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在中国网采访时表示：高雅文化在市场上的表现，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全民的阅读素质。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对高雅文化的市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有些国家的文化生活就非常丰富、成熟，在地铁、车站这样的公共场合，很多人都在静静的看书。这样，就有对高雅文化有需求的消费者，而出版商也乐于制作这种产品。我们国家的人均阅读量还很低，这方面的提升还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个方面，从出版社来讲，在制定选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业的“职业化”。我前一阶段就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出版行业在近十年来的商业冲击下，形成一种“泛职业化”现象。一个大学毕业生，实习一个月，就可以做编辑，甚至就可以攒书，这个行业的职业门槛太低了。目前很多图书工作室都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操作对于行业而言是毁灭性的。一个行业要有具备职业化素质的人才，就好比NBA的职业队员，和街头球手的素质必然是不一样的。出版业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化的训练，这样才能编出高品质的书。我所说的高品质图书，不仅在学术和文化上有地位，还在商业上有价值。就拿绘本来说，为什么有的能盈利，有的就赔钱？最关键的是能把内容和读者的需求恰当的结合起来，使一些经典的图书仍然可以获得市场的认同，这也应当是出版人最高的追求。
　　李人凡：
　　教辅出版的麻烦
　　广西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李人凡在《出版广角》撰文：在我国，一段时期以来，教辅读物几乎成了跨界的“麻烦制造者”。是非争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表面看来，是利益之争；往深里分析，折射了我国出版界、教育界深层次改革的矛盾所在。
　　教辅的混乱现象依然“本性难改”，国有和民营的教辅出版从不对等、不公平竞争演变到变相的利益共同体合作，造成了愈演愈烈的原创双缺失——出版社缺少了教辅选题的原创意识和市场开发能力，民营书商缺少了教辅学理的多元化、创意化的渐进性原创意识，缺少了高度自觉的机制性质量保障体系的原发性内生力。
　　教辅的乱象之根，在于各方都存在逐利动机。出版方更由于国有资产增值和任期目标利润增长的刚性考核，直接导致了片面追求教辅的经济体量和短期效益。从管理学原理和出版改革的路径依赖来剖析，教辅读物的“三个过度”（过度膨胀、过度依赖、过度衰变）和出版的“三慢”（出版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慢、技术进步升级缓慢、人才培养创新的步伐缓慢）现象，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演变？
　　左健：
　　战略合作再创大学社新未来
　　南京大学社社长左健在《中国图书商报》撰文：在各类战略合作中，无论对象是谁，模式怎样，合作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合作方的资源、利益、分工上要保持一个大概的“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尽量能使得合作的收益与各方的期待值相符，甚至超越，才能有相对稳定和长久的合作。比如，我们的民营企业文化产业创意园，为多家民营公司提供了一个深度合作的平台。作为牵头单位和整合方，在管理和服务上应该有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方法。为此，我们为每家民营工作室配了一个我们社内的管理员，负责管理、联络和流程操作、监督以及审读等，将质量管理作为重中之重，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
　　在与一些科研单位的合作，尤其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专业性强的合作项目中，我们认为，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出版社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大学出版社身处高校，面对的科研项目、成果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成果都适合转化成出版资源。因此，出版社应该要小心遴选，提早介入，提早调研市场，把纯粹的科研成果导向市场化的出版项目。
　　傅达林：
　　韩寒胜诉百度是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法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傅达林在《京华时报》撰文：网络著作侵权的猖獗与司法积聚的维权能量不够有关。在这个层面上，类似韩寒的诉讼便具有示范与聚合效应。传统的权利形态遇到网络新技术，便会带来诸多权利保护的新课题，著作权更是如此。网络让传统媒介下具有一定经济成本的侵权行为，变成以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传播，致使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日益严重，侵权领域也由广域网向局域网延伸。
　　另外，如果著作权人遭遇网络侵权后不愿诉诸法庭，维权意识淡薄，必将使侵权行为得不到有力的控诉和追究，也很难通过司法个案的纠治向社会传递权利观念。
　　进一步畅通司法救济渠道，降低诉讼成本，让司法裁断不仅倒逼网络企业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影响网络著作权保护秩序的生成，更凝聚大众对保护著作权的共识，积聚维权的正能量，最终才能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一种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