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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基思·特斯特曾经说过：“未来性与怀旧/恋乡之间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不妨认为，这种关联证明，怀旧/恋乡感可能并非一种非历史性的常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感。相反，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产生怀旧/恋乡感。”[1]确实，在弥漫着焦虑与浮躁、价值观分散的年代，作为“诗意的怀乡者”，诗人李森用他精心创造或者苦心建构的《屋宇》引领我们进入他的领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怀旧/恋乡（以下简称怀乡），可以看到怀乡以语言的方式在他的诗歌中扎下根来。可以说，他的怀乡以及一系列对事象的描绘：故乡、河流、土地、家园、山岗，等等，为我们理解他的诗歌提供了很好的维度。无疑，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的怀乡，让我们认识到怀乡之于他的诗歌创作、生存经验和情感记忆的显赫位置。
一 作为诗学范畴的怀乡
我们知道，怀乡（Nostalgia）是中西方常用的文学术语，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学常见的主题。在西方，怀乡有着悠久的书写传统。远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又译《奥德赛》），写的就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千辛万苦还乡的故事。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里写到种庄稼、种橄榄树和牧羊、养蜜蜂等，他的乡土叙事对后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蒙田、斯宾塞、莎士比亚等，都创作过经典的作品。他们“将乡村与城市刻意对立起来，乡村生活是纯朴的、自然的、宁静的，而城市生活则是复杂的和败坏的”[2]。到18世纪，卢梭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受到他的影响，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注重“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刻画，他们寄情山水，缅怀乡村生活，代表性作品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济慈的《秋颂》等，他们诗作里的花草、树木、田园……意境优美，辞藻华丽。到20世纪，爱尔兰诗人希尼则成为书写怀乡的代表，他虽然写到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多少的田园气息，而是写他们的辛勤劳作，情调忧郁，刻画深切。同样，史蒂文斯也在他的作品里写道：“我们参与其中，/像孩子一样躺在这圣洁的土地上，/醒着也仿佛在那宁静的梦乡。”[3]对故乡的土地充满着深情和凝望，诗人最为质朴与柔软的情怀静静安置那里。可以说，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怀乡被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书写、刻画，“他们共同存在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4]。在时间和岁月的流变中，怀乡对人类生活和处境的描绘由单纯的怀旧/恋乡演变成复杂的集体想象，成为传统、保守、故园、自然等种种意象，被赋之以明快的、感伤的、缅怀的、忧郁的情调。
在东方中国，怀乡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不同历史时期依然被众多的诗人呈现和表达。最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就反复出现怀乡主题，如我们所熟知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的是旅人对家园的思念。在汉乐府民歌里，《十五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等，亦可从中窥见思乡的悲情。魏晋时期，陶渊明隐退乡间，回避世俗生活的烦扰，在悠然自得中获得闲适的心境，他的《饮酒》、《归园田居》都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盛唐诗歌里，王维的创造性和才华备受称赞，他的山水田园诗对后世影响最大。晚唐诗人温庭筠在《商山早行》里写道：“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5]这首诗将数个意象平行，在情景交融中呈现旅途的孤寂，被称为古代怀乡诗作的“冠冕”。其后，宋词元曲乃至明清作品，都有怀乡佳作屡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独特类型。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诗的确立和发展，闻一多、戴望舒、施蛰存、李广田、艾青……这些诗人都拥有奇异的“怀乡病”。