年来，在教育领域新的概念仿佛井喷般层出不穷，这些新词汇一经出现，常常很快成为“学术流行语”，其内涵又容易被任意解读以至于不知所云。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本单位，因而正確地把握概念是正确地把握理论的基础，也是促使教育改革步入正确轨道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对“文化”概念及其结构的诸多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界定“文化”，它都关乎文化现象的“整体性”。所以，思考学校文化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何种界定作为“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而在于我们是否用关乎“整体”的思维方式考察学校文化，也即关注整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学校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忽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容易“见木不见林”，例如津津乐道于提炼校训，却不能将之贯彻于学校的制度、基础设施等工作，或者止于外在形象系统的设计，而不重视教育观的彻底反思。
当然，要把学校教育现象真正作为“文化现象”进行考察，除了关注“文化”的概念及其结构之外，还必须深入了解文化学的相关研究，否则就会发生词不达意、名不副实的现象，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引入“学校文化”概念的独特价值。
二、学校文化建设的“切入点”
学校文化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个部分开始思考？是挖掘学校传统，还是改造课程体系完善基础设施，还是重新设计形象系统？
设计一所学校的文化，首先要解决学校的功能问题。学校的功能即“学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具有的价值。学校的功能自然是“教育人”，通过教育活动塑造出具有一定素养的人。那么，该依据什么对“人的素养”做出界定呢？
人的素养是由情境决定的。情境，就是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可能状态”和“理想状态”，从这两种状态出发界定的“人的素养”才具有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要避免舍本逐末。
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思考。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接着思考：“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帮助人们实现这样一种生活？”据此对课程观、教学观、学生观等教育问题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将这些价值判断贯彻于教育活动的诸方面。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才可能避免舍本逐末。
第二，要谨慎地面对“传统”。
当代教师理应尊重学校的传统，但是，传统本身是特定历史的沉淀物，只有当它适合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发展要求时，才可能继续生存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顾生存的条件，硬将它移置于当下，那么，它不仅会奄奄一息，还会对个人的幸福、社会的进步造成阻碍。所以，搬出学校的历史档案“深挖传统”而忽视时空条件的变化，只能造就没有生命力的学校文化。
第三，要防止“闭门造车”。
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须臾不可分离。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从东部发达地区的再创业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崛起和追赶，从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传统价值观的不断解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文化转型时代，而这一转型正以加速度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学校教育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就不可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三、学校文化设计的主体
谁来设计学校文化？是学校管理者、普通教师、校外教育专家，还是教育企业？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分工日益分化。分工的目的是通过发展高度的专业性提高劳动的效率，但是，分工也存在潜在的危险：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社会系统就不能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者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既缺乏高度的热情也缺少必要的平台进行持久而有效的合作。较为成功的合作局限于数量有限的重点院校和同样数量有限的基础教育学校之间。一方面，大量普通院校的研究者不得不依靠个体的力量和中小学进行有限而短期的交流，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普通中小学又难以获得足够的专业帮助。数量有限而短期的合作，既无法满足教育理论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满足教育实践领域快速而全面进步的需要，由此出现恶性循环：理论越不能和实践密切联系，就越失去对实践的指导力，实践也就越远离理论，进而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
理论的生命力植根于实践的土壤，它需要从实践中寻找有价值的课题，并从中概括、抽象有用的规律以实现自身的进步；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提高自觉性、科学性，以避免低效、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劳动。只有两者密切合作，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随着全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日益关注，依靠科学理性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已经迫在眉睫。然而，除非理论和实践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合作，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变革与进步。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教育公司等盈利性教育机构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以教育服务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大量涌现。有的学校为了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或者为了省时省力，把学校文化的设计全盘交由教育公司完成。缺乏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深刻思考而仅仅由漂亮的“口号”组成的学校文化符号，可以经过精美的包装作为宣传手册吸引眼球，却无法成为学校建设的有力向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亟待建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长期而高效的合作平台。
首先，由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并提供必要的支持至关重要。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评价重视由教育部、教育厅等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自上而下的课题研究，而忽视直接面向基础教育学校实践提供的知识服务。这就直接导致理论工作者既缺乏热情也缺乏必要的机制支持面向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寻求科研课题和研究资源。
其次，基础教育学校要树立科学发展的信念。由于理论和实践的脱离，理论日益失去对实践的洞察力和指导力。置身于教育一线的管理者和普通教师一方面渴望理论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理论的指导力持怀疑的态度。经验自然是进步的基础，但是，只有这个基础却一定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从自发、感性、个别走向自觉、理性、规律，是实现学校文化建设科学化的必要途经。
再次，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安排。“产、学、研”合作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日益被转化为实践。如果承认教育理论知识也是一种“生产力”，那么，我们希望在基础教育领域也出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密切合作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政府主管部门在项目、资金、人事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要和盈利性教育机构谨慎合作。
只要有需要，就会有满足需要的服务者。盈利性教育机构的大量出现本身就说明了公益性教育机构在某些方面确实难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学校文化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教师特别是学校管理者对于学校教育的基本问题要有正确的回答。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有所选择的就某些方面和盈利性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可以做的”，这是提高社会分工合作效率的前提。
责任编辑 袁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