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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D6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3 — 0067 — 04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被赋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内涵，它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断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和扩散力，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话语弥漫于网络空间，不仅造成社会对抗，干扰政治认同，形成狭隘民族主义，而且加剧了对立分裂的意识，这与我们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信仰力量，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是相悖的。由此，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实质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阐明其对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性，警惕将民粹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的错误认知等系列问题就显得迫切。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具体演变，它是通过推崇平民大众与上层阶层的对立、夸大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体个别问题、设置极端爱国主义等方式来进行反精英、反体制、反西方的网络公共议题。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蛊惑了平民大众，延伸出线上线下的群体性对抗，对中国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冲击。
二元对立作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常用的叙事方式，它通过二元思维模式，主观哄抬大众的社会价值，强烈虚化精英阶层的历史意义，刻意在网络空间渲染和夸大社会现实问题来加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由此形成一套以美化弱者，敌视精英为核心的二元对立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深刻突显在我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过程，如故意哄抬底层身份，以民意干扰司法审判的“夏俊峰案”与“邓玉娇案”;设置“富二代”标签，掀起贫富对抗舆论忽视案件;以及把小概率事件当做事实全貌，制造反智陷阱误导公众认知的疫情“阴谋论”等。这些在网络民粹主义叙事下的公共事件不在于揭露事实真相，而是在张贴二元对立的阶层标签下，反复渲染弱者悲情来强化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以此通过惩罚精英的“民意”赋予大众更多合法性权威，从而否定精英群体带来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是我们的执政基础和理念，民意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政府合法性的前提，理应受到重视。而二元对立叙事下的“人民”是一种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它脱离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主观上建构起大众的“善”与精英的“恶”，这就使民众趋向于从财富和地位社会阶层的视角来划分“我们”与“他们”。〔1〕这种非此即彼的人民观念是从主观想像中分离出来的，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的历史范畴，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二元对立叙事烘托下的“民意”是刻意强调官民身份的对立化、贫富思维的对抗化、反智批判的戏谑化，迎合了阶层分化下个体主观差异的心理和意识，没有从积极性和建设性的意义上来认知阶层差异，而是从消极对抗性的角度刻意渲染这一差异来营造社会阶层的对立，既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权威，也不能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之基。
民粹主义思潮能够持续泛滥于网络空间，在于它没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稳定的价值诉求，甚至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引领，而是依附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的各种“问题”来大做文章。通过独特叙事方式不断夸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把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民生问题上升到反对现有社会制度的高度，以此煽动民众集体反抗我国现存的权力结构和合法权威，这是民粹主义反建制最可怕之处。
从现实表现来看，网络民粹主义依旧自诩代表“人民”的立场，坚持平民大众利益的至上性，始终把平民的认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对现代代议制政治充满着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2〕（P71）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公共服务不均衡、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贪污腐败等问题，与大众的美好生活想象形成强烈的落差，是民粹主义批判与反抗的现实来源。由于大部分的底层民众很难客观地理解这些问题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是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会把对未来的期待寄托在民粹主义绝对理想化的主张之上。网络民粹主义正是借此建构起一种崇民拜民、仇官仇富、拒斥精英和质疑体制改革的话语景观，把所有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盲目推向执政、政策、制度的极端。且网络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宣扬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严重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在政治上推崇激进的直接民主，边缘化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也注定了它所推行的政治主张是走向畸形的民主怪胎。〔3〕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互联网化时代下的民粹主义其自身的多变性，能够迅速融合其他社会思潮，催生出具有强大社会政治势能的民粹主义新变体。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离不开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而网络民粹主义就是在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民粹主义的延伸，也逐渐向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倾向演绎，具体表现在经济消费领域呼吁消费者“抵制外货”来表达自身的爱国立场。如轰动全国的2012年“反日保钓”爱国运动就是朝着极端民族主义演绎，以滋生出群体性的违法暴力事件而落幕;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部分激进的国人为表露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诉求在网上发起“抵制菲律宾芒果干”的号召;从2018年孟晚舟事件到2020年美国封杀华为，不少激愤的网民在社交平台高喊“抵制美国货”的口号，还以短视频形式录制砸烂、撕毁美国产品或国际赛事门票等非理性行为。
