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不少政要一卸任，便专心敛财，这已屡见不鲜。这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又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
　　英国媒体透露，布莱尔个人身家约6000万英镑（1英镑约合9.7元人民币），是他早前所宣称的3倍。他卸职后，将办公室设在海德公园附近一套价值750万英镑的连排别墅。别墅本身是二级文物，还带有一个价值170万英镑的马厩楼。他和家人还拥有近10处房产，包括一个价值800万英镑的17世纪庄园和24套出租公寓。他还有架装饰豪华的私人飞机，出游时气派非凡。
　　布莱尔当首相时，一年赚20万英镑，下台后就不同了，他担任摩根大通银行顾问，年薪200万英镑;任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顾问，一年又挣回200万英镑;至于他给海湾国家的企业提供咨询，石油富豪们到底给了他多少钱，只有他自己清楚。
　　如此敛财，自然引来批评。英国《金融时报》曾刊文《布莱尔的逐金之路》，文章称，“我很难想出有哪位前政治领袖像托尼·布莱尔那样孜孜不倦地玷污自己的名声”，“他对个人财富执着得近乎疯狂的追求，会在历史上给他留下更黑的污点”。《太阳报》则说，布莱尔的特使身份和慈善家头衔让他不时进入公众视野，但人们分不清这些是他真正的工作，还是为谋利而弄的“挡箭牌”。
　　在欧美国家，政要卸职后，以演讲、出书、当顾问甚至去企业任职等方式赚钱，被公众称为“旋转门”。官员们上任时在门里深耕关系，卸任后便转到门外收获财富。克林顿从2001年卸任美国总统，到2013年他妻子希拉里卸任美国国务卿，这12年间他发表542场演讲，获得1.049亿美元（1美元约合6.1元人民币）。那段时间希拉里一直担任公职，所以没怎么赚外快。去年，他俩就一起猛赚。今年5月15日，希拉里参选总统后公开其家庭财务，证实夫妇俩去年共演讲100多次，收入2500多万美元，平均“出场费”大约25万美元。这样的收入，至少排在全美前0.1%。
　　这种华丽的角色转换，表面上看很合理。欧美国家政要任期内的薪水不算高，退休金也不太多。关键是，他们退休时还很年轻，克林顿是55岁，布莱尔是54岁，不偷不抢，甩开膀子开辟事业“第二春”，也很自然。
　　但问题在于，下台政要们的赚钱术，离不开当政时积累的特殊政商渠道和人脉网络，并往往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挂钩。他们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卸任后进入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子公司担任高管，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他在位时批准了该公司与德国企业价值27亿美元的合作。在英国，曾发生2000多名退休军官到私营军工企业工作的事件，时任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陆军中将基塞利因此辞职。在日本，官场曾出现过“55岁现象”——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经济实权部门高官多选择在55岁退休，趁着年富力强转往大企业“发挥余热”。有一段时间，日本的高速公路工程招标，中标者几乎都以接近政府内定价格获得工程，原因就是有这些“旋转门”里出来的官员助力。
　　看似合理的“旋转门”，却折射出延期腐败的弊端、监管的缺位和自控能力的缺失。《金融时报》评论说，如果政要这种生财之道是正当的话，就应该出台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在何时、向何人收取报酬等。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美国《政府道德改革法》早就规定，卸任官员一定期限内不得参与和担任公职时职务范畴相关的业务。日本也曾出台规定，禁止高官退休后到企业任职。这些都没有挡住官员捞钱的手。
　　其实，根治延期腐败也很简单，那就是在“旋转门”里面，也就是官员们在职时，就切断钱权交易的纽带，让权力运作在阳光之下。但是，在被各种利益集团控制的西方政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