戴望舒在《对于天的怀乡病》中将“忧郁的脸”、“悲哀的心”等视作怀乡病者的形象表征，渴望回到“没有不眠之夜”、“没有心的一切的烦恼”。在他的笔下，怀乡演化成一种病症，还乡的冲动不可谓不强烈，回家的意愿不可谓不真挚，可这个故乡恐怕再也无法返回。在当代诗坛，余光中那首流传最广的《乡愁》，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为意象，表达的情感让人动容。在这些不同时代诗人的经典作品当中，都有对于故乡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也倾注着作者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因此，怀乡无论是作为诗人的情感皈依或是理想追求，还是诗意想象或是创作主题，它都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审美愉悦和感动。
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国家和民族诗歌写作里，怀乡都成为诗歌写作者共同拥有的文学主题。在这里，我将怀乡的内涵和外延适当放大，其不仅指思恋家乡、向往故园等怀旧情怀，还应指自然山水、田园生活等恋乡意趣，它既是想象的、诗性的人文关怀，也是批评的、审美的诗学范畴。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怀乡就既有时间的意向，也有空间的意向，或者说在空间中呈现时间的意向或在时间中呈现空间的意向。这种多重的视角或维度使它拥有深厚的背景、丰富的内涵和审美的品格，具有独特的审美和诗性的意味。也就是说，它比以往的“田园山水诗”、“乡土诗作”、“乡村诗”等更能反映作品的精神和内涵，更能揭示和展现诗歌的抒情本性。
我以为，李森的《屋宇》就是体现怀乡的代表性作品。尽管此前一些诗人和学者注意到李森诗作表现出的不同倾向和形式，并在不同的场合予以确认。但是，我试图对《屋宇》进行解读，以期对这部诗作所反映的怀乡及其意味进行阐释。
二 具象化与古典化
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6]我们知道，故乡具有多层指向，既有地理学、生命学上的具体所指，也有文学、历史、精神、文化的情感认同。李森不是“流亡者”，但对于他的原籍腾冲来说，他生活的昆明是“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腾冲之于他，是他的生命之根，无论他的生命之树如何蓬勃招展，他的诗歌之旅如何俯仰天下，腾冲终归是他的“原乡”和出发点。这里有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有他儿时玩泥巴、打野架的伙伴，有水田里的水牛，有树上飞的鹭鸶……故乡是有生命的，时常令他心悸颤动。因此，作为地理和生命意义上的“异乡人”，他在昆明这座他生活将近30年的城市里，依然无比想念腾冲的山山水水。于是，在他适应或者习惯昆明生活之后，“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于是，怀乡就跃然出现在诗人的纸上，心怀宏愿的他还隐晦地想让“春天的燕子封我为王”，以王者自居。 在此，我将《屋宇》中的怀乡分为两个不同的序列：具象化的怀乡和古典化的怀乡。它们都是李森对怀乡的诗意的、语言的精心建构，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具象化的怀乡是单纯的景象，古典化的怀乡则在此基础上加以重建，被赋予隐喻和转义。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并不是天然割裂的，悖论的，互不交涉的，它们更多时候是巧妙地混同于李森的作品里的。
作为诗性的家园，故乡可以是过去存在的，现在已经消逝的风物人事，也可以是人们珍惜和留恋的精神状态。在《屋宇·自序》中李森写道：“我想抟住春之明空，春已分给万物；我想抟住草木，草木顺从云雨；我想抟住辽阔，辽阔奔向结局。或许我只能抟住几个隐喻，解散几团光影，写下几行伤还之诗。” [7]为了证明这个“显在”的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诗人李森如何书写“伤还之诗”，如何实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的构筑。在《屋宇》中，有首名为《回乡》的作品：
回乡，回乡
下了苍山马鞍
又拉紧
怒江辔头
我一直想着
高黎贡之上
积雪的光阴
封住了虎穴
二十年前
我养的虎呢
也许它已经下山
锁在黄昏
霓虹的玻璃
光阴是玻璃
也是虎的孤僻
回乡，回乡
高黎贡啊
我养的虎呢
快来就我
快来塑造我
快来砸碎
光阴的玻璃[7]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乡具有“离开”和“返回”的双重意义，没有“离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怀乡”。这首诗写于2008年2月4日，其时，距离这一年的除夕还有两天，诗人李森奔走在回乡的路上。每年春节，无数在外的人，都要赶着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父母身边，诗人也不例外。这首诗不需要“细读”，任何认识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出它表现的内在主题。《回乡》一如其诗歌题目，就是诗人“回乡”的所见所想，但是，它的意象是丰富的，在诗的前半部分，“苍山”、“马鞍”、“怒江”、“辔头”、“高黎贡”、“积雪”等意象都是“显在”的，描述的是诗人自大理、经保山、越怒江、翻高黎贡山的“具象”景物。在这些具体的意象表现中，深刻地镌刻着他在回乡途中对山川、河流、乡野的回忆和追溯。而在诗的后半部分，“虎穴”、“虎”、“玻璃”等意象却是“潜在”的，它们不是纯然的虎穴、老虎、玻璃等“客观对应物”，而是诗人的隐喻和转义。在这些非具象的意象表达中，作为主体的“我”面对时光的流逝，希望想象中的“虎”来“砸碎”“光阴的玻璃”，是有深刻隐喻的，其最终指向是对过去美好精神状态的向往。
