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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出现的全国范围的电力危局，已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本文从电荒现象着手站在能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电力短缺原因及由此带来的深度危机作了进一步思考，关注了这个发展中的能源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朝着更深层次不断发展，对煤、电、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行业、重要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以来，各地纷纷拉响了电力警报，电力供应出现严重短缺。
电力短缺影响经济全局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的电力工业，它的机遇和挑战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用电量和发电量与GDP都密切相关。但今年以来，正如国家信息中心近日推出的《中国行业年度报告（2004年）》指出，今年中国电力供需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已从去年季节性、区域性缺电到今年的全年性、全网性缺电，由缺电力不缺电量转为电力、电量双缺。供需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停限电范围全面扩大--拉闸限电地区由去年21个省区增加到24个。据最新统计，今年全年全国用电增长13％，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另据中电联合的电力供需监测预警分析，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力形势继续延续去年的紧张局面，而二、三季度全国电力供求形势总体上将比一季度更加紧张，预计明后两年电力供应形势依然会很严峻。可以说2004年将是中国一个电荒之年，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并逐渐成为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重回电力短缺时代。
复杂多重的电荒原因
导致电力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供给方面来看，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电力预测和规划失误，使得近两年电力建设不足；另一方面从电力需求角度，主要是短期内各产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高耗能产业过度发展的结果，使得电力需求增长过快。
首先，电力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垄断经营，处于计划控制和建设，严格审批和管理的计划经济状态中。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为主要形式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电力供应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电力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力度不大，对电力需求和发展前景的预测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导向的科学决策体系。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转换过程也增加了经济发展预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电力预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98年之后，由于对宏观经济走势判断上的失误，一方面国有投资主体基本停止了对火力发电的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审批部门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其他经济主体投入国内火力发电市场，由此造成了目前电力装机容量的不足。
其次，更直接的原因是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有关。去年的统计显示，在用电需求中，居民用电、社会用电加上农业三产等用电，只占30％，而工业用电占70％。工业用电中，制造业占大多数，需求增长了12％，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行业用电需求增长超过20％，化工、建材等成了耗电大户。这些高耗能行业的高速发展是电力紧缺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去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我国用电增速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15％，不是电力发展太慢，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是某些产业发展势头过猛，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出了资源的支撑能力，这是缺电的关键原因。前些年电力供大于求时，电力企业为了增供扩销，给予高耗能产业非常优惠的电价，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工业用电增长的主导力量。2003年我国电解铝产量达到500万吨，消耗掉750亿千瓦时电力，相当于约10座百万千瓦电厂的发电量。硅铁也是耗能大户，一座年产1万吨的硅铁厂，要消耗1亿多千瓦时电力。这样，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而机械加工和制造业在产业升级方面也占了很大比重，进一步加大用电负荷。总之，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电力需求猛增。可以说，缺电的主要原因是在需求。
能源效率低，我国开始进入重工业化阶段
电力短缺的紧张局势引起我们对我国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状况的高度关注。久违的"电荒"的再次到来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工业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埋藏于现象之下的深度忧患。
首先，能源忧患已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不和谐音。
能源的低效率利用成为制约工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点。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言，虽然去年我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27％，氧化铝25％，水泥40％。由此也带来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和资源约束的加剧。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很低，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5.4％支撑9.1％的经济增长水平很不正常。
我国已不是一个如以前教科书上写的"地大物博"的高资源储备的国家，但却存在着严重的能源浪费和能源使用的低效率。若以单位GDP产出能耗来计算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有数据显示，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相差4倍以上。我国的耗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普遍低30％～40％。与发达国家相比，钢、乙烯、建材产品单位能耗高50％，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能耗高2倍～4倍。并且，我国发电效率为35％，国际先进水平为50％。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却如此的低效率利用，这是以过度消耗有限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工业用电需求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目前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重工业化时代。
