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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保存着吴祖光老的四封信，其中三封是写给我的，一封是写给《湘声报》总编的。
1996年我供职的《湘声报》改版，新辟“文化、人物”副刊，每周一版。我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大概是这年2月份的某一期，有我的一篇文章，仅七百余字，现全文引录：
近读《湘泉之友》特刊，上有吴祖光先生为湖南湘泉酒厂的题词——“生正逢时”。重读吴老墨迹，倒使我想写这篇小文了。
去年夏初，吴祖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赴湘视察团一员来到湖南，我是陪同视察的随行记者。我向他索宇，他随手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生正逢时”四个字，并说他最喜欢这几个宇。之后沿途十天的湘中、湘北之行，“生正逢时”好像成了他的专利，凡遇索要墨迹(除非内容提出了要求)，他总是不厌其烦题写这四宇，只是布局运笔略有变化而已。在花明楼，看了“刘少奇生平”资料片，“刘少奇纪念馆”要他题词，吴老写的还是这四个宇。当时有人问吴老，这四字作何解，吴老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死了，我却活到今天……”近闻，吴老和夫人新凤霞出了本书画合集。书未得读，但我想，“生正逢时”一幅应入集中吧。
吴老为文为人，坦坦荡荡，此为文艺界所称道。“国贸案”，他仗义执官遭官司，幸得清明盛世，终得胜诉。他说：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靠“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是出不了东西的；如都要靠领导，那么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又是谁领导的?这样的话，也只有吴老才敢说敢写。大概是去年5月份吧，国外传媒说中国有四十多位学部委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致函国家领导人，要求什么什么的，签名者中就有吴老。我采访证实此非谣言后，问他这次赴湘前有关方面是否就此找过他，他说“至今还没有”。这也许正是“生正逢时”，不然，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
河洛汀先生说，吴老书斋自撰的一副对联日：“不屈为至尊，最富是清贫。”但遗憾的是近读一篇写吴老“坐拥书城”的文章，却未见提及这副耐人寻味的对联。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副对联正是对吴老“生正逢时”的补充
和诠释。
报纸出来后，我给吴老寄了一份，并顺便向吴老索要“文化、人物”刊名题字。不久，吴老寄来了题字，并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向继东先生：遵嘱将，“文化人物”四宇写好寄孙犁读史林谷
孙犁晚年尤爱读古书，其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就是历史古籍。他在飞我的二十四史》(《澹定集》)一文里，就记录了他1949年进城后多方搜求史书的经过。由于他收藏的二十四史是东拼西凑，版本各异的，他就把它们称之为“百衲本”。他在《读(后汉书)小引》(《曲终集》)中生动记述了自己对这部《后汉书》的珍爱之情。他说：“这部中华书局聚珍版的《后汉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宇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我对孙犁爱惜线装书的情趣，特别感到亲切。羡慕他在他独处斗室的晚年，能有这么一部眉目清爽，展读方便的大字古书为伴，大概不会太寂寞了吧。，。 然而，近年却有一种“新论”颇让人诧异，有人竟认为、孙犁“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人子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淋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二种观察》2000年第3期《书屋》)。孙犁的晚期作品，包括他所有说古论今的文章，我几乎是全部读过了的，我认为，这位先生的“观察”实在有些离谱，他所下的结论也未免太轻率了。古书(尤其是历史古籍)，的确是地地道道的“故纸堆”，但孙犁并没有被沉积厚重的“故纸堆”所淹没，他钻进了“故纸堆”，却又跳出了“故纸堆”，并以穿透历史的眼光，从这些陈年老账中发现了我们未曾发现的东西，
孙犁究竟是怎样读史?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从古史中关注些什么，侧重的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并不难从他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孙犁在〈我的史部书》一文里明确指出：“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孙犁这一重历史即是重现实，以及古今互证的观点，正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伟大历史家们所倡导和实践的原则，这是中国历史学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孙犁和他所师承的鲁迅先生一样，正是按照这个传统去读史＼，谈史的。 孙犁关于历史的读书记，前前后后共写了15篇(不包括读野史)，其中大部分写于1990年至1991年，涉及到的史书有《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北齐书》、《旧唐书》。《史记》是孙犁接触最早的一部经典史书。早在上初中时，他就买过一部《史记菁华录》来读。进城后，他除购置了两种版本的《史记》外，还收藏了清人考证《史记》的著作，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近人整理的郭嵩焘读史札记等。不过，孙犁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读《史记》原著上。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掌握书的大旨，即作者的经历与创作意图，然后从其文字内容考察作者的实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作家风格，至于个别字句的考释乃是读书的末节。孙犁读《史记》下的功夫最深，而且读的时机也似乎有点特殊。他在1989年8月27日记的一则题为《史记》的“书衣文录”中说：“今年人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28日他又记道，：“每思读书，又无系统，随取随收，不能坚持。