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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提出解决措施较快。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基本赞成彭德怀观点，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结果，尽管周恩来竭力为其开脱，但他仍然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
在“大跃进”年代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李先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计划用15年时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他提出中国将用15年时间，使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李先念在莫斯科还参加了将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稿的修改工作。他知道这篇社论是针对反冒进的，要提高经济指标，但并未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大跃进”运动。李先念后来回忆：“我记得跟主席到莫斯科去，那一天读这个多快好省的社论稿，胡乔木读一段，主席讲一段。我回来搞预算就积极一点了。1958年的预算，原来是321亿，回来积极了一下，积极了9亿，搞了330亿。”
11月30日，李先念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在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在祝词中宣布将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此后，“赶超英国”就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主要口号。
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一面继续批评反冒进，堵塞了不同意见的言路；一面围绕“大跃进”和赶超英国的目标，连续提出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提出生产计划采取两本账的办法，第一本账是必成数，第二本账是期成数。处于受批评地位的李先念拥护“大跃进”的决策，也为“大跃进”的形势所左右。他主持编制的当年财政预算，将财政收入332亿元作为第一本账，将376亿元作为第二本账。同时，他主持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初步匡算财政收入为400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3.8％，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1.8％。
这时，在农村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开始刮浮夸风。1958年4月，李先念到河南调查农业“大跃进”情况，他既为群众的生产热情而感动，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产生了一些疑虑。他到潢川，讲了一次话。县里提出小麦亩产可达2000斤。他说：“要准备挨骂，将来做不到怎么办？什么2000斤、1500斤、1300斤，真正差200斤、300斤甚至差500斤会有人骂你的。”但他又说“这些都不要怕”，“虽然没有达到1500斤”，“搞到1200斤，退一步讲1000斤，再退一步讲800斤，那也是了不起的”。
李先念从河南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和粮食的指标又大幅度提高，1958年财政预算收入也提高到372亿元。两本账也变成了一本账，完全改变了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中共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这次会议实际上放弃了稳妥可靠地发展经济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左”的跃进方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李先念试图努力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但是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又有些质疑和保留。6月，毛泽东根据国家经委的报告，预计中国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国务院据此又调整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主持编制的预算收入也不得不提高到420亿元。
即便如此，财政工作仍然跟不上形势。这时，工农业战线的“大跃进”已热火朝天，各地在粮食等作物产量上接连放“卫星”，工业生产也在争放“卫星”。而财贸工作姗姗来迟，显得比较被动。工业部门的有些同志甚至指责财政部“老说不行，老是有困难”，是“叫喊在前，跃进在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当时，李先念压力很大，但他仍注重稳妥，坚持财政不能放“卫星”。他多次对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说：“财政部门不能放卫星，财政不能放卫星！财政放卫星，收入就会‘过抢’（湖北话，意思是强盗抢钱——笔者注），支出就会滥花。”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李先念也着手研究制定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农村财贸体制和政策，提出了“紧跟”的措施。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李先念传达了北戴河会议精神，对商业购销工作提出了意见。他说：“要贯彻执行大收大购的方针。”按照当时粮棉产量的高指标，收购计划也作了调整。粮食计划收购由880亿斤调高到1500亿斤，棉花计划收购调到5500万担。商业部门还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这样，农业产量浮夸，商业盲目收购，工业盲目生产，结果造成国家物资、资金的大量损失和浪费。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各部委负责人要下去看看的意见。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从9月11日开始，他先后到河北省的徐水、保定、安国，河南的新乡，17日到达郑州，后又到湖北的襄樊等地考察。他就所见所闻于20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其后该报告以《人民公社所见》为题，发表在同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那个时候，人们都憧憬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天堂”，把人民公社说成是“上天梯”。李先念也受到影响，他在这篇文章中探索着人民公社有哪些共产主义因素。他看到在公社内部“商品交换比重缩小了，产品直接分配扩大了”，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便误认为这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但是他不同意一县一社的做法，认为“全县实行统一核算以后”，“怎样做到不妨碍下面社、队的经营积极性”，“在安排工资的时候，怎样做到合理照顾原来各社、队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说道：“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对农民说来，确是破天荒的大事。过去几年吃粮比较紧张，现在粮食这一关算是过来了。”但他对此心里并不是很踏实。9月20日他离开郑州到湖北，同王任重深入交谈，在听取王任重的意见后，30日回到北京，对他即将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加了这样一段：“从湖北的情况看，那里采取的是更为慎重的步骤。他们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下面还暂时未动，也没有实行吃粮不要钱的办法，他们主张批发商业以不交给人民公社为好。我看这样做也可以，各地情况不同，具体做法不必强求一致。”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共产风”越刮越厉害。在这种形势下，在公社范围内已经出现产品直接分配的形式，现金交易减少，转账结算范围扩大，有的人认为原来以商品流通为征税环节的工商税制度已不适用。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纷纷提出要把财贸权力下放给基层。为与建立的人民公社相适应，李先念根据毛泽东要向公社下放权力的精神，与国务院五办、财政部、粮食部反复酝酿，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农村财贸体制要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财贸体制，把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的机构，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