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在2003年9.1％的经济增长中，第二产业贡献了6.5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八成,GDP和工业双趋"重化工业"，说明我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重化工业时代。重化工业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必经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是从轻工业的发展起步，然后逐渐向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进入以原料和能源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汽车、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和房地产、煤炭、电力等制造业的前向和后向产业的高速发展，是我国进入重化工业时期的重要标志。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1月～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5338.44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15.33％。第二产业仍然是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导因素。1月～10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11268.5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3.47％，同比增长16.21％，高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率近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累计达11119.30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16.22％。1月～10月份，重工业用电量累计达871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09％；轻工业用电量累计达2400.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2％。
以中国经济发展排头兵广东为例，产业结构重化倾向明显，重工业增速比同期的轻工业快6到7个百分点。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认为，目前广东重工业增长速度高过轻工业增长速度。广东从轻工业起家，改革开放初期重化工业增长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近年来，广东重化工业增长势头很猛，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总量上也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广东轻重工业比率是41.5比58.5，这是广东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标志。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广东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判断广东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还要从人均GDP和工业生产结构等多方面来判断。
重工业化阶段的到来要求电力工业的发展既要服从这个客观规律，又要积极适应这个阶段的特点和变化，实现电力与工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之，能源的高消费和低效率，重化工业单位产值的高能耗--这些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特征，提醒我们在急于应对电力紧缺的眼前问题时，更要能站到战略的高度，以高远的视野关注能源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提升能效，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是国家战略性公共产品，是国家经济的生命线。近年出现的电力能源危机，一方面向我们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让我们深入思考能源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契机。
据统计，目前全国人均占有电力装机容量仅为0.25千瓦，这一水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发达国家的1/6到1/10。而且电力需求强度也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产业结构一般在短时间内不会产生太明显变化，因此，今后的电力需求强度在短时间内不会迅速降低。保守估计，2004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将保持在1.5左右。国际研究机构的一份权威资料显示，中国需要在未来10年每年投资140亿美元进行发电基础设施的扩建。因此，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应保持电力能源的适当增长率和建设速度，同时，更要从根本上转变能源发展观，制定高瞻远瞩的能源总体战略。这之中的主要内涵就是要--以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战略出发点，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
强化占总能耗六成的工业节能，将节约能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如前所述，我国综合能源效率和单位产值能耗都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还比较粗放，存在着巨大的节能、节电潜力。过去20年我国GDP 翻两番能耗加倍；而丹麦GDP翻番能耗不增反降。我国已成为能源消耗大国，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耗，不久的将来，我们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缺电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行业都要杜绝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从长远和宏观上考虑，产业结构调整是节电和节能的大战略。严峻的电力形势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行业经济，应限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并力推节能设备和节能技术。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高耗能产业的增长方式。近几年，高耗能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高耗能产业一时看是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我们这个煤、水、石油等主要能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高耗能企业消耗了巨大的电力，但电价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工业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如果没有低廉的电价，高耗能企业的利润空间相当有限。他们所创造的效益和电力利用率相比，实在不成比例。据了解，许多发达国家已将高耗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生产，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如果再不限制高耗能，其结果不难预料。
例如，日本因为缺电，关掉了国内90％的电解铝厂。而我国今年一季度比去年更缺电，电解铝的投资却增加了40％。初步测算，关掉国内一半电解铝厂（250万吨/年），损失利润22亿元/年，但是省电369亿度/年的社会效益为数百亿元/年。另一方面，缺电300亿度/年GDP损失是1100亿元/年，利润损失137亿元/年。建设300亿度/年发、供电能力的投资是600亿元。因此，为了解决我国能源和电力紧张局面，应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严格限制，倡导节能，尽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从高耗能产业向低耗能产业的过渡。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高度看，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我国在技术、管理、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转变能源消耗的低产出、低附加值状况。我们不是要做一个低效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大国"和"初中级产品加工厂"，而是要成为一个"制造强国"、"技术强国"。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与最终需求密切相关的结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推动力量。在技术进步、消费结构升级和相关高成长性产业的拉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幅度会有增大趋势，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约能持续8年，即从2003年开始到2011年，我国经济将保持上升趋势。