乃念应先以有强大吸引力之著作为伴侣，方能挽此颓波，重新振作，此书乃当选矣”(《书衣文录》，第12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孙犁就是在那样一个颇不寻常的年代，重新振奋精神，认真读起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来的。1990年3月，他写出了一篇长达一万二千余宇，具有独特风格和深刻思想性的读书随笔《读(史记)记》(后收入〈如云集》)。， 〈读{史记)记》分上、中、下、跋四个部分，写法与其他读书记不同，没有具体涉及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从宏观上提出了《史记》最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班固对《史记》的“三十个宇”评语，不仅是撰写史书，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法则，
二、司马迁尊奉的黄老思想，就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并且深深融化在他的写作中。作家都得有一种思想，思想作用于生活，才能形成创作；
三、司马迁发愤著书，是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历史上，才能往往与不幸或遭祸联系在一起，文学上尤其如此，而且代代延演，一无止境； 四、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在儒学史上，真正脱离政治的岩穴之士十分少见。对于儒生，司马迁写了两种类型：一个是玩世不恭、唯保平安的东方朔，，二个就是迎合当朝政治，善于“与时变化”，深谙“当世之要务”的叔孙通。司马迁极大地讽刺了后者；
五、史学最重要史德，即史家的良心。史德第一条就是求实与忘我。史德的原则也适用于文学。历史对文学的筛选，犹如大浪淘沙，一切虚伪的，颠倒黑白的作品，都将在历史长河中荡除净尽。 孙犁在论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中，讲了不少发人深省，非常警策的话。例如，关于班固的“三十个宇”评语，孙犁在逐一解释了“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等几个特征后，着重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四个要求，并不是一切文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因为这牵涉到许多现实问题，如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与生死大事有关。因此，像《史记》这样秉笔“实录”的史著，在历史上有如凤毛麟角。孙犁是个有严肃使命感的作家，因此，他对古人提出的崇高标准，绝不止于论赞和讴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而且还要求别人也能这样做。因此，他在这里又把笔锋一转，奉劝有志此道的人最好将班固的“三十个字”评语写成座右铭，并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没有隐恶的。遗憾的是，实际状况往往与孙犁的善良愿望相悖，于是他又讲出一番让每个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汗颜的话语来。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斑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孙犁—向重视读传记，认为这是史书的中坚。他是作家，自然又把文土的传记作为阅读的重点。他关注古代文人的命运，并借以映照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个因参与宫廷斗争而惨遭杀害的杰出史学家范哗，特别引起孙犁的关注与悲悯，写了一篇颇不一般的《读(宋书·范哗传)》(收入《耕堂读书记》、〈如云集》)。
’ 范哗是南北朝刘宋时人，少好学，熟涉经史，且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写得一手好隶字，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但其因恃才傲物，锋芒外露，累遭上司同僚的猜忌和排挤，仕途不佳，为此，他心怀怨恨。而且他行为乖张，不拘礼度，结果犯了大忌，被左迁为宣城太守。不料这一贬反而造就了他的千秋文业，“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如果他能在太守位置上安分守已，继续写他的文章，也就能平安无事了，但他总觉得自己才用不尽，天下负我，鬼迷心窍地卷入了彭城王义康谋反称帝的阴谋活动中。事败后被人告发，下狱论死。
这是一个文人干政的历史悲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宋纪》里不惜用大量文字记载了这个故事，有深意存焉。他是提醒帝王们要警惕那些阴谋犯上作乱的人，不要为他们的炫目才华或甜言蜜语所蒙蔽；也是劝告以后的士子们，切不可怀有政治野心，膨胀的权利欲只会导致家毁人亡。如今，孙犁读史碰到了范哗这个人，也用了很重的笔墨来抒写他的感受和认识。孙犁说，古人读书写作，就是为了做官，追求荣华富贵。只有在官场失意时，才会去著书。范哗的可悲在于他对仕途还抱有幻想，并妄图侥幸成功，这才无可挽回地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政治旋涡。孙犁有句话，是研究他晚期作品时应予注意的，他说：“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读(史记)记·跋》)。这是由他的个性、思想与经历所决定，在晚期写作中一贯到底的特点，即文章的现实品格与忧患精神。孙犁认为，范晔那“富贵情深”、“意难厌满”的悲剧性格阴魂不散，“四人帮”的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一例。“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他进一步指出，张、姚二人不会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这样的人还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孙犁就是这样读史的。还是他那个老习惯，黄卷青灯，心参默诵，兴趣盈盈，流连忘返。虽然他已年老神衰，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但他还是读了一本又一本，写出了一篇篇沉甸甸、饱含深意的文章。于是在人们熟悉的作家孙犁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冷眼凝眸、洞察古今的思想家孙犁。