这个办法的实施，不仅没有防乱，反而助长了混乱。有的公社干部说：“‘两放’痛快，‘三统’腻味，‘一包’先不管。”有些公社干部认为：“商店归我们了，可以随便用东西了”，“银行营业也归我们了，可以随便用钱了”。有的人民公社把供销社当作公社的后勤部，需要就拿，而且不记账。有个公社书记向银行营业所要钱，营业所没有听，他就拿斧子砸开保险柜取钱。有的人民公社自己擅自印发“临时人民币”。有的公社自己随便抬高或降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
纠正财贸战线“左”的错误
与财政“捉鬼”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问题，1958年秋冬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但是会议认为粮食已过关，确定的1959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指标，分别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还要高。
李先念出席了这几次会议，认真解决财贸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这时，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粮食和食盐开始紧张。10月中旬，辽宁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一些地方食盐脱销。财贸部门的干部反映一些农产品收不上来，怀疑增产数字有假。为了摸清粮食情况，李先念还派出几个工作组去全国各地调查，发现许多粮库是空的，担心将要发生春荒。
其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李先念于1958年9月在河南、湖北考察时，已经发现日用百货供应普遍紧张，连肥皂、菜刀也买不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我们这里万马都躺倒了。”
第三，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采取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人与人之间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等，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李先念非常赞成，解决了他在《人民公社所见》一文中担心的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这些决定，被那些还坚持“一大二公”的人，认为是倒退和“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说，“‘右倾’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粮食紧张，毛泽东不再批评农民“瞒产”，认为农民是用“瞒产”来抗拒公社的平调。李先念也表示赞成。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李先念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说明，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25亿斤。地区调拨不灵。到3月15日止，库存大米，上海市区只够供应17天。一些日用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相比还相差30亿元。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报告时，对商业工作表示支持，说“不要让，你倒不如挤”。
上海会议后，李先念除抓紧部署粮棉等农副产品购销工作外，还提出以下措施：增拨一部分原材料保障日用工业品生产，组织供应市场；精减多余职工五六百万人，以减少粮食供应；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把生产供应机关、团体使用商品的工厂，尽可能改为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大力收购废旧物资，供轻工部门作再生产原料，支持恢复手工业生产；清理仓库，挖掘商品供应潜力。采取这些措施后，市场紧张局面稍有缓和。
但是，到了4月，农村又出现了春荒。有些地方的农民并不是瞒产，而是手里没有粮。公社存粮也极有限，无法应付春荒的急需。山东灾区群众情绪不稳，曾有抢粮现象发生。
据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回忆：1959年4月间，南方某省青黄不接，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为此，他们在向邻区借粮的同时，还把中央安排从四川调往上海过境的一条粮船截留使用。中央领导同志得知以后，作了严肃的批评。先念同志一面用电话直接向该省省委转达了中央的批评意见，第二天又派我坐飞机专程前去了解、研究处理，并指示安排调拨机动粮三五千万斤存放在那里，遇到紧急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借用。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大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多农民要求把口粮分给自己。赵发生回忆说：处理完截粮事件后，当月到江西，“江西省委对大办食堂持保留态度，采取变通办法，他们提出：农村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尊重群众自愿；如要办，可办小食堂，不出屋场，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也可以只办农忙食堂。我欣赏江西的做法”。“五一前夕，我向先念同志汇报了江西的做法，先念同志也表示赞成，并说：今晚中央开会，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可以当面反映他们的情况。第二天清早，先念同志电话约我去，告以昨晚已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讲，‘农村食堂一风吹了就好’。他要我们不要用主席原话向下传，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向各省打个招呼。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我当天即向各省通了电话，要求他们把粮食指标分配到户，节约归己，是在食堂做还是分别到家里去做，听从群众自愿。遗憾的是，电话没有起到作用。一直延迟到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毛主席亲自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说食堂一风吹，这句话才起了作用，一夜之间全国农村的食堂全部散伙，农民很满意。” 其实当时有的省是听进去了的，湖北省就采取以人定量把口粮分给农民的办法。
在努力解决粮食紧张和安排好市场的同时，李先念进一步纠正了财贸工作“左”的错误，重申以前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李先念1958年11月在国务院五办会议上，明确指出：“鲜活商品要正常收购，不能采取放卫星的办法。”
1959年2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变“大购大销”的方针，“大购如果没有计划就会出现收购过头的情况。”“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笼统地提大购大销，就会犯错误。”“我建议把这个口号改为：在计划经济原则下，组织城乡交流，扩大流通。”这样，开始把商业工作引向正常轨道。
