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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比远离更难，去意徊徨，不过是对孤独的恐惧，但来路更远，蓬山万重”
李叔同著名的诗篇《送别》有云，“来时莫徘徊”，以前唐克扬总觉得是把“去”错写成了“来”，最近才有了顿悟，“投身比远离更难，去意徊徨，不过是对孤独的恐惧，但来路更远，蓬山万重。”
一路跨专业，在建筑、绘画、策展、写作间游弋，普通人眼里是光环，许多老先生却未必看得惯，常有人劝他“你要扎实一点，踏实一点”，刚回国时也有人说他“思想很活跃”，言下之意：“这并非学术正统。”
“我经常处于一种少数派的位置，从小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也不介意依然成为少数派。”唐克扬说。但他也承认，大多数人都无法逃脱“现代”意识形态的规训。“现代人的自我，被分裂成好多种不同的块区，现代的标志就是utility（功用），看上去很合理的东西，最后拼凑出来却不是完整的人。”
聊这话的时候，他在《空间中的美术史》课上，刚把学生们“赶出”教室，去拍一张可以作为展览空间的照片。而后，拿曝光、水平线等标准一一审视指点。这门鼓励“动手”的创新课程，教学核心是如何做procedure（流程）和plan（方案）。
“我给他们讲课，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规训。”唐克扬不好意思地笑了，“对天才来说或许是约束，但为了他们在外面工作有条理，这又是必须的。”
一期续建，二期规划设计，六岁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处在“进行时”。从低密度的教学区一路跋涉，经过一片开放的工地，打钻声持续在耳畔轰鸣，简直分不清来自地底还是高空。唐克扬在一旁突然喊住我，“这就是我们新建的人文中心！”他往大门走近几步，指着高起的大土丘，“还有48个月可以封顶，（纽约）帝国大厦修好只花了11个月！” 有一瞬间我恍惚以为，他是脱了安全帽来此监工的建筑师。
当然，他本来就是建筑师，还是个独立策展人，最知名的项目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在最感兴趣的文字领域，过去介绍是“建筑寫作者”，这几年随着更多小说的发表，他也慢慢习惯了“作家”的头衔。
这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循环。最早为唐克扬打开世界大门的，是北大比较文学硕士，如今投至当年的北大导师陈跃红麾下任教，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创新型大学，共同打造“一流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参与校园规划建设和公共空间营造，既是人文中心设立的题中之义，也极大满足了他寻求的“参与感”。
白天，主持完校园规划建设专题讲座，唐克扬带我在多山的校园内穿行，他突然跳出一句“这边地下有个商周古墓”，语气多有欣喜，“幸亏没有按他们的规矩，把整个校园推倒重来”；晚上，上完四小时的课，踏入夜色中的草坪，他随手一指，迎头便撞见一座泛着暗光的神龛，竟是拆迁前深圳城中村的遗物。
在这样日常的一天，我们间歇性的谈话“藕断丝连”，始终围绕故乡、纽约、长安，关于时间和空间、来路和去处。它们盘根错节，形塑了唐克扬生命中的“质料”——质料，是他言语间不自觉常会抖落的那种哲学用词，完了还不忘加上，“质地的质，材料的料”。
谈作家卡尔维诺，“他把空间赋予具体的质料，同时有创造性的结构，产生很有意思的文本”；谈古典历史学者Lionel Casson，“不是历史观先行，也不是用现在的生活状态和关心的问题，去印证过去古代世界的存在，他首先谈到的是知识，或者作为质料存在的一种历史。”
他自己走遍中国各省，游历西方名胜，也是写城市和建筑的高手，出版了两本专著《十城画记》、《在空间的密林中》。“倒过来写，先是触手可及的质料，然后到城市的处所、城市的时间、城市的命运”，“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城市，首先是个意会，只是一个感觉派，慢慢从视角触及的范围往外，扩展到整个城市全景式的理性认知。”
按照康德的说法，感觉是没有形式的质料，质料是在现象中的感觉，“虽然一切现象的质料只是后天给予的，但其形式却必须是全都在内心中先天地为这些现象准备好的。”
如果问唐克扬，他的质料是什么？他会说，一个永恒的外省人，一个漂泊的边缘者。
“故乡肯定是有很emotional（情绪化、脆弱）的成分在里面，我有时候很害怕过度表达，我现在更愿意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少谈一些这样的话题。”在我的追问下，唐克扬对“故乡”阐释一番后作出总结，“文学是抗拒不了的力量，但不能当饭吃，你必须汲取里面的水分，同时你也不想天天水汪汪的。”
但44岁的唐克扬，仍然时不时陷入对“故乡”的迷思。六年前，他会在凌晨两点半，到微博上发一首李金发的现代诗《故乡》：“呵，漂泊之年月/带去我们之嬉笑，痛苦/独余剩这伤痕。”两周前的深夜，他又在朋友圈里引用黄永玉记沈从文的句子，“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那是长江之畔的安徽芜湖，唐克扬熟悉的却是大杂院里的“一地鸡毛”。有点黑色幽默的是，楼上住着的“野”姑娘，日后成了大明星。很多年后，唐克扬偶然从李亚鹏那拿到赵薇哥哥的电话，重新联系起来，彼此却都是“虚情假意的寒暄”。