朴素的爱国情感表达应是理性、适度、开放包容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也不会盲目抵制、极端行事，不会煽动民族仇恨、不会破坏社会秩序。只有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引诱民众脱离自身理性的审视，将激情化、盲目化、违法化的越轨行为当作“爱国”的真实表达。民粹主义的“爱国情感”正是裹挟着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爱国行为，是煽动民众陶醉于对本民族的激情崇拜，过分夸大国家间的对立竞争状态，盲目拒斥他国的发展成果和历史文明，依据个体主观片面的所见所闻，无视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这种通过煽情而不是说理的方式来表达排外反外行动，表现出强硬、充满“硝烟味”的对抗意图，使原本朴素的爱国情感慢慢变质，逐渐走向危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背离了爱国主义的初衷和本质。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反体制的批判意识、极端爱国和排外发展趋势，本身背离了民族精神、政治信仰、和平崛起，直接危及我国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工作。
网络民粹主义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把直接反映在网络空间的社会现实问题简单化为阶层差异问题。它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重塑“人民”的概念，将本身具有“类”属性的人民群众机械地划分成平民大众、社会精英两大独立的范畴，把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贴上某个阶层的标签。当发生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网络事件时，在二元对立叙事下形成的阶层分化，很容易引起底层群体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情感认同，形成集体“抱团”无节制地控诉、谩骂社会精英，把对事件本身关注点转移到两种阶层身份的对立上。各阶层之间的疏离和怨恨也由此滋生，整个社会被营造出一种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对抗状态。
从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充满疏离怨恨的社会预示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四分五裂。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擅长从思想观念上撕裂人民的统一性，制造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对抗，同时又灌输出一种对立分裂的意识，意在破坏全体中国人民在历史洪流中为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聚合而成的团结统一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对立分裂意识在网络民粹事件的传播和扩散下，从社会内部演变成阶层对立，在主观上误导大众将社会精英剔除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范畴，背离了我们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伟大团结精神。也从物质层面上否定了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成果，从精神层面上弱化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而不断团结拼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一些积累许久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民粹主义思潮滋生于我国网络空间的承载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民粹主义反体制的行为，质疑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作出的宏观叙述和政治决策;借助“公平正义”的口号呼吁人们坚守绝对平均主义，抵制与我国生产力相适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蓄意将个别政府存在的某些负面影响，片面视为所有国家公务员的天生腐化形象，贬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绩效。
这些由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消极抵抗行为，是借反思改革的力量，解构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建立起的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以此干扰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特定执政意识的认同态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由内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没有人民对现存政治权力和社会体制的拥护和支持，就不能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提供政治凝聚力，不能发挥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强烈批判与反抗，也让我们内心深处最稳定、持久的爱国情感失去政治认同的基础，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的崇高信仰也遭到亵渎，每一个中国人民为国奋斗的强烈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失去了爱国信仰的支撑。〔4〕我们又如何能发动和聚合所有社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呢？
当代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被信息技术赋予了强大的传播力和扩散力，它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制约，让情感的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尤其与他国发生矛盾与分歧时，往往会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统一的招牌，来激化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由于这样的情绪激化披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外衣，很多人也就认识不到它的煽动性和非理性，那么对国家的情感和忠诚就被异化成对其他民族的排斥和憎恨，从而走向裹挟着爱国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
正是这些从表面上看更具“正当性”的网络民粹主义，使我们陷入民粹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只要出自于爱国的目的，任何消极的野蛮行为都是“合法”的。极易迷惑我们走向极端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违背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的，是始终坚持与国际主义有机统一的理念和精神。对外的盲目抵制只会恶化我国的投资环境，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和长远发展，还破坏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引向一种被动状态。对内的极端行事也不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而是拉低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文化涵养，消解網络空间理性平和的爱国心态和氛围，有损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对外形象，造成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和恐慌，甚至给予别有居心的外国媒体和反华势力故意歪曲中国爱国主义的机会，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上建构起的维护和平、共担责任的大国形象，最终从根本上伤及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5〕
