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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时期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作出部署，其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要求。
按照以往惯例，类似这样的目标都有具体的数值，但这一次并没有数字，而是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要求。
那么，这里的“中高速增长”指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中高速”？这必须从认识新常态说起，并通过引领新常态才能实现。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10 年之前的大约10%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降到6.2%，
以后还可能继续降下去，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
“中高速”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定量与定性要求统一的目标。
按我的理解，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翻一番，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目标的速度就叫“中高速”。所以，这是定性的目标，也是定量的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中高速要靠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第一，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能加以充分利用，即激发潜在增长率。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6.2%，如果以此速度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距离翻番的目标还有一个小小的差距。也就是说，6.2%是我们的潜能，应该能够实现，但是要达到翻番目标，即在2010年40.9万亿元的基础上，到2020年达到81.8万亿元，则要求有更高一点的速度。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增长率大约是要在6.5%，或者更高一点的速度，才能实现翻番。
第二，既然潜在增长率不够，还要加上一个额外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不应该是超越潜在增长率获得的，而是要通过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我们把它叫做改革红利。
这样，要达到中央要求的中高速，任务就被分解成了两部分：第一，充分利用我们的增长潜能，必须达到这个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是在6.2%之下，说明还存在着需求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特定的政策才能取得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第二，在6.2%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至少0.3个百分点，或者大一些的额外增长速度，才能达到6.5%以上的增长率。
因此，“两个翻番”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中高速”有两部分，而两个部分的获得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努力，从而应该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
如果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6.2%，意味着生产要素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提高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正常的经济增长达到。
如果没有达到增长潜能，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还达不到6.2%，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些冲击性或周期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将主要来自于需求方面，或者是投资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等等。对于这些因素，可以、也应该使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历次都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周期，并成功恢复到了正常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增长率低于6.2%，就说明我们还有需求方面的不足，可以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
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三驾马车”的说法，这个批评一方面是对的，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增长减速主要不是由需求引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假如我们今后遇到了需求问题，则不能不借助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上还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应对周期，往往需要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即或者用货币宽松的办法，或者用财政扩张来刺激。
所以说，“三驾马车”不需要完全否定，只是要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应用它。
另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在迅速地下降，从2010年之前的大约10%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降到6.2%，以后还可能继续降下去，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
特别要注意，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开始的时候，其幅度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平滑下降，主要因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这个转折点为界，人口红利从无到有，其前后的潜在增长率差异巨大。
所以，我们为了使经济比较平缓地下行，让旧的增长速度与新的增长速度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衔接，实现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适当采取一些刺激性政策，并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需求的冲击，我们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老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动力混合使用，形成混合动力。但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不断地扩大其作用的范围，提高贡献份额，直到替代所有老的增长动力，这是我们可以用需求管理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限度。
需要认识到，通过刺激的办法促使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潜在增长率，即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含义是传统产业没有比较优势了，实体经济没有相应地扩大生产的需求。同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只是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因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存在。一旦没有那么多的货币需求或投资需求时，就不再能够人为刺激经济了。
为什么呢？第一，这种刺激可能根本不管用，宽松的货币也到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去。第二，当把货币放出去后，流动性则必然会溢出实体经济，溢出基础设施，溢到那些和比较优势无关的领域里去。
换句话说，我虽然不太认为应该用“流动性陷阱”这样的概念来解释现状，但还可以借用它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都没有扩张需求的时候，把货币放出去只能加大投机性的货币需求，也就意味着钱会跑到房地产、股市，还会跑到各种资产泡沫性行业中去。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教训证明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着眼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应该到此为止。
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6.2%的潜在增长率，而额外还想增加一点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只能从供给方改革入手，也就是想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就是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速度。
换句话说，假如要求的增长速度是6.5%，意味着与现有潜在增长率6.2%之间尚有0.3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只需要得到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和翻番的要求。这个部分需要靠改革获得。
进一步看，现在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现象。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常态，就应该不从周期问题角度去理解。从改革开放以来遇到过的出现增长缺口的情况来看，即用潜在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如果这个差是一个正数，说明没有发挥出实际的经济潜能，因此存在着增长缺口。对于增长缺口是需要刺激政策的，历史上有多次出现在零以下的增长缺口。但是，正在过去的“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8%，而我们测算的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