同时我们说过，故乡既可以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里得以呈现，也可以在空间（故乡、异乡）里得到书写。在这首诗里，“故乡”在时间上以两种不同的节点出现：一是即将回到的故乡，那是未来；二是“二十年前”，那是过去；在空间上，故乡就是“原乡”，即诗人前往的故乡。因此，在这首诗里，怀乡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意象中，它还穿越时间通过空间呈现出来，让作为主体诗人的经验和心智在不同的时空中得以准确表达。
显然，诗人李森并非仅仅留恋古朴自然的“原乡”所散发出来的乡土气息，如他诗中反复出现的“谷仓”、“马车”、“番茄”、“土豆”、“耕牛”、“秧苗”……这些具体风物的描绘。在他确立怀乡的叙说后，他选择更多的表现方式用以对乡土进行观望。在此过程中，对以童年为代表的原生状态的追忆，就成为他的现实选择之一。托尔斯泰说过：“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 [8]因此，童年成为《屋宇》中表现的重要内容。如他在《童年的鱼》中写道：
妈妈在小河上游洗衣，晒满草地
爸爸在下游领着我捉小鱼
大鱼领着小鱼游进了我的手心
不知什么时候，它们碎成了阴影
到岸边来摩擦脊背
随着太阳下山，小河飘满了鱼鳞
随着晚风到达，大鱼领着小鱼
进入天堂，坠满了树上的叶[7]
这首短诗同样是展现李森具象化书写的例证：他用“洗衣”、“草地”、“捉小鱼”等具象景物描绘表现怀乡，努力捕捉这些“本事”在诗人内心留下的种种印痕。在这样的意义上，这首诗就不再是叙事诗，也不是单纯的风景诗。诗人想通过本真的童年生活的描绘，表达自己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这本诗集里有两首名为《童年》的诗歌，在其中一首中，他用“水草”、“栀子”、“谷穗”、“笛子”、“鹭鸶”、“斗篷”、“乌鸦”、“炊烟”等表达对“童年涉水远去”的追怀。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故乡童年生活的追溯，让他将过去、现在、未来，现实、梦境、想象交织在一起，一种飘忽游弋的怀乡往事贯穿其间，那就是对童年生活的珍视，蕴藉着诗人无限的脉脉温情。
在另外的意义上，故乡也可以是“生活在别处”，对其“乌托邦”式的想象，这种怀乡是臻于完美和纯净的，也是充满隐喻和修辞的，同样能体现出诗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依托。在这样的作品里，李森一方面在诗歌里反复彰显怀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又借重怀乡来对生活的世界进行观照。如他的《稻田》：
田埂，水牛一生的棋盘，框住了水，框住了天光
顺河而上的春风，正在鱼群的心灵里，重新安置哑语
空濛的岁月，弯腰插秧的人，也框在稻田里
在坝上，拖拉机与水牛对视，反刍着一个宇宙的两端
山顶上，飞来几朵大红树冠，挂着几顶墨绿色雨衣
栅栏拉扯着栅栏，……
田埂牵着田埂，花环牵着花环，水波牵着水波，人牵着人 看吧，这是今日的秧歌，这是世代藏着生活的欢欣[7]
在这首节制陈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稻田里，田埂围住水牛的一生，它在这里耕犁；而插秧的人，也在稻田里年复一年劳作。诗人没有写出水牛的哀怨，也没有写出插秧人的伤怀，因为“这是世代藏着生活的欢欣”。在这里，古老的怀乡主题在诗人的笔下变得不同寻常，他从隐喻的“稻田”出发，从简单的乡间记忆出发，引申出或写意的或雅致的古典意味，这是他众多怀乡作品的表现手法之一。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诸如“田埂”、“水牛”、“鱼群”、“插秧”等质朴的乡间事物，在李森浸透着古典意味的表达中纷至沓来，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美景，而且其间充满着欢欣的张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出诗人从乡间生活中提炼出奇特的感受和神奇的表现的综合能力，他使平淡无奇的细小事物拥有空前的想象和诗意的再现。同时，在“栅栏拉扯着栅栏，花环牵着花环，水波牵着水波，人牵着人”这句诗里，诗人所运用的修辞也是显明的，而这种修辞的运用，在他的《屋宇》中俯拾皆是，甚至成为他标志性的修辞运用形式。
此外，在一些“句秀”的诗歌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种洋溢着古典气息的怀乡。如《朝阳》中的“人在老。我结在桃红，梅黄。又见朝阳。人还在老”，《致母亲》里的“谁在家乡的小河边不停地捣衣，不停滴漂洗/让冬日里祖先的亡魂张开鱼嘴呼吸，用鳍摇摆/谁在寒冷的天空驱使繁星四落而散/模仿铁匠铺中溅射的火星，冷却的铁渣”，等等。在此，我并不是说李森诗作的全篇不够精彩，而是这些写得出神入化的句子和段落，形象奇特，意境优美，隐喻丰富，它们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在当代中国诗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三 怀乡的意义