比如说，从小崇拜他成绩好。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好学生，“学霸就像一个到处是刀刃的刀，非常全面，对考试体制非常适应，但同时又丢掉了一种锐气。”
唐克扬很小就捡起树枝在田埂里自发地画画，长大后的艺术之路，却被父亲判为“不务正业”，大手一挥，只好去长春学光学仪器专业。他写过1991年的夏日，正是高考时节，“使人晕眩的白热，记住了克尔凯郭尔的名言，人生的‘烦’”，对故乡的“纠结”就在于“无法选择出生，只好一生慢慢消化在早年被动承受的一切”。直到2010年，被选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上了《新闻联播》，父亲才对他改变态度。 压抑的叛逆为后来“到处跑来跑去”的“宿命”埋下伏笔。考研时，得知绘画专业无法跨考，唐克扬“曲线救国”地选择了比较文学，因为信息匮乏，三个志愿清一色填了北大，而当年录取名额只有1个。等到毕业答辩那天，导师陈跃红才告诉他，“当时很多人质疑你，一个外专业的学生，打这么高分，是不是公正。”
1998年去芝加哥大学读艺术史硕士，师从巫鸿，读到第四年毅然放弃本专业的博士路径，重头申请哈佛建筑学方向的设计学博士，心境与当年报考北大如出一辙，“再不试就没机会了，至少不会后悔。”
他至今记得两个“建筑学时刻”。高考时听说有这个专业，他第一次在纸上画下一个三叉型的结构，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立体思维”；美国留学时，他特别兴奋地想在屋子里设计一个透明管道，有圆桌这么大，可以“在室内下雪”，朋友却泼了冷水，“没啥意思。 ”
唐克扬最后选择建筑师为安身立命的职业，除了生存的考虑，实践性和中间性是他最看重的特点：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社会进程之间，在机械化和手工的两种不同构造尺度之间，在规模经营和个人理想之间，他同时具有某种工具性和人文主义者的主体性，得以变得“有趣”。
“有趣”，正是打動著名建筑师库哈斯为他写推荐信的原因。“漂泊的荷兰人，在这点上我和他心有戚戚。他的特点是敏锐、不拘泥于一种表面的形式，不太在乎已经存在的规范。”唐克扬想起有人曾问库哈斯，作为知识分子对中国建筑教育有什么看法，他很快回答，我其实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很爽快，而且没有那么多高等文化的装腔作势，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现在再谈当年贴在博客开篇的这段论述，唐克扬笑说“应该早点删掉”，但仍然承认，“喜欢建筑，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中间性的意义也在于，“不会一开始就用一种非常固执的视角、一种确认的意识形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一样，按我们父辈的想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可以执着一个没有立场的根基呢。叶落还是要归根的，可你在狂风之中飞行的一片树叶，哪面是正面，哪面是反面，没有一刻安定下来。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人类文化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向，很难说一个世界公民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站在纽约时代广场前的“震撼一刻”，仿佛还在眼前。唐克扬清晰记得，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两个字：“长安”，“想回头看看自己的历史，有什么可以与之抗衡的。”
一个“寻找和走失”的故事也从中浮现。原型来自一部唐人书，讲与阿拉伯帝国作战被俘的唐朝军队士兵，在中东地区漫游一圈又回老家的见闻。“这个小说本质上是对故乡话题的一种重复，写一个人对他的故乡是怎么看的，故乡是什么。”
东西方之间，“看”与“被看”，贯穿唐克扬的城市书写。他同时也说，自己的每本书其实写的都是故乡，“写长安，就是写我从外省到达首都再到国外，一步步进入文化上层的感受，我觉得我依然是中间一个渺小的个体，另外一方面也获得更宏观的‘看’的视角，你发现我们的命运，就是过去被我们观察的这些长安人的命运。”
198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硕士的王小波，开始以唐传奇为蓝本写作仿古小说，三年后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后来的小说《万寿寺》，这样描绘千年之前的长安城：“在它的城外，婉蜒着低矮精致的城墙；在它的城内，纵横着低矮精致的城墙；整个城市是一座城墙分割成的迷宫……在这座城中，一切人名、地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里，唐克扬把这句话作为引言。但他也坦言，自己和王小波不是同代人，不再有他那样明确的思想启蒙姿态，“我要表达的是事实的情绪反应，结合物质文明史和美术史的训练，在个人的世界、重新发现的古代文明的世界还有西方压迫感的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夹缝里，产生新的写作——有些是现实的问题，有些是诗意的遐想，时间空间的思考，包括哲学意味的思考。”
