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阿多尼斯访华时，对当今很多国家的诗人（包括中国诗人），以美国诗歌为标准提出质疑：为什么拥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国度，却要跪拜在仅有200年诗史的传统之下？阿多尼斯讲了个历史典故：帖木儿征服欧洲后，在返回亚洲的路上，将所到之处的寺庙悉数毁掉，仅亚美尼亚一寺庙得以幸存。这是因为当地人把神像的眼睛画成了蒙古人的样子。阿多尼斯尖锐地问在场的中国人：为了求得在现代文明中幸存，你们会不会给自己画上西方人的眼睛？
　　阿多尼斯的质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以西为范，以洋为准，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过洋节成风，西方秀充斥银屏，起洋名亦成时尚，似乎非如此便无以生存，无以立世。
　　掐指一算，鲁迅先生呼吁“拿来主义”，于今已80余年矣。这横亘数个时代的80余年可堪回首，亦不堪回首。不过，这一页毕竟翻过去了，“拿来主义”确乎实行了，这是可以告慰先哲的。问题是，“拿来”之后怎么办？
　　在《拿来主义》一文里，鲁迅只说“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大约也无法预见“拿来”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形。当年易卜生《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后，鲁迅就发出过一个尖锐之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并写下一篇小说《伤逝》作为回答。
　　1924年6月泰戈尔首访中国。此前泰翁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英国、瑞典和德国，在演说中他毫不客气地谴责国家主义和“实利哲学”，抨击西方文明，不免遭遇东道主冷脸；而在访华时他盛赞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以静制动，反对以暴力驱逐暴力的超前构想，竟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激烈批评，其中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郭沫若、茅盾攻击甚力。
　　鲁迅始终冷眼旁观，避而不见，年底才在《论照相之类》的杂文中谈及泰翁访华，语气略带嘲讽，但锋芒是针对环绕在泰翁周围的胡适、徐志摩等人。十年后他写下《拿来主义》，看不出他与泰戈尔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存在根本冲突，相反两人倒是相当接近的。
　　泰戈尔访华期间有一个环节值得玩味。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徐志摩，但徐不会说孟加拉语（梵语的一个分支），而泰戈尔不会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作交流。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也令徐志摩感到尴尬。这个典型场景呈示了中印文化的现实隔膜、与西方文化的经络关联，以及“西强东弱”的全球文化格局。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将西方人文价值理念与印度古典哲学精神相融合，创造了独特的“诗歌宗教”，但仍须借助英语才获得世界性声誉并摘取诺奖，这才找到通往中国的桥梁；而中国知识界同样须通过英译本转译的《飞鸟集》和《吉檀迦利》，才重新认识印度文化的精粹，而不再局限于被佛教遮蔽的那个印度。换言之，在当时，同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印两国，在文化上的距离感远大于中西或印西之间的“裂沟”。
　　在泰翁看来，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上，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进而补救西方现代文明的缺失。而中国知识界当时正处于批判“国学”，向“西学”狂奔的十字路口，因而对泰氏赞颂传统文化，并告诫“要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感到义愤填膺，并大加挞伐是不奇怪的。在泰翁发表演讲的不同场合，均有人散发抗议传单，并高喊口号：“亡国奴，请回吧！”
　　90余年荏苒而过。泰戈尔的观点确乎相当超前，他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正确的话”。至少下面的话仍振聋发聩——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
　　观音菩萨传入中国原本是男神，后来在中国的气场、道和妇孥的祈祷声中衍变为女神，并生成了震旦人的眼睛，不是没有缘由的。佛教来自天竺之域，但只有当禅宗出现后，才算真正具备了中国的“眼神”。一言以蔽之，文化可以借鉴，亦可以移植，但必须生成自己的眼睛。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