1996年我供职的《湘声报》改版，新辟“文化、人物”副刊，每周一版。我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大概是这年2月份的某一期，有我的一篇文章，仅七百余字，现全文引录：
近读《湘泉之友》特刊，上有吴祖光先生为湖南湘泉酒厂的题词——“生正逢时”。重读吴老墨迹，倒使我想写这篇小文了。
去年夏初，吴祖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赴湘视察团一员来到湖南，我是陪同视察的随行记者。我向他索宇，他随手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生正逢时”四个字，并说他最喜欢这几个宇。之后沿途十天的湘中、湘北之行，“生正逢时”好像成了他的专利，凡遇索要墨迹(除非内容提出了要求)，他总是不厌其烦题写这四宇，只是布局运笔略有变化而已。在花明楼，看了“刘少奇生平”资料片，“刘少奇纪念馆”要他题词，吴老写的还是这四个宇。当时有人问吴老，这四字作何解，吴老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死了，我却活到今天……”近闻，吴老和夫人新凤霞出了本书画合集。书未得读，但我想，“生正逢时”一幅应入集中吧。
吴老为文为人，坦坦荡荡，此为文艺界所称道。“国贸案”，他仗义执官遭官司，幸得清明盛世，终得胜诉。他说：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靠“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是出不了东西的；如都要靠领导，那么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又是谁领导的?这样的话，也只有吴老才敢说敢写。大概是去年5月份吧，国外传媒说中国有四十多位学部委员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致函国家领导人，要求什么什么的，签名者中就有吴老。我采访证实此非谣言后，问他这次赴湘前有关方面是否就此找过他，他说“至今还没有”。这也许正是“生正逢时”，不然，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
河洛汀先生说，吴老书斋自撰的一副对联日：“不屈为至尊，最富是清贫。”但遗憾的是近读一篇写吴老“坐拥书城”的文章，却未见提及这副耐人寻味的对联。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副对联正是对吴老“生正逢时”的补充
和诠释。
报纸出来后，我给吴老寄了一份，并顺便向吴老索要“文化、人物”刊名题字。不久，吴老寄来了题字，并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向继东先生：遵嘱将，“文化人物”四宇写好寄孙犁读史林谷
孙犁晚年尤爱读古书，其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就是历史古籍。他在飞我的二十四史》(《澹定集》)一文里，就记录了他1949年进城后多方搜求史书的经过。由于他收藏的二十四史是东拼西凑，版本各异的，他就把它们称之为“百衲本”。他在《读(后汉书)小引》(《曲终集》)中生动记述了自己对这部《后汉书》的珍爱之情。他说：“这部中华书局聚珍版的《后汉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宇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本书。”我对孙犁爱惜线装书的情趣，特别感到亲切。羡慕他在他独处斗室的晚年，能有这么一部眉目清爽，展读方便的大字古书为伴，大概不会太寂寞了吧。，。 然而，近年却有一种“新论”颇让人诧异，有人竟认为、孙犁“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人子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淋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二种观察》2000年第3期《书屋》)。孙犁的晚期作品，包括他所有说古论今的文章，我几乎是全部读过了的，我认为，这位先生的“观察”实在有些离谱，他所下的结论也未免太轻率了。古书(尤其是历史古籍)，的确是地地道道的“故纸堆”，但孙犁并没有被沉积厚重的“故纸堆”所淹没，他钻进了“故纸堆”，却又跳出了“故纸堆”，并以穿透历史的眼光，从这些陈年老账中发现了我们未曾发现的东西，
孙犁究竟是怎样读史?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从古史中关注些什么，侧重的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并不难从他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认真地读了。孙犁在〈我的史部书》一文里明确指出：“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孙犁这一重历史即是重现实，以及古今互证的观点，正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伟大历史家们所倡导和实践的原则，这是中国历史学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孙犁和他所师承的鲁迅先生一样，正是按照这个传统去读史＼，谈史的。 孙犁关于历史的读书记，前前后后共写了15篇(不包括读野史)，其中大部分写于1990年至1991年，涉及到的史书有《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北齐书》、《旧唐书》。《史记》是孙犁接触最早的一部经典史书。早在上初中时，他就买过一部《史记菁华录》来读。进城后，他除购置了两种版本的《史记》外，还收藏了清人考证《史记》的著作，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近人整理的郭嵩焘读史札记等。不过，孙犁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读《史记》原著上。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掌握书的大旨，即作者的经历与创作意图，然后从其文字内容考察作者的实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作家风格，至于个别字句的考释乃是读书的末节。孙犁读《史记》下的功夫最深，而且读的时机也似乎有点特殊。他在1989年8月27日记的一则题为《史记》的“书衣文录”中说：“今年人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今晨找出此书，拟认真通读一遍；不知结果如何也。”28日他又记道，：“每思读书，又无系统，随取随收，不能坚持。乃念应先以有强大吸引力之著作为伴侣，方能挽此颓波，重新振作，此书乃当选矣”(《书衣文录》，第12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孙犁就是在那样一个颇不寻常的年代，重新振奋精神，认真读起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来的。1990年3月，他写出了一篇长达一万二千余宇，具有独特风格和深刻思想性的读书随笔《读(史记)记》(后收入〈如云集》)。， 〈读{史记)记》分上、中、下、跋四个部分，写法与其他读书记不同，没有具体涉及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从宏观上提出了《史记》最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班固对《史记》的“三十个宇”评语，不仅是撰写史书，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法则，
