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德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真正主动的是中国一方。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是对外实现民族独立与对内完成社会改革。在此过程中，“西方”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德国之所以引起中国人的特别注意，与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的分裂有深切联系。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对中国的意义在于：没有统一的西方，向西方学习存在着学习哪一个西方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理性、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已面临着严重危机。当这个民主的、自由的“西方”失去光芒后，另一个“西方”，即德国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特别是诞生自德国而在苏俄获得成功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在不同程度上被建构为中国现代的典范。
　　作为后发现代国家，德国有被“西方”欺侮的历史，也有赶超“西方”的欲望并自信拥有这方面的国家能力。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实力、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共赴国难而有效实行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恪守纪律的品格。
　　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从历史上看，尽管中国也有自己的“早期近代”，如当代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论》等论著中所发掘的，但西方的不请而至并给中国人留下严重创伤则无疑是中国现代自觉的最大催化剂，这就滋生了救亡压倒启蒙、国家建构优先于个人自由的要求，这又与德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共通之处。德意志的历史是一本教材，德意志的文化当然就是对这本教材的注释、解说和评论，也就值得中国学习。
　　现代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充满了矛盾的，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大体上是以模仿、学习为主，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是以批判、拒绝为主，“中体西用”实际上是中国处理中西关系的主导性原则。在学西方而又反西方、追求现代化而又反现代方面，德意志文化显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
　　问题是，如果这种反思和质疑导致对西方现代性中蕴涵的理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宪政、政治包容和文化多元等基本价值的拒绝，那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总体文化的激进理念和政治行动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由此而来的教训也是非常沉重的。当然，中国是非西方的国家，所处的国内环境与19世纪的德国有很大差异，现代中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汲取德国资源的。中国现代既非西方现代，也非德国现代，但相对而言，中国现代更接近德国现代。
　　现代中国无论怎样对德国怀有感情，但在对西方现代性、对待历史传统问题上，中德两国仍有根本性差异。严格地说，不是德意志文化“影响”着现代中国，而是现代中国选择和创造了德意志文化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多数论者对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并无深入研究，他们更多是基于中国现实需要，在德意志文化中采撷可以例证、延伸、规范、修饰自己主张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中国现代性计划中的“德意志”，是现代中国人的创造。
　　现代中国在“杂货店”般的庞杂混乱中蹒跚前行。严格地说，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中并没有一条纯粹的、连续的“德国论说”，那些或多或少地讨论、吸取德国文化的群体和个人，在政治立场、文化观念和语言修辞上都有很大差异甚至根本对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与德国政治文化或深或浅的联系。而中德现代化又都充满突然转变和难解之谜，像纳粹集中营与“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类的理智提出挑战。
　　傅雷说过：“西方，多么醉人的名字！但那些崇拜西方的人之于西方，是否比痛骂东方的人之于东方，有较彻底的认识？”当然没有，但中国人并无“彻底认识”的混合的“西方”，恰恰被中国人拿来作为改造旧中国的行动方案，其中德意志的形象确实比较鲜明。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单世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本文选自该书“导论”，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