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改革路”,上海浦东严桥乡比安徽小岗村,走得远多了。
　　
　　节前,到上海已经取消了地名的地方去采访:严桥。30年前,浦东严桥是上海四大菜篮子基地之一,盛产花菜。严桥出名,是菜农们集资“轰然”建造了一幢星级由由饭店。由由者,田字出头的意思。
　　采访前做案头事务。书籍与网上“呱啦松脆”的表示都是:农民集资,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等等。权威表述,来自国家级期刊论文刊登地之一的某《机关动态》,题目是《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争优势——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革的实践和探索》,刊期为2001年第6期。
　　媒体有朝花夕拾的作业习惯,今日事今日毕,明天再唱明天的山歌。而论文类的思考记录,也仅是如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我读了等于不读,当年严桥“以改革促發展”,菜农们首先“革掉”了什么?职业生涯告诉我,事实真相的繁复曲折,永远超规模超严峻地越出了穿靴戴帽式报道的边界。有个基本问题:严桥菜农集资,一共是多少钱?当年严桥股份有限公司集资注册数字是2500万人民币。20多年前,万元户是个豪奢的字眼,菜农们哪来的这么多巨款?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严桥乡三区夹一县,南市、黄浦、杨浦各有一块,当中还夹着川沙的地,全部收归国家。当年“班子”遇上三个问题:首先是民生。土地资源重新分配,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国家收地,菜农没地,手中资源为零,失地百姓以后靠什么活?第二,农民离土,同时离屋离乡,他们住到哪里去?第三,即使到了“新地方”,菜农们干什么呢?这是就业问题。“班子”完全可以跟菜农们说:没地、没屋、没业,你去问“上面”好了。
　　在中国农耕社会,被迫离土离屋离乡而酿就的社会动荡,俯拾皆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春种秋收,吃饭、活着、繁衍,继续地周而复始。真正到颠沛流浪也难以为继的时日,剩下的路只有:造反。在20世纪上海某个“渺小”的乡级班子面前,不存在这条路。
　　班子“想通就做”的事情是:“对镇、村、生产队三级集体资产和国有资产,进行界定。第一,划清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界限,明确‘政府靠税收,企业靠利润’,即乡政府是财政税收主体,乡政府财产属于国家财产。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是集体资产主体,企业已有的自身积累资产,属于集体资产;镇的集体资产是全镇乡民劳动所得,所以属于全体乡民。第二层面,就是再细分界定,镇、村、队的集体资产界限。根据市政府和新区政府文件,村、队两级集体资产可用股份形式量化到个人,我们向农民进行分配。”
　　用大白话表述,大抵就是经政策界定,“一息尚存”的严桥乡政府,还要继续执行向国家上交税收的义务(若干年后,严桥乡从上海市行政区域中“取消”),而下属村、队“几十年”积累的账面集体资产,分配给全体乡民。
　　改革年代,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分田到户有点“虚”,地在名下,可地仍在“所有制”里。上海严桥菜农“瓜分”集体资产,兑换为现金,入袋为安,“私产”却是任何人再也动不得的了。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头上“动土”,银货两讫“化公为私”,这事情,在中国有哪个人敢做过?
　　任何社会问题的根由,出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三元素”的冲突和矛盾。严桥菜农当然感激“市政府和新区政府文件,村、队两级集体资产可用股份形式量化到个人”的决策人。然而,从文本到“拿钱”,其间横卧着原体制的千山万壑和风云变幻,严桥“被”逼上“试点”的梁山。班子在保留的镇级集体资产基础上,成立股份制合作企业,要求乡民入股,每股1元。公司第一任务是造房子,乡民们居住的由由新村,就此而来。如上事件,细细追根寻源,那是一件真正惊天动地的事情;动地在先,土地上交国家,菜农们就此“一无所有”,似与原所有制“了断情缘”;惊天在后,菜农们能够动出的脑筋,还是原所有制这个“资源”,这就是在集体所有制这爿“天”上的蟠桃园里摘桃子,先分钱归己,再投资分成。这“改革路”,上海浦东严桥乡比安徽小岗村,走得远多了。
　　质疑的眼光,自然也没断过。其实,“由由”两字出于孔子:“原乡人处,由由不忍离去”;“由由”三解:愉悦;迟疑、犹豫貌;宽舒貌。离土离屋离乡及后面的故事,从那年代就有,老人家早作了概括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