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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的雾霾一次次把火电厂推入舆论的漩涡中，却忽视了另一重要污染源：散烧煤。
6月2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公开表示，京津冀将实施优质煤替代工程，计划到2017年替代劣质散煤3350万吨。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已开始关注散烧煤的污染问题。
早在2011年，我国发布并陆续实施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燃烧效率远低于大型火电厂、排放污染物未经处理的散烧煤，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庆幸的是，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在印发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强调了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减少煤炭分散直接燃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我国用煤结构中，约25%用于工业和生活散烧，散烧煤缺乏有效、严格的管理，造成的环境问题，亟待重视。当前不仅要控制煤炭的产量，更要着力于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不可忽视的问题
2014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8.7亿吨，约占全球一半，而利用集中度却不足50%。全球平均煤炭利用集中度超过60%，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达到90%以上。与利用集中度低对应的是，燃烧使用高硫、高挥发劣质煤的分散供热取暖小锅炉，以及民用取暖灶用煤炉在我国大量使用。这样的燃烧利用方式无论来自企业还是家庭，绝大多数没有采取任何除尘、脱硫、脱硝等环保措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尚在使用的工业燃煤小锅炉超过60万台，工业锅炉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1.6%和22.2%。
60万台锅炉一年散烧约18亿吨煤，而散烧一吨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电厂等大型锅炉处理后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散烧18亿吨煤的排放量相当于180亿吨以上电厂用煤燃烧产生的污染。相对于电厂等规模化排放，散烧煤排放污染物距离地面近，接近人群，不易扩散，会对空气质量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专项督查数据显示，京津冀三地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煤炭消费量占三地全社会总耗煤量的11%，烟尘总排放量却占到同期三地环境统计的23.2%。
困难重重的治理
今年2月，环保部发出的《关于对河北省承德市大气污染问题挂牌督办的通知》明确表示，承德市部分地区散烧煤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居民住宅以及部分宾馆、学校、商业等单位取暖小锅炉、茶浴炉燃用煤质较差，无治理措施。
这并不难理解。在低成本燃料缺乏，用电或燃气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用户购买使用燃煤时价格高低就成了主要导向，并不在意环保问题。同时，煤炭在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缺乏监管，部分煤炭企业将未经清洁化处理的煤炭销售给用户，任意排放导致污染。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散烧煤比较分散，除了污染排放量大，排放治理也更加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北方农村散烧煤取暖尚无环保标准，监管也无据可依。而且散烧煤用户单体小，治污设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投资动力明显不足。几种问题的叠加造成了散烧煤治理困难重重。
替代计划
显然，在环保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下，治理散烧煤导致的污染，已经迫在眉睫。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淘汰落后燃煤锅炉60万蒸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燃煤锅炉设施，基本完成由天然气、热电联供、洁净优质煤炭产品等替代。
当前，治理散烧煤最为可行的举措是在除尘、脱硫等末端治理技术成熟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集中供暖、供热；推进“煤改电”，将分散燃煤改为集中燃煤，集中处理污染物。
林伯强表示，将煤炭用来发电、污染物进行集中排放处理是可行的选择。终端用户多用电、少用煤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煤炭转化为电能的比重越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越高，煤炭污染排放也相对会减少。”
新疆乌鲁木齐是全国首个实行“煤改气”的城市，实行“煤改气”以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优良天数由改前2011年的276天增加到2014年的310天。
但煤改气、煤改电无疑会增加用户的使用成本，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够承受。李毅中表示，应当进一步提高煤炭入洗率，提高燃煤热效率，采取必要措施。比如，对发电以外的锅炉也给予适当补贴，要求其进行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处理。
对于散烧煤利用更加普遍的农村地区，国家层面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已明确了要从煤炭销售流通环节开始加强监管，制定严格的散烧煤质量标准，对硫分、灰分、挥发分、排放指标等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严控劣质煤流向农村消费市场。用低排放煤炭产品替代劣质散煤，全面禁止劣质散煤的销售，保障农村散烧煤煤质。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正元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有效解决污染问题，应当加强引导，推进农村地区秸秆、沼气等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应当发挥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包括企业在内的用户更多地去使用生物质能，以此替代散烧煤。此外，全面推行集中供暖、供热，在光伏、风电资源丰富地区，利用可再生能源波动特性替代燃煤锅炉进行供热也是减少散烧煤的有效举措。
