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雅名“古月堂”。日落之后，堂前常有等女友一起“去胡堂走走”的男青年伫立。由于这里不设会客室，男生们只得立在门口。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里的有名的才子。他面容俊朗，时与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三杰”，且又格外出众些。这位青年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文学研究家，他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是家里的长子。其父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其母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
　　钱钟书在文科方面天资卓越，记忆力超群，尤其迷恋于读书，阅读似乎是他的本能。他无书不读，哪怕辞典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古月堂前，他要等的人是一位名叫杨绛的女生，她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比他小一岁，在读书这回事上，与他完全是同道中人。
　　杨绛于1932年考入清华，就读于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她与钱钟书是同乡，出身于苏州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父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
　　杨绛本想学习法律，将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的众生相，以此为写作积累素材。然而，父亲并不同意她的打算，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社会黑暗，抑或感到法律沉重，不适合一个女孩子家。
　　如此，杨绛只好改学政治，但因为不喜欢，她对课程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籍，对文学的兴趣也愈发不可收拾。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一入清华，杨绛就赢得了梁宗岱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杨绛的程度令他刮目相看。
　　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实为一对天作佳偶。杨绛的母亲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他们在清华一起度过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钱钟书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杨绛。他作了很多情诗，皆是旧体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首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然而，男方诗做得虽好，女方的回信却不多。杨绛对钱钟书说，她不爱写信。一句“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流露了钱钟书的些许抱怨。后来，写《围城》时，他对这段往事依旧念念不忘——《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订婚后，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授课，杨绛则回清华继续念最后一年书。这时的她已在清华崭露头角。在朱自清的“散文写作”课上，她交过一篇名为《璐璐，不用愁！》的作业，描写了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深得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学生习作与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等当时的名家的作品一同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
　　既未成婚，未婚夫也不在身边，于是“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但杨绛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很多年后，有人为钱钟书做传，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杨绛没有在男生的追求中昏了头脑，一如其文，其人也一直内敛、素净。
　　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三年前，杨绛曾拒了前往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的机会，这一次，她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的爱人去梦想之地游学。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都已尘埃落定，两人终得平静相对的时光。
　　钱钟书和杨绛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陡然生起。她常听钱钟书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抵达牛津后，钱钟书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就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杨绛大部分时间都在牛津古老而恢弘的图书馆里度过，这座中世纪的建筑宛若一座城堡。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让她写字的沙沙声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钱钟书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在那里可以借到19世纪的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钱钟书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地读书。除了英文，二人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尤其是钱钟书，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这对年轻夫妇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
　　杨绛生阿圆的时候，钱钟书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就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杨绛每次都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杨绛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了。而“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不仅学会了划亮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杨绛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他们在巴黎待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弥漫的中国。
　　说到写作，杨绛的成名早于钱钟书，这也是对他创作《围城》的刺激。一天，他对她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她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她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起所有家务活，包括劈柴、生火、做饭等。两年后，《围城》终于问世，它写成于上海沦陷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
　　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89年，在《围城》将要搬上银幕前，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实际上出自她之手。钱钟书说：“实获我心”。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而她的感触是：“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许多年前，她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念给他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她答，“我也一样。”
　　（注：本文部分摘自岚枫《答报情痴无别物，钱钟书与杨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