二、司马迁尊奉的黄老思想，就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并且深深融化在他的写作中。作家都得有一种思想，思想作用于生活，才能形成创作；
三、司马迁发愤著书，是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历史上，才能往往与不幸或遭祸联系在一起，文学上尤其如此，而且代代延演，一无止境； 四、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在儒学史上，真正脱离政治的岩穴之士十分少见。对于儒生，司马迁写了两种类型：一个是玩世不恭、唯保平安的东方朔，，二个就是迎合当朝政治，善于“与时变化”，深谙“当世之要务”的叔孙通。司马迁极大地讽刺了后者；
五、史学最重要史德，即史家的良心。史德第一条就是求实与忘我。史德的原则也适用于文学。历史对文学的筛选，犹如大浪淘沙，一切虚伪的，颠倒黑白的作品，都将在历史长河中荡除净尽。 孙犁在论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中，讲了不少发人深省，非常警策的话。例如，关于班固的“三十个宇”评语，孙犁在逐一解释了“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等几个特征后，着重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四个要求，并不是一切文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因为这牵涉到许多现实问题，如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与生死大事有关。因此，像《史记》这样秉笔“实录”的史著，在历史上有如凤毛麟角。孙犁是个有严肃使命感的作家，因此，他对古人提出的崇高标准，绝不止于论赞和讴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而且还要求别人也能这样做。因此，他在这里又把笔锋一转，奉劝有志此道的人最好将班固的“三十个字”评语写成座右铭，并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没有隐恶的。遗憾的是，实际状况往往与孙犁的善良愿望相悖，于是他又讲出一番让每个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汗颜的话语来。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斑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孙犁—向重视读传记，认为这是史书的中坚。他是作家，自然又把文土的传记作为阅读的重点。他关注古代文人的命运，并借以映照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个因参与宫廷斗争而惨遭杀害的杰出史学家范哗，特别引起孙犁的关注与悲悯，写了一篇颇不一般的《读(宋书·范哗传)》(收入《耕堂读书记》、〈如云集》)。
’ 范哗是南北朝刘宋时人，少好学，熟涉经史，且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写得一手好隶字，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但其因恃才傲物，锋芒外露，累遭上司同僚的猜忌和排挤，仕途不佳，为此，他心怀怨恨。而且他行为乖张，不拘礼度，结果犯了大忌，被左迁为宣城太守。不料这一贬反而造就了他的千秋文业，“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如果他能在太守位置上安分守已，继续写他的文章，也就能平安无事了，但他总觉得自己才用不尽，天下负我，鬼迷心窍地卷入了彭城王义康谋反称帝的阴谋活动中。事败后被人告发，下狱论死。
这是一个文人干政的历史悲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宋纪》里不惜用大量文字记载了这个故事，有深意存焉。他是提醒帝王们要警惕那些阴谋犯上作乱的人，不要为他们的炫目才华或甜言蜜语所蒙蔽；也是劝告以后的士子们，切不可怀有政治野心，膨胀的权利欲只会导致家毁人亡。如今，孙犁读史碰到了范哗这个人，也用了很重的笔墨来抒写他的感受和认识。孙犁说，古人读书写作，就是为了做官，追求荣华富贵。只有在官场失意时，才会去著书。范哗的可悲在于他对仕途还抱有幻想，并妄图侥幸成功，这才无可挽回地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政治旋涡。孙犁有句话，是研究他晚期作品时应予注意的，他说：“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读(史记)记·跋》)。这是由他的个性、思想与经历所决定，在晚期写作中一贯到底的特点，即文章的现实品格与忧患精神。孙犁认为，范晔那“富贵情深”、“意难厌满”的悲剧性格阴魂不散，“四人帮”的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一例。“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他进一步指出，张、姚二人不会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这样的人还会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孙犁就是这样读史的。还是他那个老习惯，黄卷青灯，心参默诵，兴趣盈盈，流连忘返。虽然他已年老神衰，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但他还是读了一本又一本，写出了一篇篇沉甸甸、饱含深意的文章。于是在人们熟悉的作家孙犁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冷眼凝眸、洞察古今的思想家孙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