“大跃进”中商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同财政、金融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的。同年5月24日，李先念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的报告中，针对有些银行提出“大存、大贷、大放”口号引起的金融管理混乱状况，指出：1958年银行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信贷管理权力过于分散，有些方面管理太松。要把管理权统一到中央和省，下放给区县的信贷管理权限，应当赶快收回来。此后李先念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时说：“体制上，现在商业、银行收回来了，最近准备收财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插话说：“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要抓起来，全民办工业不能乱办，从中央直到社办多少工业，都要管起来。”李先念说：“粮食是从来没有放的。流动资金要搞定额。去年没有定额，要钱就贷，结果经济核算、成本、劳动生产率等等都不讲究了。”毛泽东插话说：“这是下放的结果，下放是我先讲的，结果成了半无政府状态。”
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上，李先念明确提出了要取消“两放”“三统”“一包”的农村财贸体制。他说：“从市场问题上来看，反映出财贸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不少，例如‘两放’‘三统’‘一包’应当宣布正式取消。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去年不仅对于农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而且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觉悟也估计过高；不仅对他们的政治水平估计过高，而且对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估计过高。这也反映了我们在去年大跃进中没有经验，脑子热了一点。”这样，财贸体制的下放，半年时间就纠正过来了。
1958年底市场商品物资供应紧张，李先念从财政金融方面查找原因。当时财政形势似乎很好，账面上收入418亿元，支出409亿元，结余9亿元。然而，一方面生产增长很快，财政又有结余；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究竟问题在哪里？李先念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形象地提出要“捉鬼”。
在他主持下，各地经过清理，发现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从银行借来的贷款，有80亿元没有增加商品、物资库存。这80亿元的去向是：一、商业资金办工业；二、商业部门自办工业企业；三、商业部门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四、商业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五、工业部门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同时还查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损失向银行的借款和损害农民利益需要赔偿的金额，尚未计算在80亿元之内。
为了对上述商业、物资贷款资金的流失作进一步分析，李先念组织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商业部的干部，反复多次座谈。大家认为，表面上工农业完成了生产增长的任务，商业完成了收购指标，还据此向财政上交了收入，但是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和收购的商品，或销不出去或不值钱，甚至花了钱没有收到商品。比如，商业部财会局对河南商水县城关人民公社有个调查报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报告称：县商业局与下放在公社的商业单位合作，放了4次“卫星”。办法是将同一种商品由公社从账面上买回来，加上进销差价，再卖给公社，实际上并无商品，等于买“空”卖“空”。这笔交易，共计526万元，从进销差价中，却获“利”17.9万元。他们用4万元搞基建，其余作为上交收入。这笔上交的利润实际上是银行的商业贷款，当作收入上交了，显然是虚假的。按规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是用作商品周转和工业生产周转的短期性的贷款，是要及时收回来的；国家为了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而拨付的投资资金，都形成国家的固定资产，不需要收回。后一种投资本来是应该由财政支出的，用银行贷款来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致使财政该支出的没有支出，从而造成了财政的虚假结余。结果很明显，财政并没有结余，实际上是赤字。但这个财政赤字被银行贷款所掩盖。财政挤了银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银行资金仍要运转，于是就多发了票子。每元票子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商品作对应，钞票发多了，而商品库存却是虚的，没有对路、合适的商品物资相供应。市场紧张、通货膨胀就这样形成。这就捉到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之所以紧张这个“鬼”。
出席庐山会议
为了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却变成了反右，教训十分深刻。
1959年6月下旬，李先念去庐山之前，专程去苏州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陈云很不满意“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在谈到煤炭生产只顾采煤、不管掘进的错误做法时，陈云说：“只采不掘，就会天下大乱。”这两位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如何克服已出现的经济困难深感忧虑。随后，李先念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乘船从上海逆长江而行去庐山。李先念曾回忆说，赵尔陆对“大跃进”中土法炼的钢铁因质量差而不能用，焦急万分，拿了许多土法炼的钢铁样品，准备到庐山会议上让与会者看一看。他顺手拿一块铁，抛到长江中，这块铁竟在滚滚的长江水上，漂了一阵儿，才下沉。
毛泽东从武汉乘船于6月30日晚到达九江，此时，李先念也乘船到了九江。7月1日一大早，李先念陪同毛泽东等人一起乘车上庐山。此时，几日来的阴雨天结束，天空放晴。上庐山的汽车路是前几年才修好。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边欣赏风景，边询问李先念修路情况。李先念介绍说：这条路，是他在中南局工作时，经邓子恢提议共同研究决定修建的。这条路虽然只有35公里长，但需要拐近400道弯。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写了一首诗《七律·登庐山》。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人，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戏、跳舞。闲暇时间，有的游览风景，有的赋诗作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所以，人们把前期会议戏称为“神仙会”。
但李先念心情并不轻松，他仍在想着怎样解决好粮食购销、克服财政赤字、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等问题。
他集中精力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几位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紧张这个“鬼”。报告提出了限期清算账目，消除虚假结余；收回下放过多的管理权限；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流动资金的界限，分工管理；堵塞漏洞，严格按计划办事；不仅堵口，而且导流，保证企业正常周转需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6项措施。