作为一个从遥远的边地腾冲来到大城市的“异乡人”，李森对于故乡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同时他又是试图在诗歌领地里构筑福克纳式的“故乡神话”的诗人。因此，他这种对怀乡的离开与回归、写实与想象的种种诗意述说，使得他的怀乡诗歌在当代诗坛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迹。在《屋宇》中，他善于描绘风物，营造抒情氛围，同时并不单纯在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上表现，还在隐喻、修辞等层面上呈现。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怀乡的探寻与表达，使他的诗歌蕴藉着深刻和持久的艺术魅力。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屋宇》的怀乡书写是有启示意义的。
首先，怀乡提供重要的文学资源。在现代社会，人们注定是回不到过去的，而怀乡诗歌重新寻找破碎的心与自然、艺术、精神之间的关联。它把人们对此岸世界的种种焦虑，转化为彼岸世界或者过去生活的感性想象，于不可能中寻找人生的理想生活。因此，“怀旧/恋乡是现代性的一项特征。它既为确定性奠定了丰厚的根基……它是针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作出的反应。” [1]故乡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它无疑是表现怀乡主题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当现代人面对精神的危机和现实的焦虑时，或者说面对某种“文化冲突”时，乡村就成为人们最初想到而且可以回归的文化空间，也可以成为人们自由栖居或者想象的诗意王国。
诗人想要在诗歌的言说中获得存在，想要对“文化冲突作出反应”，必然会去寻找自己熟悉的领地或者资源。因此，在《屋宇》中，李森精心地描绘乡村、土地、梨花，这是他熟悉的文学资源或者说他可以依赖的精神遗存。于是，我们阅读《家园》、《马帮》、《春的生日》、《火塘》等作品时看到，他将故乡平实平常的乡村图景与自由深远的意象结合起来，在两者的无限张力中建构他的想象空间。正是这种对乡村的温情描绘和悉心建构，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与满足。在此意义上，《屋宇》的怀乡书写为当代诗坛提供了寻找文学资源可供借鉴的通途。
其次，怀乡建构独特的审美意蕴。我们知道，故乡是中外文学创作的主题，而怀乡诗歌以其最真挚和最深厚的情感构筑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因为，它的真实坦诚让人感动，而它的诗性表达更以审美的方式涤荡灵魂。诗论者韩作荣在作品里提到：“真正动人心魄的诗可以是审美，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但更有震撼力的因素是坦诚，是剥去伪装的真实，那是一种质朴的述说，由心灵直接抵达心灵，由于距离的缩短和情感的加速而引起心理的冲击力。” [9]可以说，当代人已经厌倦道德的说教和训诲，也不再钟情于无边的技巧和语言实验，只有诗歌的坦诚和真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生活的欲望多元、精神荒芜的时代，也只有那些散发自由主义气息和理想主义气质的诗歌，才会给日渐冷漠、麻木的人们带来些许的拯救。而怀乡诗歌也正因为有这种坦诚的表达和理想的气质富有感人至深的品格，它所引发的是人们心灵中最为细腻和真实的自觉和认同。
在《屋宇》中，李森对于怀乡的独特表现，不仅在于他对故乡的沉湎，还在于他对经验和情感的审美建构。他以坦诚、博大的写作和智性、自由的精神表达着“异质性”的审美意识，如被称为“拟《诗经》体”的诗歌：《雷开门》、《种荞于山》、《桃可知》、《积雪》等，它们的语言显得理性、节制、抒情，富有韵律，蕴含着深刻的审美意蕴。同样，在他被命名为《春水》、《风春》、《我的石头》、《莲花与犁铧》等作品里，乡土事象不是孤独、单纯的客体，而是仿佛蕴含着神灵和圣谕，密布着芬芳的诗意美感。在这些书写中，他又以另外的方式返回到故乡、山岗、水田。由此，这种对怀乡的审美和观照，使得他的写作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和期待，也使得他的《屋宇》成为当代诗坛上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 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第70、71页，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第86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Wallace Stevens， The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Vintage，1990），418.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17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第2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伦》，第1页，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7] 李森：《屋宇》，第1、189、143、4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8] 爱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第24页，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9] 韩作荣：《诗歌讲稿》，第64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