英国人的江海关，百年来建筑在芜湖长江边，自鸣钟一天24小时叮叮当当，奏响着《威斯敏斯特》的钟声。从学术漫游中归乡，这座“殖民者的赠礼”在唐克扬眼中方才显示出不寻常的意味：
区别于一旁的宝塔，这带有刻度的钟表，不仅是用来“看”的，更将港口的吞吐量转化为可以具体度量的东西，“随着分分秒秒指针的移动，如今人们能感受到，不再是抽象的永恒和须臾，不是晦暗亭台中的暮鼓与晨钟，而是时刻变化的生活境遇和经济现实。”
在日本奈良药师寺，他被一个电影般的场景击中，准备以此构思小说开头。那是一群干活干累了的古代工匠，收拾好工具，坐在药师寺廊下喘息。“干任何事都有一个空间语境束缚的强行的意义，那个瞬间没什么意义，他在喘息，在茫无头绪的状态里。”
他意识到，存在过的历史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了文字、图像、艺术，其他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数量上构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比表面的更真实，“对我来说那是很感人的东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而最感人的绘画和建筑，也和这个气质接近，“它不是揭示什么普遍真理，而仅仅是一个打动人心的片段。”
“我想写的小说，不仅仅是古代文献的诠释，而且是历史被遗留下的那种可能性，没有被发掘过，同时也被遗忘或者是被扭曲了。传统的意义就在于生发新的可能性，即使别人写过无数的篇章了，你还是可以挖掘属于你那部分的视角。”
人物周刊：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现状。
唐克扬：漂泊。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英文说法，migrating。
中国人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状态，本质上是反对的，或者说反感。小时候家里人都觉得出去一次很紧张，会大包小包的，而且生怕误点。后来我发现误点也没太大关系，只要没有什么确定的终点站，没有确定去哪儿工作的时间。我觉得也许是一种宿命，一开始他们可能反感我到处跑，我现在反而到处跑来跑去。对研究空间的人来说，这种空间的运动是有意义的。很有意味的是，我的旅行就构成我自己的研究对象。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唐克扬：我觉得我特别理解，而且以前就比较理解，后来慢慢理解得更深了。但这种理解不是适应、喜欢。（他们）不小心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只能尽最大努力去适应那个环境，而不会看到那环境之外的东西。
我父亲讲过，60年代末他们看到阿波罗登月的消息，会有一种憧憬，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重的，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跟这有没有关系。一个人，他到底是要在出生地、在原有的语境里老实呆着，还是说要天天胡思乱想，想超越他的这个世界和语境。意识到这种差距，才会愿意去超越这种差距，或者寻找别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唐克扬：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这事儿对我都不太靠谱儿。我喜欢认识很多人、看很多书，也看了好多部电影。一定要答的话，我觉得就是突然下意识冒出来的答案。
有幸碰见了好几位老师，朱青生老师，现在的导师陈跃红老师，还有巫鸿老师，甚至包括库哈斯。我的见识在遇到他们之前是很有限的。
我觉得有些书不是因为内容有多棒，而是我在看那个书时的语境对我的影响很大。看有些书时，有一种质感，或者长久难以忘怀的印象。就像一顿非常好的饭，不是说非常好的味道让你惊叹，而是你在饿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有这么一顿饭。
记得有一年，我考完试后在地摊上得到一本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写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当时我考完试很轻松，坐在家里一个藤椅上，吃着什么零食，看那个书的感觉非常美，类似的事也发生在我对唐诗宋词的理解上。当时我们家有我爸看的唐诗、古代诗歌选，这些书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最美的书，它的质地特别好，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深奥的选本，给你带来“饥饿的人碰见一顿好饭”的感觉。