电力短缺问题是一个综合发展问题，是前进中的矛盾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堂必修课。要解决它，既要重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又要继续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走稳、走好现代化发展的"能源平衡木"。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朝着更深层次不断发展，对煤、电、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行业、重要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以来，各地纷纷拉响了电力警报，电力供应出现严重短缺。
电力短缺影响经济全局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的电力工业，它的机遇和挑战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用电量和发电量与GDP都密切相关。但今年以来，正如国家信息中心近日推出的《中国行业年度报告（2004年）》指出，今年中国电力供需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已从去年季节性、区域性缺电到今年的全年性、全网性缺电，由缺电力不缺电量转为电力、电量双缺。供需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停限电范围全面扩大--拉闸限电地区由去年21个省区增加到24个。据最新统计，今年全年全国用电增长13％，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另据中电联合的电力供需监测预警分析，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力形势继续延续去年的紧张局面，而二、三季度全国电力供求形势总体上将比一季度更加紧张，预计明后两年电力供应形势依然会很严峻。可以说2004年将是中国一个电荒之年，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并逐渐成为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重回电力短缺时代。
复杂多重的电荒原因
导致电力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供给方面来看，主要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电力预测和规划失误，使得近两年电力建设不足；另一方面从电力需求角度，主要是短期内各产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高耗能产业过度发展的结果，使得电力需求增长过快。
首先，电力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垄断经营，处于计划控制和建设，严格审批和管理的计划经济状态中。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为主要形式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电力供应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电力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力度不大，对电力需求和发展前景的预测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导向的科学决策体系。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转换过程也增加了经济发展预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给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电力预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98年之后，由于对宏观经济走势判断上的失误，一方面国有投资主体基本停止了对火力发电的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审批部门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其他经济主体投入国内火力发电市场，由此造成了目前电力装机容量的不足。
其次，更直接的原因是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有关。去年的统计显示，在用电需求中，居民用电、社会用电加上农业三产等用电，只占30％，而工业用电占70％。工业用电中，制造业占大多数，需求增长了12％，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行业用电需求增长超过20％，化工、建材等成了耗电大户。这些高耗能行业的高速发展是电力紧缺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去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我国用电增速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15％，不是电力发展太慢，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是某些产业发展势头过猛，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出了资源的支撑能力，这是缺电的关键原因。前些年电力供大于求时，电力企业为了增供扩销，给予高耗能产业非常优惠的电价，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工业用电增长的主导力量。2003年我国电解铝产量达到500万吨，消耗掉750亿千瓦时电力，相当于约10座百万千瓦电厂的发电量。硅铁也是耗能大户，一座年产1万吨的硅铁厂，要消耗1亿多千瓦时电力。这样，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而机械加工和制造业在产业升级方面也占了很大比重，进一步加大用电负荷。总之，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电力需求猛增。可以说，缺电的主要原因是在需求。
能源效率低，我国开始进入重工业化阶段
电力短缺的紧张局势引起我们对我国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状况的高度关注。久违的"电荒"的再次到来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工业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埋藏于现象之下的深度忧患。
首先，能源忧患已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不和谐音。
能源的低效率利用成为制约工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点。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言，虽然去年我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27％，氧化铝25％，水泥40％。由此也带来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和资源约束的加剧。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很低，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5.4％支撑9.1％的经济增长水平很不正常。
我国已不是一个如以前教科书上写的"地大物博"的高资源储备的国家，但却存在着严重的能源浪费和能源使用的低效率。若以单位GDP产出能耗来计算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有数据显示，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相差4倍以上。我国的耗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普遍低30％～40％。与发达国家相比，钢、乙烯、建材产品单位能耗高50％，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能耗高2倍～4倍。并且，我国发电效率为35％，国际先进水平为50％。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却如此的低效率利用，这是以过度消耗有限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工业用电需求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目前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重工业化时代。