（杨绍军，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一 作为诗学范畴的怀乡
我们知道，怀乡（Nostalgia）是中西方常用的文学术语，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学常见的主题。在西方，怀乡有着悠久的书写传统。远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又译《奥德赛》），写的就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历经千辛万苦还乡的故事。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里写到种庄稼、种橄榄树和牧羊、养蜜蜂等，他的乡土叙事对后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蒙田、斯宾塞、莎士比亚等，都创作过经典的作品。他们“将乡村与城市刻意对立起来，乡村生活是纯朴的、自然的、宁静的，而城市生活则是复杂的和败坏的”[2]。到18世纪，卢梭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受到他的影响，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注重“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刻画，他们寄情山水，缅怀乡村生活，代表性作品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济慈的《秋颂》等，他们诗作里的花草、树木、田园……意境优美，辞藻华丽。到20世纪，爱尔兰诗人希尼则成为书写怀乡的代表，他虽然写到农民的生活，却没有多少的田园气息，而是写他们的辛勤劳作，情调忧郁，刻画深切。同样，史蒂文斯也在他的作品里写道：“我们参与其中，/像孩子一样躺在这圣洁的土地上，/醒着也仿佛在那宁静的梦乡。”[3]对故乡的土地充满着深情和凝望，诗人最为质朴与柔软的情怀静静安置那里。可以说，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刻”，怀乡被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书写、刻画，“他们共同存在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4]。在时间和岁月的流变中，怀乡对人类生活和处境的描绘由单纯的怀旧/恋乡演变成复杂的集体想象，成为传统、保守、故园、自然等种种意象，被赋之以明快的、感伤的、缅怀的、忧郁的情调。
在东方中国，怀乡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不同历史时期依然被众多的诗人呈现和表达。最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就反复出现怀乡主题，如我们所熟知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达的是旅人对家园的思念。在汉乐府民歌里，《十五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等，亦可从中窥见思乡的悲情。魏晋时期，陶渊明隐退乡间，回避世俗生活的烦扰，在悠然自得中获得闲适的心境，他的《饮酒》、《归园田居》都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盛唐诗歌里，王维的创造性和才华备受称赞，他的山水田园诗对后世影响最大。晚唐诗人温庭筠在《商山早行》里写道：“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5]这首诗将数个意象平行，在情景交融中呈现旅途的孤寂，被称为古代怀乡诗作的“冠冕”。其后，宋词元曲乃至明清作品，都有怀乡佳作屡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独特类型。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诗的确立和发展，闻一多、戴望舒、施蛰存、李广田、艾青……这些诗人都拥有奇异的“怀乡病”。戴望舒在《对于天的怀乡病》中将“忧郁的脸”、“悲哀的心”等视作怀乡病者的形象表征，渴望回到“没有不眠之夜”、“没有心的一切的烦恼”。在他的笔下，怀乡演化成一种病症，还乡的冲动不可谓不强烈，回家的意愿不可谓不真挚，可这个故乡恐怕再也无法返回。在当代诗坛，余光中那首流传最广的《乡愁》，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为意象，表达的情感让人动容。在这些不同时代诗人的经典作品当中，都有对于故乡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也倾注着作者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因此，怀乡无论是作为诗人的情感皈依或是理想追求，还是诗意想象或是创作主题，它都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审美愉悦和感动。