很显然，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没有增长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而应该采取提高潜在增长率供给方的政策。
这种供给方的改革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利于生育率向替代水平回归，从而在一代人之后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深化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使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应该看到，现在潜在增长率的确是下降了，就是说供给方也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那么需要分析一下，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我把它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就是说，人口因素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到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增长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持续。
先从绝对意义上看。大家知道，15岁-59岁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后，已经进入负增长通道。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既然真正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活动人口，按照我们的预测，2010年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劳动参与率在提高，因此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在2010年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在缓慢上升的。
真正的困难即更突出的劳动力不足表现，将发生在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将达到峰值，此后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到那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进一步暴露出来。
还可以从相对意义上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确实是不足了，但是，人们还是要问，是不是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事实上，这是一种幻觉。虽然从现在统计年鉴上看到，有接近30%的劳动力在务农，但这个数字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因此，我们根据更合理的定义做了一个重新的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9.1%，低于了20%的界限。
进一步来分析，占全国劳动力19.1%的农业劳动力是哪些人呢？绝大部分都是年龄偏大的，以40岁以上的人口为主，50岁以上所占的比重也很大。这部分人其实已经在外出打工和务农之间作出了选择——他们只能务农，这一人群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指望现有的务农人口向外转移，已经不太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力供给的能力正在减弱。
其实，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并不应该被称作农业转移人口，因为他们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而是农村16岁-19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以及在这两段之间辍学的人。这部分人的变化趋势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的数据分析，无论从户籍人口的口径，还是从常住人口的口径，这部分人群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从2015年也开始负增长，而且今后将持续负增长。
农村16岁-19岁这一人群的数量转折，也相应带来了农民工外出增长的转折点。在2005年-2010年之间，农民工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是4%，此后逐渐下降，2014年增长率只有1.3%，到了2015年上半年增长只有0.1%。也就是说，农村可以转移的青年人口的减少，决定了外出农民工速度的减缓，甚至可能从今年开始以后，就大幅度减缓了。
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可能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
有一些不够专业的分析家认为，不应该过高估计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其实，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原理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等所有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效果。
也有人以中国劳动力总量庞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将保持较高为由，否定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这些分析忘记了，经济增长指的是产出的增量和变率（符号），而不是经济规模本身。因此，劳动力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绝对数，对于我们的分析是不重要的。
按照以往惯例，类似这样的目标都有具体的数值，但这一次并没有数字，而是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要求。
那么，这里的“中高速增长”指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中高速”？这必须从认识新常态说起，并通过引领新常态才能实现。
以后还可能继续降下去，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
实现中高速靠什么？
“中高速”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定量与定性要求统一的目标。
按我的理解，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翻一番，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目标的速度就叫“中高速”。所以，这是定性的目标，也是定量的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中高速要靠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第一，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能加以充分利用，即激发潜在增长率。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6.2%，如果以此速度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距离翻番的目标还有一个小小的差距。也就是说，6.2%是我们的潜能，应该能够实现，但是要达到翻番目标，即在2010年40.9万亿元的基础上，到2020年达到81.8万亿元，则要求有更高一点的速度。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增长率大约是要在6.5%，或者更高一点的速度，才能实现翻番。
第二，既然潜在增长率不够，还要加上一个额外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不应该是超越潜在增长率获得的，而是要通过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我们把它叫做改革红利。
这样，要达到中央要求的中高速，任务就被分解成了两部分：第一，充分利用我们的增长潜能，必须达到这个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是在6.2%之下，说明还存在着需求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特定的政策才能取得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第二，在6.2%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至少0.3个百分点，或者大一些的额外增长速度，才能达到6.5%以上的增长率。
因此，“两个翻番”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中高速”有两部分，而两个部分的获得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努力，从而应该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
如果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6.2%，意味着生产要素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提高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正常的经济增长达到。
如果没有达到增长潜能，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还达不到6.2%，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些冲击性或周期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将主要来自于需求方面，或者是投资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等等。对于这些因素，可以、也应该使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历次都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周期，并成功恢复到了正常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增长率低于6.2%，就说明我们还有需求方面的不足，可以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
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三驾马车”的说法，这个批评一方面是对的，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增长减速主要不是由需求引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假如我们今后遇到了需求问题，则不能不借助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上还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应对周期，往往需要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即或者用货币宽松的办法，或者用财政扩张来刺激。