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与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信仰力量、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是相背离的。因此，必须从解决好公平和正义问题、搭建沟通对话平台、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补全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缺位、情感缺位、观念缺位，逐步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生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些不断暴露出来的民生问题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挥发的现实“依据”。因而，要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首先要解决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问题，让人民大众感受到生存安全的获得感，才能从我国现实中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存的社会土壤。 当下中国的各种公平正义问题往往是网络民粹主义所关注的领域，包括贫富差距、利益固化、资源分配等，这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下，推动公平正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变革，逐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首先，要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将民生领域法律化、规范化，让民众的切身利益需求得到制度回应，切实解决好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民生问题。其次，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解决好公平和正义问题的硬实力，是推动公平施政、行政的保障。对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收入分配机制，着力保障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坚决遏制和取缔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法因素获取的财富，使经济上的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的实现。最后，对于社会民生方面公平正义的实现，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优化社会资源，化解部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压迫感，从根本上消除网络民粹主义在民生领域汇集而成的负面共识。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等于民粹主义向来宣扬的绝对平均主义，我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结果均等，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下始终遵循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来解决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之所以依附于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是因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协调问题。拉美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庇隆主义就有“那些想参与国民收入和政治权力分配，但又找不到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民和工人群体，是在军人和无业主等‘反现状精英’的领导下的政治产物。”〔6〕因此，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要搭建官民的沟通对话平台，畅通民情民意的利益诉求渠道，从情感层面筑牢爱国主义的价值共识和强大合力。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要想搭建起有效的官民对话平台，畅通民意表达，必然依托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制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打开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同时赋予了我国协商民主新的形式。通过构建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网络制度，开辟政府与民众的网络交流平台，将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网络热点和公共政策置于良性的高频互动之中，使民意民情能够及时纳入政府主导的理性协商轨道。从而，把民粹事件的高发地带以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引入主流政治生活领域，通过官民的公开对话、讨论协商达成多元主體的共识，避免掉入网络民粹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我国的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等往往在网络民粹事件中得到具体表现，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基层政治的直接体现。通过创新基层信访制度，健全基层的意见反馈机制，来拓宽线下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对话平台，发挥出线上与线下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使广大人民的诉求得到多层次的回应和解决，以此推动网络参政的制度化、民意表达的规范化，协商机制的合法化，化解网络民粹主义畸形的民意政治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干扰。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既延续着传统民粹主义的大众性、多变性、批判性等特质，又被互联网赋予了新的传播渠道，加剧了当前民粹主义打着主流意识形态之名蛊惑大众，却行反主流意识形态之实危害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只有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揭露出民粹主义并非爱国主义的虚伪面貌，由内强化对政治国家的认同意识，补全人民大众对主流价的值观念缺失，
做好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关键。首先，从理论上对网络民粹主义作出及时解释和有力批判，通过更新和拓展我国主流价值理论体系，揭示民粹主义“人民”、“公平”、“爱国”的口号，是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二元对立论，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价值宣扬，是狭隘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的噱头，让人民彻底认清网络民粹主义的真实面貌。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和引导，不能仅停留于传统媒体渠道，而是要结合大众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微信、微博等及时阐明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批判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性。更要通过网络媒体占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聚焦于爱国主义等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工作，将感性的教化纳入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彰显的治理优势，来激发人民大众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情感共鸣，才能够化解大众内心深处对抗分裂的意识，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强化对政治国家的认同意识奠定基础。〔7〕
〔参 考 文 献〕
〔1〕袁婷婷.民粹主义的中国境遇〔J〕.探索， 2018，（01）：93-100.
〔2〕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J〕.人民论坛，2014，（04）：54-56.
〔4〕刘建军，梁祯婕.论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J〕.理论与改革，2020，（03）：25-34.
〔5〕郭文亮.警惕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J〕.人民论坛，2016，（Z1）：141.
〔6〕C. Veliz，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Americ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47-74.