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国家和民族诗歌写作里，怀乡都成为诗歌写作者共同拥有的文学主题。在这里，我将怀乡的内涵和外延适当放大，其不仅指思恋家乡、向往故园等怀旧情怀，还应指自然山水、田园生活等恋乡意趣，它既是想象的、诗性的人文关怀，也是批评的、审美的诗学范畴。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怀乡就既有时间的意向，也有空间的意向，或者说在空间中呈现时间的意向或在时间中呈现空间的意向。这种多重的视角或维度使它拥有深厚的背景、丰富的内涵和审美的品格，具有独特的审美和诗性的意味。也就是说，它比以往的“田园山水诗”、“乡土诗作”、“乡村诗”等更能反映作品的精神和内涵，更能揭示和展现诗歌的抒情本性。
我以为，李森的《屋宇》就是体现怀乡的代表性作品。尽管此前一些诗人和学者注意到李森诗作表现出的不同倾向和形式，并在不同的场合予以确认。但是，我试图对《屋宇》进行解读，以期对这部诗作所反映的怀乡及其意味进行阐释。
二 具象化与古典化
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6]我们知道，故乡具有多层指向，既有地理学、生命学上的具体所指，也有文学、历史、精神、文化的情感认同。李森不是“流亡者”，但对于他的原籍腾冲来说，他生活的昆明是“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腾冲之于他，是他的生命之根，无论他的生命之树如何蓬勃招展，他的诗歌之旅如何俯仰天下，腾冲终归是他的“原乡”和出发点。这里有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有他儿时玩泥巴、打野架的伙伴，有水田里的水牛，有树上飞的鹭鸶……故乡是有生命的，时常令他心悸颤动。因此，作为地理和生命意义上的“异乡人”，他在昆明这座他生活将近30年的城市里，依然无比想念腾冲的山山水水。于是，在他适应或者习惯昆明生活之后，“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于是，怀乡就跃然出现在诗人的纸上，心怀宏愿的他还隐晦地想让“春天的燕子封我为王”，以王者自居。 在此，我将《屋宇》中的怀乡分为两个不同的序列：具象化的怀乡和古典化的怀乡。它们都是李森对怀乡的诗意的、语言的精心建构，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具象化的怀乡是单纯的景象，古典化的怀乡则在此基础上加以重建，被赋予隐喻和转义。但需要强调的是，两者并不是天然割裂的，悖论的，互不交涉的，它们更多时候是巧妙地混同于李森的作品里的。
作为诗性的家园，故乡可以是过去存在的，现在已经消逝的风物人事，也可以是人们珍惜和留恋的精神状态。在《屋宇·自序》中李森写道：“我想抟住春之明空，春已分给万物；我想抟住草木，草木顺从云雨；我想抟住辽阔，辽阔奔向结局。或许我只能抟住几个隐喻，解散几团光影，写下几行伤还之诗。” [7]为了证明这个“显在”的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诗人李森如何书写“伤还之诗”，如何实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的构筑。在《屋宇》中，有首名为《回乡》的作品：
回乡，回乡
下了苍山马鞍
又拉紧
怒江辔头
我一直想着
高黎贡之上
积雪的光阴
封住了虎穴
二十年前
我养的虎呢
也许它已经下山
锁在黄昏
霓虹的玻璃
光阴是玻璃
也是虎的孤僻
回乡，回乡
高黎贡啊
我养的虎呢
快来就我
快来塑造我
快来砸碎
光阴的玻璃[7]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乡具有“离开”和“返回”的双重意义，没有“离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怀乡”。这首诗写于2008年2月4日，其时，距离这一年的除夕还有两天，诗人李森奔走在回乡的路上。每年春节，无数在外的人，都要赶着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父母身边，诗人也不例外。这首诗不需要“细读”，任何认识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出它表现的内在主题。《回乡》一如其诗歌题目，就是诗人“回乡”的所见所想，但是，它的意象是丰富的，在诗的前半部分，“苍山”、“马鞍”、“怒江”、“辔头”、“高黎贡”、“积雪”等意象都是“显在”的，描述的是诗人自大理、经保山、越怒江、翻高黎贡山的“具象”景物。在这些具体的意象表现中，深刻地镌刻着他在回乡途中对山川、河流、乡野的回忆和追溯。而在诗的后半部分，“虎穴”、“虎”、“玻璃”等意象却是“潜在”的，它们不是纯然的虎穴、老虎、玻璃等“客观对应物”，而是诗人的隐喻和转义。在这些非具象的意象表达中，作为主体的“我”面对时光的流逝，希望想象中的“虎”来“砸碎”“光阴的玻璃”，是有深刻隐喻的，其最终指向是对过去美好精神状态的向往。
同时我们说过，故乡既可以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里得以呈现，也可以在空间（故乡、异乡）里得到书写。在这首诗里，“故乡”在时间上以两种不同的节点出现：一是即将回到的故乡，那是未来；二是“二十年前”，那是过去；在空间上，故乡就是“原乡”，即诗人前往的故乡。因此，在这首诗里，怀乡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意象中，它还穿越时间通过空间呈现出来，让作为主体诗人的经验和心智在不同的时空中得以准确表达。