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在2003年9.1％的经济增长中，第二产业贡献了6.5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八成,GDP和工业双趋"重化工业"，说明我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重化工业时代。重化工业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必经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是从轻工业的发展起步，然后逐渐向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进入以原料和能源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汽车、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和房地产、煤炭、电力等制造业的前向和后向产业的高速发展，是我国进入重化工业时期的重要标志。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1月～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5338.44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15.33％。第二产业仍然是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导因素。1月～10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11268.5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3.47％，同比增长16.21％，高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率近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累计达11119.30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16.22％。1月～10月份，重工业用电量累计达871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09％；轻工业用电量累计达2400.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2％。
以中国经济发展排头兵广东为例，产业结构重化倾向明显，重工业增速比同期的轻工业快6到7个百分点。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认为，目前广东重工业增长速度高过轻工业增长速度。广东从轻工业起家，改革开放初期重化工业增长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近年来，广东重化工业增长势头很猛，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总量上也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广东轻重工业比率是41.5比58.5，这是广东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标志。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广东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判断广东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还要从人均GDP和工业生产结构等多方面来判断。
重工业化阶段的到来要求电力工业的发展既要服从这个客观规律，又要积极适应这个阶段的特点和变化，实现电力与工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之，能源的高消费和低效率，重化工业单位产值的高能耗--这些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特征，提醒我们在急于应对电力紧缺的眼前问题时，更要能站到战略的高度，以高远的视野关注能源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提升能效，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是国家战略性公共产品，是国家经济的生命线。近年出现的电力能源危机，一方面向我们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让我们深入思考能源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契机。
据统计，目前全国人均占有电力装机容量仅为0.25千瓦，这一水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发达国家的1/6到1/10。而且电力需求强度也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产业结构一般在短时间内不会产生太明显变化，因此，今后的电力需求强度在短时间内不会迅速降低。保守估计，2004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将保持在1.5左右。国际研究机构的一份权威资料显示，中国需要在未来10年每年投资140亿美元进行发电基础设施的扩建。因此，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应保持电力能源的适当增长率和建设速度，同时，更要从根本上转变能源发展观，制定高瞻远瞩的能源总体战略。这之中的主要内涵就是要--以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战略出发点，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
强化占总能耗六成的工业节能，将节约能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如前所述，我国综合能源效率和单位产值能耗都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还比较粗放，存在着巨大的节能、节电潜力。过去20年我国GDP 翻两番能耗加倍；而丹麦GDP翻番能耗不增反降。我国已成为能源消耗大国，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耗，不久的将来，我们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缺电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行业都要杜绝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从长远和宏观上考虑，产业结构调整是节电和节能的大战略。严峻的电力形势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行业经济，应限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并力推节能设备和节能技术。这里值得关注的是高耗能产业的增长方式。近几年，高耗能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高耗能产业一时看是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我们这个煤、水、石油等主要能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高耗能企业消耗了巨大的电力，但电价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工业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如果没有低廉的电价，高耗能企业的利润空间相当有限。他们所创造的效益和电力利用率相比，实在不成比例。据了解，许多发达国家已将高耗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生产，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如果再不限制高耗能，其结果不难预料。
例如，日本因为缺电，关掉了国内90％的电解铝厂。而我国今年一季度比去年更缺电，电解铝的投资却增加了40％。初步测算，关掉国内一半电解铝厂（250万吨/年），损失利润22亿元/年，但是省电369亿度/年的社会效益为数百亿元/年。另一方面，缺电300亿度/年GDP损失是1100亿元/年，利润损失137亿元/年。建设300亿度/年发、供电能力的投资是600亿元。因此，为了解决我国能源和电力紧张局面，应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严格限制，倡导节能，尽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从高耗能产业向低耗能产业的过渡。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高度看，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我国在技术、管理、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转变能源消耗的低产出、低附加值状况。我们不是要做一个低效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大国"和"初中级产品加工厂"，而是要成为一个"制造强国"、"技术强国"。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与最终需求密切相关的结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推动力量。在技术进步、消费结构升级和相关高成长性产业的拉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幅度会有增大趋势，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约能持续8年，即从2003年开始到2011年，我国经济将保持上升趋势。
电力短缺问题是一个综合发展问题，是前进中的矛盾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堂必修课。要解决它，既要重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又要继续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走稳、走好现代化发展的"能源平衡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