这个报告在庐山会议前期经过讨论，作为正式中央文件下发。这是力争消灭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平衡的良好开端。李先念后来指出：“1959年庐山会议时就发现了财政收入那么多，其中是否有‘鬼’？提出要‘捉鬼’，有些人还不同意，现在问题逐渐清楚了，工业损失60亿元，商业损失有100亿元（加上粮食、外贸数字还大），还有其他损失，等等，我看1958年至1960年3年财政赤字总在3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李先念还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两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言，拥护周恩来提出的消灭财政赤字的措施。李先念说，要总结“大跃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不该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他举出山东滕县官桥煤矿为例子，说：这个煤矿花掉了3600万元，18万人上阵，却没有挖到煤，这个矿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要全面算账，消除虚假现象。工矿企业和公社拖欠与占用的银行贷款，不能不了了之，要分期偿还，必要时，还要逼点债。会上，周恩来还对下一步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财政问题由李先念负责；收权问题由李先念负责，习仲勋参加；基建问题由宋劭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代替中央起草文件等。
14日，会议印发了在毛泽东指导下由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眼看要结束了，但由于发生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事件，从而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他遇到李先念就问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李先念表示基本赞同。
7月20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发言，详细阐明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他说，办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能强迫农民都去吃食堂。如果要办，应该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或者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二）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的看法是步子走得太快了点，对农民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他说，发展国民经济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这是“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四）小高炉问题。他认为，小高炉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
李先念在小组会发言之前，同刚来庐山的黄克诚坦诚地交换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黄克诚是被作为“救兵”，由毛泽东召到庐山的。他不了解前期会议的情况，17日到了庐山之后，就向一些人了解情况。他也找了李先念。黄克诚后来回忆：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
在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同李先念的住处相距很近，有时张闻天到李先念住处串门，他们碰在一起时，也交谈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张闻天为准备发言，几次到李先念那里了解国民经济情况和有关数字。李先念对张闻天谈了一些具体情况，并让秘书摘录了一些数字资料，由张闻天秘书取走。3个月前，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李先念同张闻天一起坐火车返京。两人也曾交谈国内经济形势，对出现的问题看法差不多。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很不满意的。23日上午，他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批评。他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站不稳，扭秧歌”，“有反冒进的味道”，“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李先念已预感到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即将开始，就让几位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部委负责人，迅速离开庐山，回北京抓工作。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道：“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从这时起，庐山会议的主调改变了，由纠“左”转为反右。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李先念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8月13日，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批判，并对自己犯的“右倾”错误做了初步的检讨。李先念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李先念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大炼钢铁不合算的问题，周恩来为他开脱了责任。26日周恩来还向刚从北京来庐山参加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打招呼时指出，李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
庐山会议上没有专门批判李先念，但是，他仍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厄运。庐山会议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李先念主管的财贸口“右倾思想”比较严重，一些部委领导人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同李先念看法相同。中央领导人担心财贸口开会批判李先念“右倾错误”批不起来，而决定把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财贸口、农林口所属各部委党组书记参加的务虚座谈会。这次会议于9月初举行，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认识“右倾错误”。谭震林主持会议，是按“一批二帮”的方针掌握的，不赞成批评李先念时说过头话。
9月4日和7日，李先念两次检讨发言。他把这两次发言综合整理为一个发言稿，印发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25日，他又把检讨报告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
李先念在检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承认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谈了当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想法：第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说，“没有把人民公社制度同刮‘共产风’和一时的粮食浪费现象区别开来”，没有认清“问题出在‘一平二调三收款’方面，不是出在制度本身”。第二，关于公共食堂问题。他说，看到“大家在食堂吃饭，可能是多吃粮食、扩大供应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对办食堂的态度就不积极了”。 第三，大办钢铁问题。他说，看到“国家对炼铁补贴了几十亿元，增加了市场的压力”，“又听说铁的质量不好，影响了机械工业的生产，运输赶不上，挤了粮食和市场物资的调运，就过分地强调了小高炉引起问题的一面”。第四，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他说：“今年我感到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了，要求收缩一下。”“对困难说得多了一些。”
由于其“右倾思想”受到批判，李先念在9月21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对于以前曾批判的极左政策与口号，不得不肯定“总的方向是对的”。但他在部署工作，谈到采取的具体措施时，还是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大购大销，“两放”“三统”“一包”的农村财政体制，商业办工业，运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等。这是李先念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全面展开的形势下，迫不得已的做法，否则会给全国的财贸工作造成损失。（责任编辑 汪文庆）