有几部电影我特别震动，比如《日瓦戈医生》。那是我在美国时看的，跟我美国同学一讲，他们都笑说这个电影太落伍了，格调也过于小资文艺，他们的意思是这可能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故事，或者说过于煽情。但在我当时刚从理工科转到文科的语境里，我还是比较认同这种相对来说没那么复杂的、或者说没有那么的扭曲的电影，很纯美。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唐克扬：其实谈不上期待，我没有老一辈人的那种崇高的使命感，这源于自己对事情的怀疑或者不确定感。
我相信下一代会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加充分信息化的世界里，了解很多事情，貌似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可能也会是一种问题，太多选择反而会陷入更犹豫优柔的形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他们身上可能更明显些。如果希望他们有什么品质的话，就是俗话说的正能量嘛，不要对自身条件、需求、利益有太多期求，否则就会更优柔寡断。对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希望能有超越的勇气吧。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唐克扬：建筑是一个过于古老的行业，大部分古老的行业都有超强的惰性，越是古老，变革自身的愿望就越不迫切。也是因为这种特性才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很容易变化的行业就很容易被取代。我们说建筑和重力的关系：建筑是不可能垮下去的，也不可能飘在空中，这个事情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人们不会在一个弯曲的墙壁上睡觉，建筑还是会由垂直向上的结构和水平的楼板组成。
人物周刊：責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唐克扬：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唐克扬：其实谈不上珍视，我对自己有一种告诫，不要太过于自以为是。我想每个人都难以真正克服，但我多少还有点自我反省的意识。
缺点就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可能很难去改进了，这是一种宿命论。人的大部分优缺点是从基因里来的，从你三四岁开始就慢慢形成了，可能六七岁定型了，十岁之后就几乎无法再改了。必须要回答的话，就希望能不能把歌唱得再好一点儿、舞跳得好一点，因为这是一种自我娱乐的能力。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
唐克扬：打牌。
人物周刊：为了创造和谐美好的世界，你期待自己充当怎样的角色？
唐克扬：一位电影导演，一个音乐家，一名建筑师。
我觉得这三种角色就可以把我们一部电影的实际操作都囊括了，一个电影导演未必全部都懂，当然假如能够懂的话，电影导演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
我现在是一个建筑师，建筑师就具备了为世界搭建一个结构的能力。音乐具有把世界抽象化、但不失于感性的能力，和建筑那种冷冰冰的、沉默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最后还需要一个导演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唐克扬：生命短暂，韶光有限。
所有的不安和隐忧都是时间有限造成的。假如有足够多的生命，距离都可以克服，哪怕是一些巨大的困难。我也举两段我比较记忆深刻的话来佐证。一段是歌德谈话录，和助手在魏玛散步，看到这个西沉的太阳，他很乐观，他说人类的精神就像那个太阳，让他每天落下去，还会不断地升起来；另外一个是李商隐《乐游原》那首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来对这诗有不同的解读，有些争议是说，“只是”的意思并没有遗憾，而是像现在英语的“while”，就是“正在这个时候”的意思。但我觉得多少还是表达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一种惆怅感，其实首先是因为自身的有限才会产生出文学，西方人好像是相信这种永恒价值、终极世界等，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觉得，时间对自身的存在是一种危险。
12年象牙塔积淀没有让他囿于专业主义壁垒。他是漂泊者，游历不同的城市，横跨绘画、建筑、文学，思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故土与他乡。边缘的视角让他保有充沛的锐气与想象力，建构起学科规训下的舒适心灵难以抵达的、比此时此刻更永久的精神空间。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李叔同著名的诗篇《送别》有云，“来时莫徘徊”，以前唐克扬总觉得是把“去”错写成了“来”，最近才有了顿悟，“投身比远离更难，去意徊徨，不过是对孤独的恐惧，但来路更远，蓬山万重。”
