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韩丽珠属于香港新生代作家,“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折叠”可谓理解韩丽珠及其写作的关键词。“折叠”既是一种文学修辞,也是基于香港空间压迫的一种权宜的变形的生存方式。藉由“折叠”的文学隐喻,韩丽珠对西西以降香港城市书写谱系进行延续与变异。以虚写实,以奇谲的想象、丰富的隐喻、歧义性的文字营建隐形香港,捕捉香港独特的都市氛围。韩丽珠小说也是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某种回应。然而,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批判必须延伸到香港后殖民话语的讨论,才能深层次理解香港城市痼疾。另一方面,作为香港新生代作家中坚的韩丽珠,由于缺乏更宏观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丽珠属于香港新生代作家,“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折叠”可谓理解韩丽珠及其写作的关键词。“折叠”既是一种文学修辞,也是基于香港空间压迫的一种权宜的变形的生存方式。藉由“折叠”的文学隐喻,韩丽珠对西西以降香港城市书写谱系进行延续与变异。以虚写实,以奇谲的想象、丰富的隐喻、歧义性的文字营建隐形香港,捕捉香港独特的都市氛围。韩丽珠小说也是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某种回应。然而,对香港新城市话语的批判必须延伸到香港后殖民话语的讨论,才能深层次理解香港城市痼疾。另一方面,作为香港新生代作家中坚的韩丽珠,由于缺乏更宏观的、具有理论深度的批判视野,其写作也暴露出局限性。韩丽珠的局限也是香港新生代作家的局限。以文学反思香港的过去,想象未来,新生代作家还需要具备更深刻的历史洞见,以及整体性的未来愿景。
其他文献
法国汉学家巴赞所著《元代》不仅对元代典籍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著录,而且融通中西文学观念,既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目录的著录方法,又依循西方的文学观,将小说戏曲作为元代最精华的文学作品加以著录和译介;同时,对元代作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有利于形成对于元代作家的全景式印象。此外,巴赞《元代》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依傍,对小说戏曲的重视以及译介经典作品的做法,为之后的文学史著作所采纳,并初步建立起以文献、文体、文本为三大要素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体系。巴赞《元代》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上无疑
桐城境内的读书之家喜谈本土文人掌故,几乎“家家桐城”,为桐城派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文化支撑;桐城读书人注重诵读、抄写、过录批点、不断更新选本、互批习作,形成一系列的“日常慢功夫”。作为桐城精神史的表征之一,桐城诸多读书之家秘藏戴名世零篇断简,可略见地方与家族在文化传统延续中的作用。以“手艺”类比桐城“日常慢工夫”,以“精神氛围”阐说其人文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发展机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围绕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展开的。他说：“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将整个贸易世界视为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一节就是在这一假设下展开其论述的。
近些年,写作旧体诗词的人多起来,谈旧体诗词写法的书也多起来,其中又必谈律诗。谈律诗章法则谈起承转合。在很多人看来,律诗章法就是起承转合。对此,古代诗论家早有批评,或说诗本无一定之法,也无所谓起承转合。律诗必起承转合,或本无起承转合,两种极端之论都不合唐宋律诗之实际。古人也有通达之论,以为起承转合为律诗之法但不可固守,但此说事实上也不成立。起承转合是后世形成的章法观念,不符合唐宋律诗的实际。唐宋人自有其诗法观念,也有其概括,但已不为今人所了解。唐宋律诗章法是多彩的,远非起承转合之合与不合可说明。探究并弄清唐
1922年，罗莎·卢森堡的一部名为《论俄国革命》的手稿在德国共产党（KPD）及共产国际（KI）内部激起了巨大争议。卢森堡的一位亲密战友，自1919年3月开始出任德共领导职务的保尔·勒维（Paul Levi），公开批评德共中央委员会不该参与到1921年3月在德国中部举行的暴动中，他称这次暴动为“盲动”，尤其是这次行动还是某些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极力主张的结果。在因此而被驱逐出德共之后，勒维于1921年底公开了罗莎·卢森堡这部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的手稿——《论俄国革命》，试图以此为宣传武器来对抗他的政敌。
因疫情期间转场排版出现差错,本刊2020年第2期,第121页,马元龙《安提戈涅的辉煌之美》一文所引希腊文字独立引文出现乱码字符,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朝阳沟》是豫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之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激烈推进,对青年提出了高度的主体责任要求,与此同时,对青年思想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倾向诉诸崇高的理想道德教育,青年的日常身心问题得不到细致、有效的面对。《朝阳沟》恰恰是在处理:怎么让响应“下乡”号召的青年获得一个日常身心安顿的形式,它以情通理顺的集体为径,把看起来“小”的身心问题,和时代政治要求之“大”相连接。通过1958—1963年之间的创作、演出和改编,编导杨兰春和豫剧三团探索出了一种有机关联政治、文艺与社会的舞台艺术和思想
2006年,韩少功对早期作品进行了主动的“修改”,后续写作中对历史故事的重写和“修改”也一再出现。以“修改”为线索呈现作家主体与主流文学意识的协商和妥协,体现了作家试图沟通历史与现实,再造精神空间的痕迹。韩少功为代表的一代作家以文本和自我实践沟通,是当代中国“故事”另类的创造者和书写者,疏通了各种文学传统和意识之间的壁垒,打开了当代文学中作者意识探讨的空间。
沙汀文学创作贯穿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美学从灰暗转向明朗,并经历从“异党”到“我党”、从“流亡人”到“主人”的身份意识转变。无论是共时性的人文地理与社会学视野,还是历时性的文艺传承,沙汀文学的现实性和政治性都呈现出历史整体性。沙汀的身份定位、人生道路选择和文艺观的高度同一性,既是生命自觉,也是历史情势使然。对于体察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沙汀及其创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性个案,这对于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莫言常常将说唱文学、新闻报道、书信、短篇小说、散文、话剧剧本、戏曲戏文等多种文体,组合在不同的小说结构中,形成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在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中,展现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出事件立体的风貌。莫言作品结构中的多重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来叙述的,在结构内就形成叙述分层,从而增强了小说结构的复合感。并运用元叙事的方式,暴露出叙述的虚构性质,消解真实,强调虚构,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