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学校是没有电铃的，上课、下课、起床、睡觉都敲铜铃。
　　解放前有专门的校工敲铃，先生们只专心教课、批作业，除此之外的事便由校工做。
　　解放了，学校只留下炊事员。再没有校工了，老师们自己打扫办公室，自己打开水，还要自己敲铃。有的老师起初老敲不好，铜铃一般挂在房梁上，坠着一条长长的绳子，牵起绳子来晃荡晃荡，很难敲出节奏。
　　几百人的学校都由那铜铃指挥，怎么能随便敲呢?
　　听大人讲，那当儿有个姓黄的女老师，刚从城里分下来。过第一个星期天，别的老师都回家了，她就想趁着星期天学习敲铃，起床铃、预备铃、上课铃、集合铃……她自觉敲出一点味道了，可她还没细品这味道，几乎全村的学生都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来了，有的家长也跟了来，他们听见铃声，以为有啥急事，都跑到学校来了……那时，一所学校的铃声，不但指挥着学校师生，而且成了整个村子富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符号。1943年日本人打过来时，就是靠学校的铃声指挥全村入躲日本人的飞机。新来的黄老师不知道这些，见到学生和家长，起先是一愣，接着“哇”的一声哭了。
　　星期一上班，校长把黄老师叫去：“两条路：一是处分，二是调到偏远的王家垴去。”
　　黄老师卷着铺盖去了王家垴。
　　自此，每次调来新老师，校长都要给他上第一课，讲这校铃的神圣，给他讲敲铃的方法。
　　对我来讲，校铃的神圣并不来自于校长的讲解，而是源自于一种记忆。
　　我还小的时候，每天早晨看到哥哥姐姐们迎着朝阳上学去。他们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他们的步子自信而坚定，我羡慕极了。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学校门前的那一片树林中，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学校的铃声，我猜想他们此刻肯定坐在教室里，是读书呢，还是写字呢?
　　后来，我也上学了，铃声不仅给我诗一样的感受，更是指挥我行动的号令，我听着铃声上课、下课、上操、集合。每次上课铃声响过，我们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来上课，有的老师我们喜欢，有的老师我们害怕。我们最喜欢的是上语文的龚老师，她梳着一对长辫子，那是当时的时尚，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领读课文是普通话，讲起课来笑容满面，每次上语文课感觉铃声都特别悦耳。我们最怕的是体育老师，他是个转业军人，从来不笑的，一声口令，只怕半里路以外都听得到，我们就有些害怕体育课的铃响，因了他的声音洪亮和威严。凡有全校活动，校长都让他集合整队，全校几百人排得顺溜了，校长才走上主席台讲话。
　　在悠扬洪亮的校铃声中，我上完小学、中学，自己也当了民办教师。我去的那所学校自然也是有校铃的，不过似乎不如母校的铃响。校铃也挂在梁上，也坠着一条很长的绳子，我怕绳子太长晃荡着敲不出应有的节奏，每回我值日，我就站在二楼走廊上去敲铃，这样绳子短，可以把铜铃敲出抑扬顿挫来。
　　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周末也不常回家，就到附近的学校同老师们走动。在赶儿坡小学，我见到门外吊着一截钢管，起初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在这儿教书的肖老师告诉我，那就是校铃。钢管旁的土墙上挂了一个钢筋钩子，肖老师说，就用它来敲铃，说着，他便拿起钢筋钩子演示了一遍，声音还很洪亮。肖老师说，这声音一直可以传到河的对面去，那儿已经是邻县巴东县的地盘了。
　　那时我的姨父在千才岭小学教书，也是一个单人教学点，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姨父一个人。有一回，姨父带信让我星期六去吃腊肉炖鲜香菇。千才岭山很大，砍过柴的树茬子上就长出许多野香菇，姨父常常自己上山去采。我在那儿又见到了另外一种校铃——一个废弃的钢磨，因为多少有些铃的形状，就不用钢筋敲，而是把一截钢筋弯成钩状挂在钢磨中间，在钩子上拴上绳子，敲铃时也如铜铃扯动着那绳子，只是因了钢磨材质的关系，那声音很短，没有什么余音，全然没有铜铃的韵味。
　　后来我上了师范。办“五七”教育网那阵，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办了学校。教育局长带我们师范生下去帮助开展工作，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校铃，有的是一把旧锄头，有的是个断了一根齿的钉耙，还有一所学校倒挂着一口破锅……
　　过去的校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电铃。起初是那种发出刺耳尖啸的电铃，电铃一响，总感觉跟监狱放风一样。后来又把单调的铃声换成了各种音乐。据说，这很人性化。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铃声缺乏一种文化意味，不能唤起人对文化的依恋感。
　　(选自《散文》2011年第6期，有删改)
　　
　　路子与你聊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今天的铃声“缺乏一种文化意味，不能唤起人对文化的依恋感”，根据文章内容说说作者为什么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