显然，诗人李森并非仅仅留恋古朴自然的“原乡”所散发出来的乡土气息，如他诗中反复出现的“谷仓”、“马车”、“番茄”、“土豆”、“耕牛”、“秧苗”……这些具体风物的描绘。在他确立怀乡的叙说后，他选择更多的表现方式用以对乡土进行观望。在此过程中，对以童年为代表的原生状态的追忆，就成为他的现实选择之一。托尔斯泰说过：“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的、绿色的嫩芽。” [8]因此，童年成为《屋宇》中表现的重要内容。如他在《童年的鱼》中写道：
妈妈在小河上游洗衣，晒满草地
爸爸在下游领着我捉小鱼
大鱼领着小鱼游进了我的手心
不知什么时候，它们碎成了阴影
到岸边来摩擦脊背
随着太阳下山，小河飘满了鱼鳞
随着晚风到达，大鱼领着小鱼
进入天堂，坠满了树上的叶[7]
这首短诗同样是展现李森具象化书写的例证：他用“洗衣”、“草地”、“捉小鱼”等具象景物描绘表现怀乡，努力捕捉这些“本事”在诗人内心留下的种种印痕。在这样的意义上，这首诗就不再是叙事诗，也不是单纯的风景诗。诗人想通过本真的童年生活的描绘，表达自己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这本诗集里有两首名为《童年》的诗歌，在其中一首中，他用“水草”、“栀子”、“谷穗”、“笛子”、“鹭鸶”、“斗篷”、“乌鸦”、“炊烟”等表达对“童年涉水远去”的追怀。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故乡童年生活的追溯，让他将过去、现在、未来，现实、梦境、想象交织在一起，一种飘忽游弋的怀乡往事贯穿其间，那就是对童年生活的珍视，蕴藉着诗人无限的脉脉温情。
在另外的意义上，故乡也可以是“生活在别处”，对其“乌托邦”式的想象，这种怀乡是臻于完美和纯净的，也是充满隐喻和修辞的，同样能体现出诗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依托。在这样的作品里，李森一方面在诗歌里反复彰显怀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又借重怀乡来对生活的世界进行观照。如他的《稻田》：
田埂，水牛一生的棋盘，框住了水，框住了天光
顺河而上的春风，正在鱼群的心灵里，重新安置哑语
空濛的岁月，弯腰插秧的人，也框在稻田里
在坝上，拖拉机与水牛对视，反刍着一个宇宙的两端
山顶上，飞来几朵大红树冠，挂着几顶墨绿色雨衣
栅栏拉扯着栅栏，……
田埂牵着田埂，花环牵着花环，水波牵着水波，人牵着人 看吧，这是今日的秧歌，这是世代藏着生活的欢欣[7]
在这首节制陈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稻田里，田埂围住水牛的一生，它在这里耕犁；而插秧的人，也在稻田里年复一年劳作。诗人没有写出水牛的哀怨，也没有写出插秧人的伤怀，因为“这是世代藏着生活的欢欣”。在这里，古老的怀乡主题在诗人的笔下变得不同寻常，他从隐喻的“稻田”出发，从简单的乡间记忆出发，引申出或写意的或雅致的古典意味，这是他众多怀乡作品的表现手法之一。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诸如“田埂”、“水牛”、“鱼群”、“插秧”等质朴的乡间事物，在李森浸透着古典意味的表达中纷至沓来，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美景，而且其间充满着欢欣的张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出诗人从乡间生活中提炼出奇特的感受和神奇的表现的综合能力，他使平淡无奇的细小事物拥有空前的想象和诗意的再现。同时，在“栅栏拉扯着栅栏，花环牵着花环，水波牵着水波，人牵着人”这句诗里，诗人所运用的修辞也是显明的，而这种修辞的运用，在他的《屋宇》中俯拾皆是，甚至成为他标志性的修辞运用形式。
此外，在一些“句秀”的诗歌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种洋溢着古典气息的怀乡。如《朝阳》中的“人在老。我结在桃红，梅黄。又见朝阳。人还在老”，《致母亲》里的“谁在家乡的小河边不停地捣衣，不停滴漂洗/让冬日里祖先的亡魂张开鱼嘴呼吸，用鳍摇摆/谁在寒冷的天空驱使繁星四落而散/模仿铁匠铺中溅射的火星，冷却的铁渣”，等等。在此，我并不是说李森诗作的全篇不够精彩，而是这些写得出神入化的句子和段落，形象奇特，意境优美，隐喻丰富，它们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在当代中国诗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三 怀乡的意义
作为一个从遥远的边地腾冲来到大城市的“异乡人”，李森对于故乡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同时他又是试图在诗歌领地里构筑福克纳式的“故乡神话”的诗人。因此，他这种对怀乡的离开与回归、写实与想象的种种诗意述说，使得他的怀乡诗歌在当代诗坛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迹。在《屋宇》中，他善于描绘风物，营造抒情氛围，同时并不单纯在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上表现，还在隐喻、修辞等层面上呈现。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怀乡的探寻与表达，使他的诗歌蕴藉着深刻和持久的艺术魅力。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屋宇》的怀乡书写是有启示意义的。
