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有导师范儿，谢娜穿了一身很职业的修身短裙。看着一个接一个拼命逗她发笑的选手，她需要不时转头跟英达打趣，还得和另一位导师郭德纲逗贫，并适时地在老郭蹦出包袱时拖长嗓子，发出一声标准的德云社式叫好：“噫～～”
　　跟《中国好声音》相比，《我为喜剧狂》的演播厅里几乎就差那么几把能转的椅子。从去年年底开始，几近残酷的季播类节目中又涌进了新品类：喜剧选秀节目。它们将在2014年的电视里扎堆出现，其中包括安徽卫视的《超级笑星》、浙江卫视的《中国喜剧星》、辽宁卫视的《本山带谁上春晚》、湖北卫视的《我为喜剧狂》和东方卫视最新播出的《笑傲江湖》等等。冯小刚、宋丹丹、吴君如、王晶、蔡明、李立群、曹云金等喜剧导演、演员纷纷坐上了评委席。
　　再加上一些其他形式的新喜剧节目，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将有二十余档喜剧类节目登场，仅第一季度就有六七档。
　　然而，与直接套用国外模式的唱歌、跳舞类节目相比，喜剧节目必须做到原创或半原创，更为困难；跟喜剧电影、话剧或网络段子比较，电视喜剧节目则又有着更多的条条框框、规则和难以逾越的尺度难题。

为什么是喜剧？

　　2013年年末，多家卫视在各自的招商推介会中不约而同地撞了“名”。他们纷纷拿出了2014年新喜剧栏目的计划，大部分节目竟然都叫《喜剧之王》。
　　这让北京长江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周泳大吃一惊。长江传媒是湖北广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从2013年上半年起，他们也一直在策划推出一档名为《喜剧之王》的喜剧类节目。
　　情况如此尴尬，主管部门只能规定：谁也别叫“喜剧之王”，不光如此，连“王”字也不准出现。最后，湖北卫视把节目更名为《我为喜剧狂》。
　　“想到过今年喜剧类节目会是热点，但是没想到那么多。”周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喜剧节目数量之多，他多次提到“井喷”一词。喜剧节目的“井喷”有一个最为直接的导火索。2013年10月，广电总局向各大卫视发出加强版“限娱令”，其中针对过于泛滥的歌唱选拔类节目，明确规定2014年全国卫视的歌唱类节目最多保留4档。
　　根据新政策，众多电视台只能另辟蹊径，喜剧节目成为大多数电视台的首选。这并非拍脑袋的决定。如今各类节目都在考虑细分观众，但喜剧节目几乎拥有最广泛的受众和收视基础。“大家现在压力太大了，喜欢看一些欢乐的东西。”周泳说。
　　《我为喜剧狂》执行导演牛捷第一次明确感受到喜剧节目对于观众群的重要性是在2012年。那一年，哈文版央视春晚将语言类节目增加到9个；随后江苏台春晚成为地方台春晚的收视冠军，它的三个收视高点都出现在语言类作品时段。“当时《新白娘子传奇》演员聚首是最热门的话题，可收视高点还是小品，我非常诧异。” 牛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拥有大量语言类节目，辽宁台春晚收视率首次超越湖南卫视，成为地方台春晚冠军。
　　然而多年以来，电视喜剧节目的数量、质量与观众对喜剧节目的渴求成反比。来自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陈印泉是《我为喜剧狂》的选手之一。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印象最深的喜剧类电视节目只有一个：《曲苑杂坛》。“从小就看，” 陈印泉戴着棒球帽、穿一件帽衫，1986年出生的他对《曲苑杂坛》当年的各个小栏目如数家珍。
　　这个节目首播于1991年，是央视最长寿的栏目之一。
　　“中国电视人大多是做新闻、专题片等严肃类节目起家的，”《我为喜剧狂》联合出品方、北京能量影视传播副总经理樊庆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便是文艺节目，语言类节目比例也不高。”在他看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赵本山、陈佩斯、蔡明这样的喜剧明星，而很少有特定的喜剧电视节目。
　　市场饥饿由来已久。周泳判断，至少在未来两到三年，喜剧类型的节目将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