一路跨专业，在建筑、绘画、策展、写作间游弋，普通人眼里是光环，许多老先生却未必看得惯，常有人劝他“你要扎实一点，踏实一点”，刚回国时也有人说他“思想很活跃”，言下之意：“这并非学术正统。”
“我经常处于一种少数派的位置，从小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也不介意依然成为少数派。”唐克扬说。但他也承认，大多数人都无法逃脱“现代”意识形态的规训。“现代人的自我，被分裂成好多种不同的块区，现代的标志就是utility（功用），看上去很合理的东西，最后拼凑出来却不是完整的人。”
聊这话的时候，他在《空间中的美术史》课上，刚把学生们“赶出”教室，去拍一张可以作为展览空间的照片。而后，拿曝光、水平线等标准一一审视指点。这门鼓励“动手”的创新课程，教学核心是如何做procedure（流程）和plan（方案）。
“我给他们讲课，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规训。”唐克扬不好意思地笑了，“对天才来说或许是约束，但为了他们在外面工作有条理，这又是必须的。”
质料
一期续建，二期规划设计，六岁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处在“进行时”。从低密度的教学区一路跋涉，经过一片开放的工地，打钻声持续在耳畔轰鸣，简直分不清来自地底还是高空。唐克扬在一旁突然喊住我，“这就是我们新建的人文中心！”他往大门走近几步，指着高起的大土丘，“还有48个月可以封顶，（纽约）帝国大厦修好只花了11个月！” 有一瞬间我恍惚以为，他是脱了安全帽来此监工的建筑师。
当然，他本来就是建筑师，还是个独立策展人，最知名的项目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在最感兴趣的文字领域，过去介绍是“建筑寫作者”，这几年随着更多小说的发表，他也慢慢习惯了“作家”的头衔。
这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循环。最早为唐克扬打开世界大门的，是北大比较文学硕士，如今投至当年的北大导师陈跃红麾下任教，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创新型大学，共同打造“一流的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参与校园规划建设和公共空间营造，既是人文中心设立的题中之义，也极大满足了他寻求的“参与感”。
白天，主持完校园规划建设专题讲座，唐克扬带我在多山的校园内穿行，他突然跳出一句“这边地下有个商周古墓”，语气多有欣喜，“幸亏没有按他们的规矩，把整个校园推倒重来”；晚上，上完四小时的课，踏入夜色中的草坪，他随手一指，迎头便撞见一座泛着暗光的神龛，竟是拆迁前深圳城中村的遗物。
在这样日常的一天，我们间歇性的谈话“藕断丝连”，始终围绕故乡、纽约、长安，关于时间和空间、来路和去处。它们盘根错节，形塑了唐克扬生命中的“质料”——质料，是他言语间不自觉常会抖落的那种哲学用词，完了还不忘加上，“质地的质，材料的料”。
谈作家卡尔维诺，“他把空间赋予具体的质料，同时有创造性的结构，产生很有意思的文本”；谈古典历史学者Lionel Casson，“不是历史观先行，也不是用现在的生活状态和关心的问题，去印证过去古代世界的存在，他首先谈到的是知识，或者作为质料存在的一种历史。”
他自己走遍中国各省，游历西方名胜，也是写城市和建筑的高手，出版了两本专著《十城画记》、《在空间的密林中》。“倒过来写，先是触手可及的质料，然后到城市的处所、城市的时间、城市的命运”，“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城市，首先是个意会，只是一个感觉派，慢慢从视角触及的范围往外，扩展到整个城市全景式的理性认知。”
按照康德的说法，感觉是没有形式的质料，质料是在现象中的感觉，“虽然一切现象的质料只是后天给予的，但其形式却必须是全都在内心中先天地为这些现象准备好的。”
如果问唐克扬，他的质料是什么？他会说，一个永恒的外省人，一个漂泊的边缘者。
“故乡肯定是有很emotional（情绪化、脆弱）的成分在里面，我有时候很害怕过度表达，我现在更愿意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少谈一些这样的话题。”在我的追问下，唐克扬对“故乡”阐释一番后作出总结，“文学是抗拒不了的力量，但不能当饭吃，你必须汲取里面的水分，同时你也不想天天水汪汪的。”
但44岁的唐克扬，仍然时不时陷入对“故乡”的迷思。六年前，他会在凌晨两点半，到微博上发一首李金发的现代诗《故乡》：“呵，漂泊之年月/带去我们之嬉笑，痛苦/独余剩这伤痕。”两周前的深夜，他又在朋友圈里引用黄永玉记沈从文的句子，“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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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长江之畔的安徽芜湖，唐克扬熟悉的却是大杂院里的“一地鸡毛”。有点黑色幽默的是，楼上住着的“野”姑娘，日后成了大明星。很多年后，唐克扬偶然从李亚鹏那拿到赵薇哥哥的电话，重新联系起来，彼此却都是“虚情假意的寒暄”。