在“大跃进”年代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李先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计划用15年时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他提出中国将用15年时间，使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李先念在莫斯科还参加了将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稿的修改工作。他知道这篇社论是针对反冒进的，要提高经济指标，但并未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大跃进”运动。李先念后来回忆：“我记得跟主席到莫斯科去，那一天读这个多快好省的社论稿，胡乔木读一段，主席讲一段。我回来搞预算就积极一点了。1958年的预算，原来是321亿，回来积极了一下，积极了9亿，搞了330亿。”
11月30日，李先念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在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在祝词中宣布将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此后，“赶超英国”就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主要口号。
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一面继续批评反冒进，堵塞了不同意见的言路；一面围绕“大跃进”和赶超英国的目标，连续提出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提出生产计划采取两本账的办法，第一本账是必成数，第二本账是期成数。处于受批评地位的李先念拥护“大跃进”的决策，也为“大跃进”的形势所左右。他主持编制的当年财政预算，将财政收入332亿元作为第一本账，将376亿元作为第二本账。同时，他主持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初步匡算财政收入为400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3.8％，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1.8％。
这时，在农村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开始刮浮夸风。1958年4月，李先念到河南调查农业“大跃进”情况，他既为群众的生产热情而感动，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产生了一些疑虑。他到潢川，讲了一次话。县里提出小麦亩产可达2000斤。他说：“要准备挨骂，将来做不到怎么办？什么2000斤、1500斤、1300斤，真正差200斤、300斤甚至差500斤会有人骂你的。”但他又说“这些都不要怕”，“虽然没有达到1500斤”，“搞到1200斤，退一步讲1000斤，再退一步讲800斤，那也是了不起的”。
李先念从河南回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和粮食的指标又大幅度提高，1958年财政预算收入也提高到372亿元。两本账也变成了一本账，完全改变了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中共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这次会议实际上放弃了稳妥可靠地发展经济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左”的跃进方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李先念试图努力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但是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又有些质疑和保留。6月，毛泽东根据国家经委的报告，预计中国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国务院据此又调整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主持编制的预算收入也不得不提高到420亿元。
即便如此，财政工作仍然跟不上形势。这时，工农业战线的“大跃进”已热火朝天，各地在粮食等作物产量上接连放“卫星”，工业生产也在争放“卫星”。而财贸工作姗姗来迟，显得比较被动。工业部门的有些同志甚至指责财政部“老说不行，老是有困难”，是“叫喊在前，跃进在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当时，李先念压力很大，但他仍注重稳妥，坚持财政不能放“卫星”。他多次对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说：“财政部门不能放卫星，财政不能放卫星！财政放卫星，收入就会‘过抢’（湖北话，意思是强盗抢钱——笔者注），支出就会滥花。”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李先念也着手研究制定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农村财贸体制和政策，提出了“紧跟”的措施。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李先念传达了北戴河会议精神，对商业购销工作提出了意见。他说：“要贯彻执行大收大购的方针。”按照当时粮棉产量的高指标，收购计划也作了调整。粮食计划收购由880亿斤调高到1500亿斤，棉花计划收购调到5500万担。商业部门还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这样，农业产量浮夸，商业盲目收购，工业盲目生产，结果造成国家物资、资金的大量损失和浪费。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各部委负责人要下去看看的意见。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从9月11日开始，他先后到河北省的徐水、保定、安国，河南的新乡，17日到达郑州，后又到湖北的襄樊等地考察。他就所见所闻于20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其后该报告以《人民公社所见》为题，发表在同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那个时候，人们都憧憬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天堂”，把人民公社说成是“上天梯”。李先念也受到影响，他在这篇文章中探索着人民公社有哪些共产主义因素。他看到在公社内部“商品交换比重缩小了，产品直接分配扩大了”，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便误认为这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但是他不同意一县一社的做法，认为“全县实行统一核算以后”，“怎样做到不妨碍下面社、队的经营积极性”，“在安排工资的时候，怎样做到合理照顾原来各社、队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说道：“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对农民说来，确是破天荒的大事。过去几年吃粮比较紧张，现在粮食这一关算是过来了。”但他对此心里并不是很踏实。9月20日他离开郑州到湖北，同王任重深入交谈，在听取王任重的意见后，30日回到北京，对他即将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加了这样一段：“从湖北的情况看，那里采取的是更为慎重的步骤。他们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下面还暂时未动，也没有实行吃粮不要钱的办法，他们主张批发商业以不交给人民公社为好。我看这样做也可以，各地情况不同，具体做法不必强求一致。”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共产风”越刮越厉害。在这种形势下，在公社范围内已经出现产品直接分配的形式，现金交易减少，转账结算范围扩大，有的人认为原来以商品流通为征税环节的工商税制度已不适用。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纷纷提出要把财贸权力下放给基层。为与建立的人民公社相适应，李先念根据毛泽东要向公社下放权力的精神，与国务院五办、财政部、粮食部反复酝酿，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农村财贸体制要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财贸体制，把国家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的机构，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