喜剧类电视节目集体突围

　　事实上，各个电视台——尤其有语言类节目传统的北京、东北等地的电视台——一直在尝试制作喜剧类电视节目。其中大部分节目形式都类似《曲苑杂坛》，由单个喜剧节目“拼盘”而成，如北京卫视首播于2008年的《笑动》，以及央视的《周末喜相逢·笑星大联盟》。
　　然而，这些节目并没有推出类似当年“洛桑学艺”那样的抢眼节目或明星。《周末喜相逢·笑星大联盟》于2012年停播，同样停播的喜剧类节目还包括东方卫视首播于2008年、曾经连续创造收视高峰的《笑林大会》。
　　与此同时，都市搞笑小剧场屡屡创高票房，电影《泰囧》则引爆了电影市场，电视阵地的喜剧产品自然也让电视人颇为动心。
　　“除非节目拥有像本山传媒那样丰富的资源，传统的拼盘式喜剧节目已经不能吸引观众了。”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节目制作者都选择进行节目形式的改变，以期对喜剧节目进行革新。
　　2011年前后，一批这样的节目开始出现。这一年，黑龙江卫视把辽宁卫视《谁是主角》的一个版块拿过去，制作了“近景爆笑短播出剧”的《爱笑会议室》。第二年，东方卫视针对年轻人推出相声演员王自健的脱口秀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江西卫视征集普通人的有趣视频制作了《家庭幽默录像》；央视则推出由崔永元主持的即兴表演节目《谢天谢地你来啦》。
　　2011年1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集合南北笑星的《喜剧之王》，曾经考虑模仿日本的喜剧节目，以观众笑声的大小来决定表演者是否通过，后来定位为“新生活创意喜剧秀”。但收视率不高，几个月后就失去了音讯。
　　《我为喜剧狂》的制作方能量传媒最早想借鉴北欧的一个模式，把它做成一档即兴表演节目：一个“导演” 实时对舞台上的几个演员发布指令，指挥他们做即兴表演。方案名为《我的大脑》。 　　可做了几个样片后，“感觉不好，”《我为喜剧狂》 联合出品方、北京能量影视传播副总经理樊庆元说，“不是很好实现。”这样的即兴表演节目对演员、导演的应变能力要求很高，而国外的一些喜剧表演形式放在国内电视舞台上也会水土不服。
　　“国外最简单的喜剧包袱就是政治、体制和性，但是这是（国内）电视不能碰的，”一位业内人士说。他认为国内外观众的收视习惯也有所不同，即兴表演、美式脱口秀等方式比较“高级”，而中国人“看电视就是图个轻松，不想思考那么多东西。”
　　此后，樊庆元和周泳共同决定，将新节目做成大型选秀节目，即一档“喜剧类的《中国好声音》”。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喜剧类节目的小格局和传统模式、观众也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也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模式、赛制都可以完全照搬《中国好声音》——现场15到20台机位，每个机位都挂录像机，保留海量素材；导师先上演“抢人大战”，第二阶段再进行队内PK……
　　跟湖北卫视不谋而合的还包括安徽、浙江和东方等多家卫视。“这是喜剧节目的另一次升级，”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集合了所有选秀类节目的高收视元素，它不再是喜剧演员表演的单个节目。在我们的逻辑里，喜剧元素还包括演员的背景、出场方式、与导师的互动、二度表演，以及导师的选择和反选。”