比如说，从小崇拜他成绩好。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好学生，“学霸就像一个到处是刀刃的刀，非常全面，对考试体制非常适应，但同时又丢掉了一种锐气。”
唐克扬很小就捡起树枝在田埂里自发地画画，长大后的艺术之路，却被父亲判为“不务正业”，大手一挥，只好去长春学光学仪器专业。他写过1991年的夏日，正是高考时节，“使人晕眩的白热，记住了克尔凯郭尔的名言，人生的‘烦’”，对故乡的“纠结”就在于“无法选择出生，只好一生慢慢消化在早年被动承受的一切”。直到2010年，被选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上了《新闻联播》，父亲才对他改变态度。 压抑的叛逆为后来“到处跑来跑去”的“宿命”埋下伏笔。考研时，得知绘画专业无法跨考，唐克扬“曲线救国”地选择了比较文学，因为信息匮乏，三个志愿清一色填了北大，而当年录取名额只有1个。等到毕业答辩那天，导师陈跃红才告诉他，“当时很多人质疑你，一个外专业的学生，打这么高分，是不是公正。”
1998年去芝加哥大学读艺术史硕士，师从巫鸿，读到第四年毅然放弃本专业的博士路径，重头申请哈佛建筑学方向的设计学博士，心境与当年报考北大如出一辙，“再不试就没机会了，至少不会后悔。”
他至今记得两个“建筑学时刻”。高考时听说有这个专业，他第一次在纸上画下一个三叉型的结构，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立体思维”；美国留学时，他特别兴奋地想在屋子里设计一个透明管道，有圆桌这么大，可以“在室内下雪”，朋友却泼了冷水，“没啥意思。 ”
唐克扬最后选择建筑师为安身立命的职业，除了生存的考虑，实践性和中间性是他最看重的特点：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社会进程之间，在机械化和手工的两种不同构造尺度之间，在规模经营和个人理想之间，他同时具有某种工具性和人文主义者的主体性，得以变得“有趣”。
“有趣”，正是打動著名建筑师库哈斯为他写推荐信的原因。“漂泊的荷兰人，在这点上我和他心有戚戚。他的特点是敏锐、不拘泥于一种表面的形式，不太在乎已经存在的规范。”唐克扬想起有人曾问库哈斯，作为知识分子对中国建筑教育有什么看法，他很快回答，我其实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很爽快，而且没有那么多高等文化的装腔作势，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现在再谈当年贴在博客开篇的这段论述，唐克扬笑说“应该早点删掉”，但仍然承认，“喜欢建筑，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中间性的意义也在于，“不会一开始就用一种非常固执的视角、一种确认的意识形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一样，按我们父辈的想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可以执着一个没有立场的根基呢。叶落还是要归根的，可你在狂风之中飞行的一片树叶，哪面是正面，哪面是反面，没有一刻安定下来。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人类文化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向，很难说一个世界公民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长安
站在纽约时代广场前的“震撼一刻”，仿佛还在眼前。唐克扬清晰记得，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两个字：“长安”，“想回头看看自己的历史，有什么可以与之抗衡的。”
一个“寻找和走失”的故事也从中浮现。原型来自一部唐人书，讲与阿拉伯帝国作战被俘的唐朝军队士兵，在中东地区漫游一圈又回老家的见闻。“这个小说本质上是对故乡话题的一种重复，写一个人对他的故乡是怎么看的，故乡是什么。”
东西方之间，“看”与“被看”，贯穿唐克扬的城市书写。他同时也说，自己的每本书其实写的都是故乡，“写长安，就是写我从外省到达首都再到国外，一步步进入文化上层的感受，我觉得我依然是中间一个渺小的个体，另外一方面也获得更宏观的‘看’的视角，你发现我们的命运，就是过去被我们观察的这些长安人的命运。”
198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硕士的王小波，开始以唐传奇为蓝本写作仿古小说，三年后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后来的小说《万寿寺》，这样描绘千年之前的长安城：“在它的城外，婉蜒着低矮精致的城墙；在它的城内，纵横着低矮精致的城墙；整个城市是一座城墙分割成的迷宫……在这座城中，一切人名、地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里，唐克扬把这句话作为引言。但他也坦言，自己和王小波不是同代人，不再有他那样明确的思想启蒙姿态，“我要表达的是事实的情绪反应，结合物质文明史和美术史的训练，在个人的世界、重新发现的古代文明的世界还有西方压迫感的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夹缝里，产生新的写作——有些是现实的问题，有些是诗意的遐想，时间空间的思考，包括哲学意味的思考。”