〔7〕颜晓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战“疫”中经受考验〔J〕.人民论坛，2020，（Z2）：10-12.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D6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3 — 0067 — 04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被赋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内涵，它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断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力和扩散力，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话语弥漫于网络空间，不仅造成社会对抗，干扰政治认同，形成狭隘民族主义，而且加剧了对立分裂的意识，这与我们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信仰力量，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是相悖的。由此，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实质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阐明其对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性，警惕将民粹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的错误认知等系列问题就显得迫切。
一、網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及实质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具体演变，它是通过推崇平民大众与上层阶层的对立、夸大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体个别问题、设置极端爱国主义等方式来进行反精英、反体制、反西方的网络公共议题。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蛊惑了平民大众，延伸出线上线下的群体性对抗，对中国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冲击。
（一）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扩大大众和精英的对立
二元对立作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常用的叙事方式，它通过二元思维模式，主观哄抬大众的社会价值，强烈虚化精英阶层的历史意义，刻意在网络空间渲染和夸大社会现实问题来加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由此形成一套以美化弱者，敌视精英为核心的二元对立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深刻突显在我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过程，如故意哄抬底层身份，以民意干扰司法审判的“夏俊峰案”与“邓玉娇案”;设置“富二代”标签，掀起贫富对抗舆论忽视案件;以及把小概率事件当做事实全貌，制造反智陷阱误导公众认知的疫情“阴谋论”等。这些在网络民粹主义叙事下的公共事件不在于揭露事实真相，而是在张贴二元对立的阶层标签下，反复渲染弱者悲情来强化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以此通过惩罚精英的“民意”赋予大众更多合法性权威，从而否定精英群体带来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是我们的执政基础和理念，民意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政府合法性的前提，理应受到重视。而二元对立叙事下的“人民”是一种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它脱离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主观上建构起大众的“善”与精英的“恶”，这就使民众趋向于从财富和地位社会阶层的视角来划分“我们”与“他们”。〔1〕这种非此即彼的人民观念是从主观想像中分离出来的，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的历史范畴，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二元对立叙事烘托下的“民意”是刻意强调官民身份的对立化、贫富思维的对抗化、反智批判的戏谑化，迎合了阶层分化下个体主观差异的心理和意识，没有从积极性和建设性的意义上来认知阶层差异，而是从消极对抗性的角度刻意渲染这一差异来营造社会阶层的对立，既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权威，也不能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之基。
（二）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反体制的高度
民粹主义思潮能够持续泛滥于网络空间，在于它没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稳定的价值诉求，甚至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引领，而是依附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的各种“问题”来大做文章。通过独特叙事方式不断夸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把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民生问题上升到反对现有社会制度的高度，以此煽动民众集体反抗我国现存的权力结构和合法权威，这是民粹主义反建制最可怕之处。
从现实表现来看，网络民粹主义依旧自诩代表“人民”的立场，坚持平民大众利益的至上性，始终把平民的认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对现代代议制政治充满着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2〕（P71）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公共服务不均衡、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贪污腐败等问题，与大众的美好生活想象形成强烈的落差，是民粹主义批判与反抗的现实来源。由于大部分的底层民众很难客观地理解这些问题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是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会把对未来的期待寄托在民粹主义绝对理想化的主张之上。网络民粹主义正是借此建构起一种崇民拜民、仇官仇富、拒斥精英和质疑体制改革的话语景观，把所有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盲目推向执政、政策、制度的极端。且网络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宣扬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严重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在政治上推崇激进的直接民主，边缘化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也注定了它所推行的政治主张是走向畸形的民主怪胎。〔3〕
（三）逐渐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趋势发展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互联网化时代下的民粹主义其自身的多变性，能够迅速融合其他社会思潮，催生出具有强大社会政治势能的民粹主义新变体。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离不开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而网络民粹主义就是在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民粹主义的延伸，也逐渐向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倾向演绎，具体表现在经济消费领域呼吁消费者“抵制外货”来表达自身的爱国立场。如轰动全国的2012年“反日保钓”爱国运动就是朝着极端民族主义演绎，以滋生出群体性的违法暴力事件而落幕;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部分激进的国人为表露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诉求在网上发起“抵制菲律宾芒果干”的号召;从2018年孟晚舟事件到2020年美国封杀华为，不少激愤的网民在社交平台高喊“抵制美国货”的口号，还以短视频形式录制砸烂、撕毁美国产品或国际赛事门票等非理性行为。