这个办法的实施，不仅没有防乱，反而助长了混乱。有的公社干部说：“‘两放’痛快，‘三统’腻味，‘一包’先不管。”有些公社干部认为：“商店归我们了，可以随便用东西了”，“银行营业也归我们了，可以随便用钱了”。有的人民公社把供销社当作公社的后勤部，需要就拿，而且不记账。有个公社书记向银行营业所要钱，营业所没有听，他就拿斧子砸开保险柜取钱。有的人民公社自己擅自印发“临时人民币”。有的公社自己随便抬高或降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
纠正财贸战线“左”的错误
与财政“捉鬼”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问题，1958年秋冬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但是会议认为粮食已过关，确定的1959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指标，分别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还要高。
李先念出席了这几次会议，认真解决财贸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这时，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粮食和食盐开始紧张。10月中旬，辽宁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一些地方食盐脱销。财贸部门的干部反映一些农产品收不上来，怀疑增产数字有假。为了摸清粮食情况，李先念还派出几个工作组去全国各地调查，发现许多粮库是空的，担心将要发生春荒。
其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李先念于1958年9月在河南、湖北考察时，已经发现日用百货供应普遍紧张，连肥皂、菜刀也买不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我们这里万马都躺倒了。”
第三，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采取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人与人之间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等，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李先念非常赞成，解决了他在《人民公社所见》一文中担心的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这些决定，被那些还坚持“一大二公”的人，认为是倒退和“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说，“‘右倾’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粮食紧张，毛泽东不再批评农民“瞒产”，认为农民是用“瞒产”来抗拒公社的平调。李先念也表示赞成。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李先念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说明，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25亿斤。地区调拨不灵。到3月15日止，库存大米，上海市区只够供应17天。一些日用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相比还相差30亿元。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报告时，对商业工作表示支持，说“不要让，你倒不如挤”。
上海会议后，李先念除抓紧部署粮棉等农副产品购销工作外，还提出以下措施：增拨一部分原材料保障日用工业品生产，组织供应市场；精减多余职工五六百万人，以减少粮食供应；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把生产供应机关、团体使用商品的工厂，尽可能改为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大力收购废旧物资，供轻工部门作再生产原料，支持恢复手工业生产；清理仓库，挖掘商品供应潜力。采取这些措施后，市场紧张局面稍有缓和。
但是，到了4月，农村又出现了春荒。有些地方的农民并不是瞒产，而是手里没有粮。公社存粮也极有限，无法应付春荒的急需。山东灾区群众情绪不稳，曾有抢粮现象发生。
据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回忆：1959年4月间，南方某省青黄不接，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为此，他们在向邻区借粮的同时，还把中央安排从四川调往上海过境的一条粮船截留使用。中央领导同志得知以后，作了严肃的批评。先念同志一面用电话直接向该省省委转达了中央的批评意见，第二天又派我坐飞机专程前去了解、研究处理，并指示安排调拨机动粮三五千万斤存放在那里，遇到紧急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借用。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大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多农民要求把口粮分给自己。赵发生回忆说：处理完截粮事件后，当月到江西，“江西省委对大办食堂持保留态度，采取变通办法，他们提出：农村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尊重群众自愿；如要办，可办小食堂，不出屋场，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也可以只办农忙食堂。我欣赏江西的做法”。“五一前夕，我向先念同志汇报了江西的做法，先念同志也表示赞成，并说：今晚中央开会，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可以当面反映他们的情况。第二天清早，先念同志电话约我去，告以昨晚已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讲，‘农村食堂一风吹了就好’。他要我们不要用主席原话向下传，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向各省打个招呼。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我当天即向各省通了电话，要求他们把粮食指标分配到户，节约归己，是在食堂做还是分别到家里去做，听从群众自愿。遗憾的是，电话没有起到作用。一直延迟到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毛主席亲自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说食堂一风吹，这句话才起了作用，一夜之间全国农村的食堂全部散伙，农民很满意。” 其实当时有的省是听进去了的，湖北省就采取以人定量把口粮分给农民的办法。
在努力解决粮食紧张和安排好市场的同时，李先念进一步纠正了财贸工作“左”的错误，重申以前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李先念1958年11月在国务院五办会议上，明确指出：“鲜活商品要正常收购，不能采取放卫星的办法。”
1959年2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变“大购大销”的方针，“大购如果没有计划就会出现收购过头的情况。”“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笼统地提大购大销，就会犯错误。”“我建议把这个口号改为：在计划经济原则下，组织城乡交流，扩大流通。”这样，开始把商业工作引向正常轨道。
“大跃进”中商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同财政、金融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的。同年5月24日，李先念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的报告中，针对有些银行提出“大存、大贷、大放”口号引起的金融管理混乱状况，指出：1958年银行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信贷管理权力过于分散，有些方面管理太松。要把管理权统一到中央和省，下放给区县的信贷管理权限，应当赶快收回来。此后李先念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时说：“体制上，现在商业、银行收回来了，最近准备收财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插话说：“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要抓起来，全民办工业不能乱办，从中央直到社办多少工业，都要管起来。”李先念说：“粮食是从来没有放的。流动资金要搞定额。去年没有定额，要钱就贷，结果经济核算、成本、劳动生产率等等都不讲究了。”毛泽东插话说：“这是下放的结果，下放是我先讲的，结果成了半无政府状态。”