英国人的江海关，百年来建筑在芜湖长江边，自鸣钟一天24小时叮叮当当，奏响着《威斯敏斯特》的钟声。从学术漫游中归乡，这座“殖民者的赠礼”在唐克扬眼中方才显示出不寻常的意味：
区别于一旁的宝塔，这带有刻度的钟表，不仅是用来“看”的，更将港口的吞吐量转化为可以具体度量的东西，“随着分分秒秒指针的移动，如今人们能感受到，不再是抽象的永恒和须臾，不是晦暗亭台中的暮鼓与晨钟，而是时刻变化的生活境遇和经济现实。”
在日本奈良药师寺，他被一个电影般的场景击中，准备以此构思小说开头。那是一群干活干累了的古代工匠，收拾好工具，坐在药师寺廊下喘息。“干任何事都有一个空间语境束缚的强行的意义，那个瞬间没什么意义，他在喘息，在茫无头绪的状态里。”
他意识到，存在过的历史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了文字、图像、艺术，其他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数量上构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比表面的更真实，“对我来说那是很感人的东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而最感人的绘画和建筑，也和这个气质接近，“它不是揭示什么普遍真理，而仅仅是一个打动人心的片段。”
“我想写的小说，不仅仅是古代文献的诠释，而且是历史被遗留下的那种可能性，没有被发掘过，同时也被遗忘或者是被扭曲了。传统的意义就在于生发新的可能性，即使别人写过无数的篇章了，你还是可以挖掘属于你那部分的视角。”
人物周刊：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现状。
唐克扬：漂泊。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英文说法，migrating。
中国人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状态，本质上是反对的，或者说反感。小时候家里人都觉得出去一次很紧张，会大包小包的，而且生怕误点。后来我发现误点也没太大关系，只要没有什么确定的终点站，没有确定去哪儿工作的时间。我觉得也许是一种宿命，一开始他们可能反感我到处跑，我现在反而到处跑来跑去。对研究空间的人来说，这种空间的运动是有意义的。很有意味的是，我的旅行就构成我自己的研究对象。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唐克扬：我觉得我特别理解，而且以前就比较理解，后来慢慢理解得更深了。但这种理解不是适应、喜欢。（他们）不小心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只能尽最大努力去适应那个环境，而不会看到那环境之外的东西。
我父亲讲过，60年代末他们看到阿波罗登月的消息，会有一种憧憬，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重的，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跟这有没有关系。一个人，他到底是要在出生地、在原有的语境里老实呆着，还是说要天天胡思乱想，想超越他的这个世界和语境。意识到这种差距，才会愿意去超越这种差距，或者寻找别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唐克扬：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这事儿对我都不太靠谱儿。我喜欢认识很多人、看很多书，也看了好多部电影。一定要答的话，我觉得就是突然下意识冒出来的答案。
有幸碰见了好几位老师，朱青生老师，现在的导师陈跃红老师，还有巫鸿老师，甚至包括库哈斯。我的见识在遇到他们之前是很有限的。
我觉得有些书不是因为内容有多棒，而是我在看那个书时的语境对我的影响很大。看有些书时，有一种质感，或者长久难以忘怀的印象。就像一顿非常好的饭，不是说非常好的味道让你惊叹，而是你在饿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有这么一顿饭。
记得有一年，我考完试后在地摊上得到一本书《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写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当时我考完试很轻松，坐在家里一个藤椅上，吃着什么零食，看那个书的感觉非常美，类似的事也发生在我对唐诗宋词的理解上。当时我们家有我爸看的唐诗、古代诗歌选，这些书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最美的书，它的质地特别好，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深奥的选本，给你带来“饥饿的人碰见一顿好饭”的感觉。