朴素的爱国情感表达应是理性、适度、开放包容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也不会盲目抵制、极端行事，不会煽动民族仇恨、不会破坏社会秩序。只有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引诱民众脱离自身理性的审视，将激情化、盲目化、违法化的越轨行为当作“爱国”的真实表达。民粹主义的“爱国情感”正是裹挟着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爱国行为，是煽动民众陶醉于对本民族的激情崇拜，过分夸大国家间的对立竞争状态，盲目拒斥他国的发展成果和历史文明，依据个体主观片面的所见所闻，无视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这种通过煽情而不是说理的方式来表达排外反外行动，表现出强硬、充满“硝烟味”的对抗意图，使原本朴素的爱国情感慢慢变质，逐渐走向危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背离了爱国主义的初衷和本质。
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危害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反体制的批判意识、极端爱国和排外发展趋势，本身背离了民族精神、政治信仰、和平崛起，直接危及我国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工作。
（一）造成社会对抗，背离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
网络民粹主义以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把直接反映在网络空间的社会现实问题简单化为阶层差异问题。它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重塑“人民”的概念，将本身具有“类”属性的人民群众机械地划分成平民大众、社会精英两大独立的范畴，把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贴上某个阶层的标签。当发生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网络事件时，在二元对立叙事下形成的阶层分化，很容易引起底层群体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情感认同，形成集体“抱团”无节制地控诉、谩骂社会精英，把对事件本身关注点转移到两种阶层身份的对立上。各阶层之间的疏离和怨恨也由此滋生，整个社会被营造出一种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对抗状态。
从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充满疏离怨恨的社会预示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四分五裂。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擅长从思想观念上撕裂人民的统一性，制造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对抗，同时又灌输出一种对立分裂的意识，意在破坏全体中国人民在历史洪流中为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聚合而成的团结统一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对立分裂意识在网络民粹事件的传播和扩散下，从社会内部演变成阶层对立，在主观上误导大众将社会精英剔除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范畴，背离了我们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伟大团结精神。也从物质层面上否定了中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成果，从精神层面上弱化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而不断团结拼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干扰政治认同，消解爱国主义的信仰力量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一些积累许久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民粹主义思潮滋生于我国网络空间的承载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民粹主义反体制的行为，质疑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作出的宏观叙述和政治决策;借助“公平正义”的口号呼吁人们坚守绝对平均主义，抵制与我国生产力相适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蓄意将个别政府存在的某些负面影响，片面视为所有国家公务员的天生腐化形象，贬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绩效。
这些由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消极抵抗行为，是借反思改革的力量，解构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建立起的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以此干扰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特定执政意识的认同态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由内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没有人民对现存政治权力和社会体制的拥护和支持，就不能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提供政治凝聚力，不能发挥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强烈批判与反抗，也让我们内心深处最稳定、持久的爱国情感失去政治认同的基础，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的崇高信仰也遭到亵渎，每一个中国人民为国奋斗的强烈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失去了爱国信仰的支撑。〔4〕我们又如何能发动和聚合所有社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呢？
（三）形成狭隘民族主义观，影响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
当代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被信息技术赋予了强大的传播力和扩散力，它突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制约，让情感的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尤其与他国发生矛盾与分歧时，往往会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维护民族统一的招牌，来激化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由于这样的情绪激化披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外衣，很多人也就认识不到它的煽动性和非理性，那么对国家的情感和忠诚就被异化成对其他民族的排斥和憎恨，从而走向裹挟着爱国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
正是这些从表面上看更具“正当性”的网络民粹主义，使我们陷入民粹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只要出自于爱国的目的，任何消极的野蛮行为都是“合法”的。极易迷惑我们走向极端的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违背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的，是始终坚持与国际主义有机统一的理念和精神。对外的盲目抵制只会恶化我国的投资环境，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和长远发展，还破坏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引向一种被动状态。对内的极端行事也不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而是拉低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文化涵养，消解網络空间理性平和的爱国心态和氛围，有损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对外形象，造成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和恐慌，甚至给予别有居心的外国媒体和反华势力故意歪曲中国爱国主义的机会，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上建构起的维护和平、共担责任的大国形象，最终从根本上伤及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5〕
三、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爱国主义价值观消极影响的策略
