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有四分之三的适龄劳动男性成为劳动力，而女性劳动力只占适龄劳动女性的一半。同时，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4%，领取养老金的几率也低于男性。然而，所有地区的女性承担的劳动要远多于男性，她们承担的无报酬劳动（比如照料孩子、操持家务等）大约是男性的2.5倍。繁重的无薪照料和家务劳动，使女性在获得教育、带薪工作机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受到限制。
　　此外，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女性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比如，与加拿大女性相比，塞拉利昂女性死于分娩的几率高出100倍以上。
　　汤竹丽：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代表处主任，联合国支持中国反家暴立法工作组联合主席，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主席。在加入联合国妇女署前，汤竹丽曾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任职。她拥有超过15年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中国她管理和倡导的项目有：气候变化及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自然灾害中的性别平等、性别暴力、女性与艾滋病、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社会性别、女性经济赋权和女性领导力等。
　　从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得非常好，有更多的女童入学，中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比较高。
　　在中国，有更多的女性获得工作机会，行使被选举权和担任领导职务，在参政议政的这个层面，能达到世界的平均值。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女性参加劳动就业的比率算是比较高的了。在印度，成年女性中只有25%是有正式工作并享受薪水的。


　　不过，这与我们的预期和目标都还相差甚远，比如，在中国一般男性就业不会被问“你结婚了么？什么时候要小孩？”，但几乎每个就业女性都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而在美国有一个平等就业的法律，面试时问这样的问题是违法的。在欧洲尤其是北欧，企业董事会的高层必须要有女性，这是一项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在你的年度报告里要说明原因。
　　所以，目前我们在中国正做一个这样的项目——与企业合作促进性别平等。我们鼓励企业将性别平等纳入企业社会责任，鼓励企业CEO签署《赋权予妇女原则》。同时，企业也会开发外部的CSR项目，来推动和帮助女性实现性别平等。2015年，我们还举办了第一届“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会议”，讨论性别平等及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议题，而我们正在建设全球性的赋权女性网站www.empowerwomen.org，这将是企业学习和交流性别平等讯息的平台。
　　Q：不久前《中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联合国妇女署在中国这十几年里，针对反家暴做了哪些工作？
　　A：曾经在中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被认为是私事，幸运的是，预防暴力行为被纳入公共政策议程并最终立法。
　　早在十年前，我们与全国妇联、中国各地妇联、中国民间反家暴组织以及一些国际组织，比如世界人口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等一起讨论研究，针对反家暴制定可行性方案和项目，并联合国内媒体，一点点向公众渗透关于预防和制止家暴的常识和理念。
　　在2014年，我们举办了反家暴法国际论坛，邀请了11个国家的13位权威专家和全国妇联、卫生部等相关部门机构一起探讨反家暴的种种细节。
　　其实家暴是个世界性的问题，25%的美国女性有过被施暴的经历，法国也是。
　　Q：多年来，您在女性与艾滋病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近几年，女性艾滋病呈怎样的趋势？
　　A：全球范围内，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均高于男性，有些地区女性艾滋病感染率较男性高出了近两倍。从1990年至今，女性患者从原来的9%上升到现在的30%。而且，相较男性，女性患艾滋会更易受社会鄙夷和歧视，而患有艾滋的家庭中，通常都伴有家暴等问题。
　　Q：男性在改善女性发展状况方面需要做些什么？
　　A：扔掉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女性只擅长做琐碎的小事，男性就适合把握全局。在对待他们的孩子上，尤其是女儿，要根据天性和爱好引导教育，而不是按照性别鼓励或者制止，觉得女孩子就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