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上，李先念明确提出了要取消“两放”“三统”“一包”的农村财贸体制。他说：“从市场问题上来看，反映出财贸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不少，例如‘两放’‘三统’‘一包’应当宣布正式取消。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去年不仅对于农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而且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觉悟也估计过高；不仅对他们的政治水平估计过高，而且对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估计过高。这也反映了我们在去年大跃进中没有经验，脑子热了一点。”这样，财贸体制的下放，半年时间就纠正过来了。
1958年底市场商品物资供应紧张，李先念从财政金融方面查找原因。当时财政形势似乎很好，账面上收入418亿元，支出409亿元，结余9亿元。然而，一方面生产增长很快，财政又有结余；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究竟问题在哪里？李先念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形象地提出要“捉鬼”。
在他主持下，各地经过清理，发现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从银行借来的贷款，有80亿元没有增加商品、物资库存。这80亿元的去向是：一、商业资金办工业；二、商业部门自办工业企业；三、商业部门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四、商业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五、工业部门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同时还查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损失向银行的借款和损害农民利益需要赔偿的金额，尚未计算在80亿元之内。
为了对上述商业、物资贷款资金的流失作进一步分析，李先念组织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商业部的干部，反复多次座谈。大家认为，表面上工农业完成了生产增长的任务，商业完成了收购指标，还据此向财政上交了收入，但是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和收购的商品，或销不出去或不值钱，甚至花了钱没有收到商品。比如，商业部财会局对河南商水县城关人民公社有个调查报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报告称：县商业局与下放在公社的商业单位合作，放了4次“卫星”。办法是将同一种商品由公社从账面上买回来，加上进销差价，再卖给公社，实际上并无商品，等于买“空”卖“空”。这笔交易，共计526万元，从进销差价中，却获“利”17.9万元。他们用4万元搞基建，其余作为上交收入。这笔上交的利润实际上是银行的商业贷款，当作收入上交了，显然是虚假的。按规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是用作商品周转和工业生产周转的短期性的贷款，是要及时收回来的；国家为了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而拨付的投资资金，都形成国家的固定资产，不需要收回。后一种投资本来是应该由财政支出的，用银行贷款来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致使财政该支出的没有支出，从而造成了财政的虚假结余。结果很明显，财政并没有结余，实际上是赤字。但这个财政赤字被银行贷款所掩盖。财政挤了银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银行资金仍要运转，于是就多发了票子。每元票子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商品作对应，钞票发多了，而商品库存却是虚的，没有对路、合适的商品物资相供应。市场紧张、通货膨胀就这样形成。这就捉到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之所以紧张这个“鬼”。
出席庐山会议
为了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却变成了反右，教训十分深刻。
1959年6月下旬，李先念去庐山之前，专程去苏州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陈云很不满意“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在谈到煤炭生产只顾采煤、不管掘进的错误做法时，陈云说：“只采不掘，就会天下大乱。”这两位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如何克服已出现的经济困难深感忧虑。随后，李先念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乘船从上海逆长江而行去庐山。李先念曾回忆说，赵尔陆对“大跃进”中土法炼的钢铁因质量差而不能用，焦急万分，拿了许多土法炼的钢铁样品，准备到庐山会议上让与会者看一看。他顺手拿一块铁，抛到长江中，这块铁竟在滚滚的长江水上，漂了一阵儿，才下沉。
毛泽东从武汉乘船于6月30日晚到达九江，此时，李先念也乘船到了九江。7月1日一大早，李先念陪同毛泽东等人一起乘车上庐山。此时，几日来的阴雨天结束，天空放晴。上庐山的汽车路是前几年才修好。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边欣赏风景，边询问李先念修路情况。李先念介绍说：这条路，是他在中南局工作时，经邓子恢提议共同研究决定修建的。这条路虽然只有35公里长，但需要拐近400道弯。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写了一首诗《七律·登庐山》。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人，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戏、跳舞。闲暇时间，有的游览风景，有的赋诗作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所以，人们把前期会议戏称为“神仙会”。
但李先念心情并不轻松，他仍在想着怎样解决好粮食购销、克服财政赤字、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等问题。
他集中精力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几位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紧张这个“鬼”。报告提出了限期清算账目，消除虚假结余；收回下放过多的管理权限；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流动资金的界限，分工管理；堵塞漏洞，严格按计划办事；不仅堵口，而且导流，保证企业正常周转需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6项措施。
这个报告在庐山会议前期经过讨论，作为正式中央文件下发。这是力争消灭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平衡的良好开端。李先念后来指出：“1959年庐山会议时就发现了财政收入那么多，其中是否有‘鬼’？提出要‘捉鬼’，有些人还不同意，现在问题逐渐清楚了，工业损失60亿元，商业损失有100亿元（加上粮食、外贸数字还大），还有其他损失，等等，我看1958年至1960年3年财政赤字总在3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李先念还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两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言，拥护周恩来提出的消灭财政赤字的措施。李先念说，要总结“大跃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不该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他举出山东滕县官桥煤矿为例子，说：这个煤矿花掉了3600万元，18万人上阵，却没有挖到煤，这个矿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要全面算账，消除虚假现象。工矿企业和公社拖欠与占用的银行贷款，不能不了了之，要分期偿还，必要时，还要逼点债。会上，周恩来还对下一步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财政问题由李先念负责；收权问题由李先念负责，习仲勋参加；基建问题由宋劭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代替中央起草文件等。