首先，怀乡提供重要的文学资源。在现代社会，人们注定是回不到过去的，而怀乡诗歌重新寻找破碎的心与自然、艺术、精神之间的关联。它把人们对此岸世界的种种焦虑，转化为彼岸世界或者过去生活的感性想象，于不可能中寻找人生的理想生活。因此，“怀旧/恋乡是现代性的一项特征。它既为确定性奠定了丰厚的根基……它是针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作出的反应。” [1]故乡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它无疑是表现怀乡主题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当现代人面对精神的危机和现实的焦虑时，或者说面对某种“文化冲突”时，乡村就成为人们最初想到而且可以回归的文化空间，也可以成为人们自由栖居或者想象的诗意王国。
诗人想要在诗歌的言说中获得存在，想要对“文化冲突作出反应”，必然会去寻找自己熟悉的领地或者资源。因此，在《屋宇》中，李森精心地描绘乡村、土地、梨花，这是他熟悉的文学资源或者说他可以依赖的精神遗存。于是，我们阅读《家园》、《马帮》、《春的生日》、《火塘》等作品时看到，他将故乡平实平常的乡村图景与自由深远的意象结合起来，在两者的无限张力中建构他的想象空间。正是这种对乡村的温情描绘和悉心建构，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与满足。在此意义上，《屋宇》的怀乡书写为当代诗坛提供了寻找文学资源可供借鉴的通途。
其次，怀乡建构独特的审美意蕴。我们知道，故乡是中外文学创作的主题，而怀乡诗歌以其最真挚和最深厚的情感构筑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因为，它的真实坦诚让人感动，而它的诗性表达更以审美的方式涤荡灵魂。诗论者韩作荣在作品里提到：“真正动人心魄的诗可以是审美，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但更有震撼力的因素是坦诚，是剥去伪装的真实，那是一种质朴的述说，由心灵直接抵达心灵，由于距离的缩短和情感的加速而引起心理的冲击力。” [9]可以说，当代人已经厌倦道德的说教和训诲，也不再钟情于无边的技巧和语言实验，只有诗歌的坦诚和真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生活的欲望多元、精神荒芜的时代，也只有那些散发自由主义气息和理想主义气质的诗歌，才会给日渐冷漠、麻木的人们带来些许的拯救。而怀乡诗歌也正因为有这种坦诚的表达和理想的气质富有感人至深的品格，它所引发的是人们心灵中最为细腻和真实的自觉和认同。
在《屋宇》中，李森对于怀乡的独特表现，不仅在于他对故乡的沉湎，还在于他对经验和情感的审美建构。他以坦诚、博大的写作和智性、自由的精神表达着“异质性”的审美意识，如被称为“拟《诗经》体”的诗歌：《雷开门》、《种荞于山》、《桃可知》、《积雪》等，它们的语言显得理性、节制、抒情，富有韵律，蕴含着深刻的审美意蕴。同样，在他被命名为《春水》、《风春》、《我的石头》、《莲花与犁铧》等作品里，乡土事象不是孤独、单纯的客体，而是仿佛蕴含着神灵和圣谕，密布着芬芳的诗意美感。在这些书写中，他又以另外的方式返回到故乡、山岗、水田。由此，这种对怀乡的审美和观照，使得他的写作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和期待，也使得他的《屋宇》成为当代诗坛上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 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第70、71页，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第86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Wallace Stevens， The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Vintage，1990），418.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17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第2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伦》，第1页，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7] 李森：《屋宇》，第1、189、143、4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8] 爱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第24页，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9] 韩作荣：《诗歌讲稿》，第64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
（杨绍军，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