喜剧节目的制作难题

　　陈印泉在《我为喜剧狂》的第三期出场。他做了一段模仿式表演，最后被谢娜选走。但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并不满意。
　　“逗笑别人太难了，”这个职业相声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脑子里打草稿时觉得这点子绝了，可一表演，根本没法呈现。表现不出来，再可笑也只是一个谈资、一个笑话。不是喜剧节目。”他已经真切体会到，在剧场与在电视镜头前说相声有很多不同，电视的形式经常会让包袱打折扣。
　　“跟剧场相比，电视喜剧没有时间拖沓，你拖沓一分钟，观众就换台了。只能一个小包袱接一个小包袱，把他们紧紧地抓住，”《我是喜剧狂》总编剧李亚说，“很多剧场演员表演时喜欢抻长、加入一些即兴的东西，我们就把这些都砍掉。”
　　李亚最早是短信段子写手，后来又在网上写搞笑段子，创作过搞笑网络剧《屌丝男士》，也参与过《今晚80后脱口秀》《百变大咖秀》《郭的秀》等喜剧类节目。从网络转向电视台后，他发现创作起来十分困难。
　　“电视的框框太多，限制性太多，” 李亚说，“网络上的段子把观众口味提高了，观众见得多了，很挑。”他认为，网络和电视喜剧之间更大的不同在于，电视需要更直接的包袱或“梗”，“网络段子看不懂，可以再琢磨一遍，电视喜剧则不行”。此外，现在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看一个要动脑子而且节奏比较慢的东西，节目必须短小精悍。
　　在《我为喜剧狂》里，李亚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润色选手带来的节目，并创作他们第二、三阶段的表演内容。平均一个节目得改十几二十次。
　　逗人发笑也有一定的规律。在选手们表演的节目中，体现他们自己生活状态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根据演出经验，陈印泉认为贴近生活的、话题类的事件和目前人们心态类的呈现表演效果最好，比如香港的驱蝗行动，人们的仇富心态等等，“越是贴近民生类的，大伙越买账。” 节目组也会选择一些当下比较热的社会问题，融入段子里让选手表演出来，如买房、堵车或雾霾。
　　李亚手下一共有二十来个参与创作的编导，即便如此，他对段子的“批量式生产”还是十分头疼，“有时候我坐在那一两个小时，一个段子也写不出来，我现在等于是在吃老本。”做完这一季节目，他决定歇一段时间，给自己充充电。
　　由于涉及到喜剧原创，喜剧节目自然比歌唱类节目难度更大。在节目策划之初，包括贾玲在内的很多喜剧演员都对周泳表示过，“千万别做这节目”，“喜剧太难了”。“一个春晚，一年下来精挑细选了五六个作品，大家还都不满意，”周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一年能出一个好作品就不错了。”
　　除了作品难写，选手也不好找。第三期出场的鄂博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科班出身。她完成一段颠狂搞笑的演出后，导师英达问她：“学校里不教这个吧？”她笑着摇了摇头。
　　毕业后，鄂博没有影视演出的机会，一直以出演话剧为生，“基本上都是喜剧，因为市场上大多是搞笑话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了找选手，《我为喜剧狂》的导演组去了很多地方，东北、北京、上海的喜剧演员相对集中，小城市则根本筛不出来。有的导演甚至在东三省待了一个多月，挨个去喜剧团体、夜场、话剧团看演员，还得跟别的喜剧节目竞争。与此同时，导演们也发现很多夜场节目“尺度根本无法上电视”。他们也想过改一改，但是尺度一收，根本不好看。
　　而事实证明，喜剧选秀果然具有双重收视保障——就算选手或他们的表演无趣，导师之间的抬杠、调侃和抢人也可以成为卖点。拥有郭德纲、谢娜、英达的《我为喜剧狂》首期就打败了同时段湖南卫视的搞笑节目《百变大咖秀》，收视率连续三周排名第一，还带动了湖北卫视的全天收视排名升至第三。
　　这样一来，优秀导师的抢夺就更为困难。《我为喜剧狂》最早确定的四人阵容是周星驰、赵本山、郭德纲和周立波，但很难实现。为了找人，樊庆元花了4个月时间，亲自接触了30多个跟喜剧沾边的一线大腕，包括冯小刚、徐峥、宁浩、宋丹丹、蔡明、葛优、黄渤、黄海波，甚至还找了有时候写东西带点喜感的韩寒，还有姜文、赵宝刚。
　　周泳推断，今年这批喜剧节目做完一轮，至少会淘汰掉三分之二，“市场、广告商只认前三名、前两名，选手和导师也是这样，”他说，“现在电视竞争越来越残酷，中国观众的节目供给量太大，观众特别善变、特别浮躁，两期一过，新鲜劲就没了。”目前，制作方已经开始早早考虑下一季的导师签约，以及再一次“地毯式”搜索选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