有几部电影我特别震动，比如《日瓦戈医生》。那是我在美国时看的，跟我美国同学一讲，他们都笑说这个电影太落伍了，格调也过于小资文艺，他们的意思是这可能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故事，或者说过于煽情。但在我当时刚从理工科转到文科的语境里，我还是比较认同这种相对来说没那么复杂的、或者说没有那么的扭曲的电影，很纯美。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唐克扬：其实谈不上期待，我没有老一辈人的那种崇高的使命感，这源于自己对事情的怀疑或者不确定感。
我相信下一代会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加充分信息化的世界里，了解很多事情，貌似有更多的选择。但这可能也会是一种问题，太多选择反而会陷入更犹豫优柔的形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他们身上可能更明显些。如果希望他们有什么品质的话，就是俗话说的正能量嘛，不要对自身条件、需求、利益有太多期求，否则就会更优柔寡断。对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希望能有超越的勇气吧。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唐克扬：建筑是一个过于古老的行业，大部分古老的行业都有超强的惰性，越是古老，变革自身的愿望就越不迫切。也是因为这种特性才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很容易变化的行业就很容易被取代。我们说建筑和重力的关系：建筑是不可能垮下去的，也不可能飘在空中，这个事情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人们不会在一个弯曲的墙壁上睡觉，建筑还是会由垂直向上的结构和水平的楼板组成。
人物周刊：責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唐克扬：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唐克扬：其实谈不上珍视，我对自己有一种告诫，不要太过于自以为是。我想每个人都难以真正克服，但我多少还有点自我反省的意识。
缺点就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可能很难去改进了，这是一种宿命论。人的大部分优缺点是从基因里来的，从你三四岁开始就慢慢形成了，可能六七岁定型了，十岁之后就几乎无法再改了。必须要回答的话，就希望能不能把歌唱得再好一点儿、舞跳得好一点，因为这是一种自我娱乐的能力。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
唐克扬：打牌。
人物周刊：为了创造和谐美好的世界，你期待自己充当怎样的角色？
唐克扬：一位电影导演，一个音乐家，一名建筑师。
我觉得这三种角色就可以把我们一部电影的实际操作都囊括了，一个电影导演未必全部都懂，当然假如能够懂的话，电影导演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
我现在是一个建筑师，建筑师就具备了为世界搭建一个结构的能力。音乐具有把世界抽象化、但不失于感性的能力，和建筑那种冷冰冰的、沉默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最后还需要一个导演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唐克扬：生命短暂，韶光有限。
所有的不安和隐忧都是时间有限造成的。假如有足够多的生命，距离都可以克服，哪怕是一些巨大的困难。我也举两段我比较记忆深刻的话来佐证。一段是歌德谈话录，和助手在魏玛散步，看到这个西沉的太阳，他很乐观，他说人类的精神就像那个太阳，让他每天落下去，还会不断地升起来；另外一个是李商隐《乐游原》那首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来对这诗有不同的解读，有些争议是说，“只是”的意思并没有遗憾，而是像现在英语的“while”，就是“正在这个时候”的意思。但我觉得多少还是表达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一种惆怅感，其实首先是因为自身的有限才会产生出文学，西方人好像是相信这种永恒价值、终极世界等，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觉得，时间对自身的存在是一种危险。
12年象牙塔积淀没有让他囿于专业主义壁垒。他是漂泊者，游历不同的城市，横跨绘画、建筑、文学，思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故土与他乡。边缘的视角让他保有充沛的锐气与想象力，建构起学科规训下的舒适心灵难以抵达的、比此时此刻更永久的精神空间。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