14日，会议印发了在毛泽东指导下由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眼看要结束了，但由于发生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事件，从而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他遇到李先念就问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李先念表示基本赞同。
7月20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发言，详细阐明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他说，办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能强迫农民都去吃食堂。如果要办，应该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或者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二）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的看法是步子走得太快了点，对农民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他说，发展国民经济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这是“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四）小高炉问题。他认为，小高炉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
李先念在小组会发言之前，同刚来庐山的黄克诚坦诚地交换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黄克诚是被作为“救兵”，由毛泽东召到庐山的。他不了解前期会议的情况，17日到了庐山之后，就向一些人了解情况。他也找了李先念。黄克诚后来回忆：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
在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同李先念的住处相距很近，有时张闻天到李先念住处串门，他们碰在一起时，也交谈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张闻天为准备发言，几次到李先念那里了解国民经济情况和有关数字。李先念对张闻天谈了一些具体情况，并让秘书摘录了一些数字资料，由张闻天秘书取走。3个月前，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李先念同张闻天一起坐火车返京。两人也曾交谈国内经济形势，对出现的问题看法差不多。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很不满意的。23日上午，他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的信进行批评。他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站不稳，扭秧歌”，“有反冒进的味道”，“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李先念已预感到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即将开始，就让几位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部委负责人，迅速离开庐山，回北京抓工作。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道：“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从这时起，庐山会议的主调改变了，由纠“左”转为反右。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李先念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8月13日，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批判，并对自己犯的“右倾”错误做了初步的检讨。李先念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李先念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大炼钢铁不合算的问题，周恩来为他开脱了责任。26日周恩来还向刚从北京来庐山参加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打招呼时指出，李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
庐山会议上没有专门批判李先念，但是，他仍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厄运。庐山会议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李先念主管的财贸口“右倾思想”比较严重，一些部委领导人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同李先念看法相同。中央领导人担心财贸口开会批判李先念“右倾错误”批不起来，而决定把财贸口与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财贸口、农林口所属各部委党组书记参加的务虚座谈会。这次会议于9月初举行，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李先念认识“右倾错误”。谭震林主持会议，是按“一批二帮”的方针掌握的，不赞成批评李先念时说过头话。
9月4日和7日，李先念两次检讨发言。他把这两次发言综合整理为一个发言稿，印发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25日，他又把检讨报告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
李先念在检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承认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谈了当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想法：第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说，“没有把人民公社制度同刮‘共产风’和一时的粮食浪费现象区别开来”，没有认清“问题出在‘一平二调三收款’方面，不是出在制度本身”。第二，关于公共食堂问题。他说，看到“大家在食堂吃饭，可能是多吃粮食、扩大供应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对办食堂的态度就不积极了”。 第三，大办钢铁问题。他说，看到“国家对炼铁补贴了几十亿元，增加了市场的压力”，“又听说铁的质量不好，影响了机械工业的生产，运输赶不上，挤了粮食和市场物资的调运，就过分地强调了小高炉引起问题的一面”。第四，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他说：“今年我感到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了，要求收缩一下。”“对困难说得多了一些。”
由于其“右倾思想”受到批判，李先念在9月21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对于以前曾批判的极左政策与口号，不得不肯定“总的方向是对的”。但他在部署工作，谈到采取的具体措施时，还是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大购大销，“两放”“三统”“一包”的农村财政体制，商业办工业，运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等。这是李先念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全面展开的形势下，迫不得已的做法，否则会给全国的财贸工作造成损失。（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