所以说，“三驾马车”不需要完全否定，只是要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应用它。
刺激不能超出必要限度
另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在迅速地下降，从2010年之前的大约10%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降到6.2%，以后还可能继续降下去，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
特别要注意，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开始的时候，其幅度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平滑下降，主要因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这个转折点为界，人口红利从无到有，其前后的潜在增长率差异巨大。
所以，我们为了使经济比较平缓地下行，让旧的增长速度与新的增长速度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衔接，实现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适当采取一些刺激性政策，并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需求的冲击，我们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老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动力混合使用，形成混合动力。但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不断地扩大其作用的范围，提高贡献份额，直到替代所有老的增长动力，这是我们可以用需求管理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限度。
需要认识到，通过刺激的办法促使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潜在增长率，即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含义是传统产业没有比较优势了，实体经济没有相应地扩大生产的需求。同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只是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因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存在。一旦没有那么多的货币需求或投资需求时，就不再能够人为刺激经济了。
为什么呢？第一，这种刺激可能根本不管用，宽松的货币也到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去。第二，当把货币放出去后，流动性则必然会溢出实体经济，溢出基础设施，溢到那些和比较优势无关的领域里去。
换句话说，我虽然不太认为应该用“流动性陷阱”这样的概念来解释现状，但还可以借用它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都没有扩张需求的时候，把货币放出去只能加大投机性的货币需求，也就意味着钱会跑到房地产、股市，还会跑到各种资产泡沫性行业中去。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教训证明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着眼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应该到此为止。
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6.2%的潜在增长率，而额外还想增加一点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只能从供给方改革入手，也就是想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就是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速度。
换句话说，假如要求的增长速度是6.5%，意味着与现有潜在增长率6.2%之间尚有0.3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只需要得到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和翻番的要求。这个部分需要靠改革获得。
进一步看，现在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现象。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常态，就应该不从周期问题角度去理解。从改革开放以来遇到过的出现增长缺口的情况来看，即用潜在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如果这个差是一个正数，说明没有发挥出实际的经济潜能，因此存在着增长缺口。对于增长缺口是需要刺激政策的，历史上有多次出现在零以下的增长缺口。但是，正在过去的“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8%，而我们测算的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
很显然，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没有增长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而应该采取提高潜在增长率供给方的政策。
这种供给方的改革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利于生育率向替代水平回归，从而在一代人之后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深化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使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人口是关键要素
应该看到，现在潜在增长率的确是下降了，就是说供给方也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那么需要分析一下，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我把它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就是说，人口因素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到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增长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持续。
先从绝对意义上看。大家知道，15岁-59岁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后，已经进入负增长通道。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既然真正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活动人口，按照我们的预测，2010年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劳动参与率在提高，因此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在2010年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在缓慢上升的。
真正的困难即更突出的劳动力不足表现，将发生在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将达到峰值，此后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到那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进一步暴露出来。
还可以从相对意义上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确实是不足了，但是，人们还是要问，是不是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事实上，这是一种幻觉。虽然从现在统计年鉴上看到，有接近30%的劳动力在务农，但这个数字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因此，我们根据更合理的定义做了一个重新的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9.1%，低于了20%的界限。
进一步来分析，占全国劳动力19.1%的农业劳动力是哪些人呢？绝大部分都是年龄偏大的，以40岁以上的人口为主，50岁以上所占的比重也很大。这部分人其实已经在外出打工和务农之间作出了选择——他们只能务农，这一人群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指望现有的务农人口向外转移，已经不太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力供给的能力正在减弱。
其实，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并不应该被称作农业转移人口，因为他们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而是农村16岁-19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以及在这两段之间辍学的人。这部分人的变化趋势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的数据分析，无论从户籍人口的口径，还是从常住人口的口径，这部分人群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从2015年也开始负增长，而且今后将持续负增长。
农村16岁-19岁这一人群的数量转折，也相应带来了农民工外出增长的转折点。在2005年-2010年之间，农民工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是4%，此后逐渐下降，2014年增长率只有1.3%，到了2015年上半年增长只有0.1%。也就是说，农村可以转移的青年人口的减少，决定了外出农民工速度的减缓，甚至可能从今年开始以后，就大幅度减缓了。
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可能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
有一些不够专业的分析家认为，不应该过高估计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其实，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原理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等所有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效果。
也有人以中国劳动力总量庞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将保持较高为由，否定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这些分析忘记了，经济增长指的是产出的增量和变率（符号），而不是经济规模本身。因此，劳动力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绝对数，对于我们的分析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