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与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信仰力量、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是相背离的。因此，必须从解决好公平和正义问题、搭建沟通对话平台、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补全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缺位、情感缺位、观念缺位，逐步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一）解决好公平和正义问题，提高人民的获得感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生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些不断暴露出来的民生问题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挥发的现实“依据”。因而，要消除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首先要解决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正义问题，让人民大众感受到生存安全的获得感，才能从我国现实中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存的社会土壤。 当下中国的各种公平正义问题往往是网络民粹主义所关注的领域，包括贫富差距、利益固化、资源分配等，这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下，推动公平正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变革，逐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首先，要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将民生领域法律化、规范化，让民众的切身利益需求得到制度回应，切实解决好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民生问题。其次，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解决好公平和正义问题的硬实力，是推动公平施政、行政的保障。对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收入分配机制，着力保障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坚决遏制和取缔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法因素获取的财富，使经济上的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的实现。最后，对于社会民生方面公平正义的实现，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优化社会资源，化解部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压迫感，从根本上消除网络民粹主义在民生领域汇集而成的负面共识。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不等于民粹主义向来宣扬的绝对平均主义，我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结果均等，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下始终遵循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来解决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
（二）搭建沟通对话平台，畅通民意的诉求渠道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之所以依附于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是因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协调问题。拉美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庇隆主义就有“那些想参与国民收入和政治权力分配，但又找不到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民和工人群体，是在军人和无业主等‘反现状精英’的领导下的政治产物。”〔6〕因此，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要搭建官民的沟通对话平台，畅通民情民意的利益诉求渠道，从情感层面筑牢爱国主义的价值共识和强大合力。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要想搭建起有效的官民对话平台，畅通民意表达，必然依托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制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打开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同时赋予了我国协商民主新的形式。通过构建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网络制度，开辟政府与民众的网络交流平台，将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网络热点和公共政策置于良性的高频互动之中，使民意民情能够及时纳入政府主导的理性协商轨道。从而，把民粹事件的高发地带以网络协商民主的形式引入主流政治生活领域，通过官民的公开对话、讨论协商达成多元主體的共识，避免掉入网络民粹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我国的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等往往在网络民粹事件中得到具体表现，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基层政治的直接体现。通过创新基层信访制度，健全基层的意见反馈机制，来拓宽线下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对话平台，发挥出线上与线下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使广大人民的诉求得到多层次的回应和解决，以此推动网络参政的制度化、民意表达的规范化，协商机制的合法化，化解网络民粹主义畸形的民意政治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干扰。
（三）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强化国家认同意识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既延续着传统民粹主义的大众性、多变性、批判性等特质，又被互联网赋予了新的传播渠道，加剧了当前民粹主义打着主流意识形态之名蛊惑大众，却行反主流意识形态之实危害国家和民族的自身利益。只有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揭露出民粹主义并非爱国主义的虚伪面貌，由内强化对政治国家的认同意识，补全人民大众对主流价的值观念缺失，
做好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关键。首先，从理论上对网络民粹主义作出及时解释和有力批判，通过更新和拓展我国主流价值理论体系，揭示民粹主义“人民”、“公平”、“爱国”的口号，是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二元对立论，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价值宣扬，是狭隘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的噱头，让人民彻底认清网络民粹主义的真实面貌。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和引导，不能仅停留于传统媒体渠道，而是要结合大众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微信、微博等及时阐明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批判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性。更要通过网络媒体占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聚焦于爱国主义等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工作，将感性的教化纳入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彰显的治理优势，来激发人民大众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情感共鸣，才能够化解大众内心深处对抗分裂的意识，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强化对政治国家的认同意识奠定基础。〔7〕
〔参 考 文 献〕
〔1〕袁婷婷.民粹主义的中国境遇〔J〕.探索， 2018，（01）：93-100.
〔2〕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J〕.人民论坛，2014，（04）：54-56.
〔4〕刘建军，梁祯婕.论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J〕.理论与改革，2020，（03）：25-34.
〔5〕郭文亮.警惕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J〕.人民论坛，2016，（Z1）：141.
〔6〕C. Veliz，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Americ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47-74.
〔7〕颜晓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战“疫”中经受考验〔J〕.人民论坛，2020，（Z2）：10-12.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