6月2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公开表示，京津冀将实施优质煤替代工程，计划到2017年替代劣质散煤3350万吨。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已开始关注散烧煤的污染问题。
早在2011年，我国发布并陆续实施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燃烧效率远低于大型火电厂、排放污染物未经处理的散烧煤，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庆幸的是，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在印发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强调了加大民用散煤清洁化治理力度，减少煤炭分散直接燃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我国用煤结构中，约25%用于工业和生活散烧，散烧煤缺乏有效、严格的管理，造成的环境问题，亟待重视。当前不仅要控制煤炭的产量，更要着力于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不可忽视的问题
2014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8.7亿吨，约占全球一半，而利用集中度却不足50%。全球平均煤炭利用集中度超过60%，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达到90%以上。与利用集中度低对应的是，燃烧使用高硫、高挥发劣质煤的分散供热取暖小锅炉，以及民用取暖灶用煤炉在我国大量使用。这样的燃烧利用方式无论来自企业还是家庭，绝大多数没有采取任何除尘、脱硫、脱硝等环保措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尚在使用的工业燃煤小锅炉超过60万台，工业锅炉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1.6%和22.2%。
60万台锅炉一年散烧约18亿吨煤，而散烧一吨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电厂等大型锅炉处理后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散烧18亿吨煤的排放量相当于180亿吨以上电厂用煤燃烧产生的污染。相对于电厂等规模化排放，散烧煤排放污染物距离地面近，接近人群，不易扩散，会对空气质量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专项督查数据显示，京津冀三地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煤炭消费量占三地全社会总耗煤量的11%，烟尘总排放量却占到同期三地环境统计的23.2%。
困难重重的治理
今年2月，环保部发出的《关于对河北省承德市大气污染问题挂牌督办的通知》明确表示，承德市部分地区散烧煤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居民住宅以及部分宾馆、学校、商业等单位取暖小锅炉、茶浴炉燃用煤质较差，无治理措施。
这并不难理解。在低成本燃料缺乏，用电或燃气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用户购买使用燃煤时价格高低就成了主要导向，并不在意环保问题。同时，煤炭在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缺乏监管，部分煤炭企业将未经清洁化处理的煤炭销售给用户，任意排放导致污染。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散烧煤比较分散，除了污染排放量大，排放治理也更加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北方农村散烧煤取暖尚无环保标准，监管也无据可依。而且散烧煤用户单体小，治污设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投资动力明显不足。几种问题的叠加造成了散烧煤治理困难重重。
替代计划
显然，在环保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下，治理散烧煤导致的污染，已经迫在眉睫。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淘汰落后燃煤锅炉60万蒸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燃煤锅炉设施，基本完成由天然气、热电联供、洁净优质煤炭产品等替代。
当前，治理散烧煤最为可行的举措是在除尘、脱硫等末端治理技术成熟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集中供暖、供热；推进“煤改电”，将分散燃煤改为集中燃煤，集中处理污染物。
林伯强表示，将煤炭用来发电、污染物进行集中排放处理是可行的选择。终端用户多用电、少用煤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煤炭转化为电能的比重越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越高，煤炭污染排放也相对会减少。”
新疆乌鲁木齐是全国首个实行“煤改气”的城市，实行“煤改气”以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优良天数由改前2011年的276天增加到2014年的310天。
但煤改气、煤改电无疑会增加用户的使用成本，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够承受。李毅中表示，应当进一步提高煤炭入洗率，提高燃煤热效率，采取必要措施。比如，对发电以外的锅炉也给予适当补贴，要求其进行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处理。
对于散烧煤利用更加普遍的农村地区，国家层面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已明确了要从煤炭销售流通环节开始加强监管，制定严格的散烧煤质量标准，对硫分、灰分、挥发分、排放指标等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严控劣质煤流向农村消费市场。用低排放煤炭产品替代劣质散煤，全面禁止劣质散煤的销售，保障农村散烧煤煤质。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正元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有效解决污染问题，应当加强引导，推进农村地区秸秆、沼气等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应当发挥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包括企业在内的用户更多地去使用生物质能，以此替代散烧煤。此外，全面推行集中供暖、供热，在光伏、风电资源丰富地区，利用可再生能源波动特性替代燃煤锅炉进行供热也是减少散烧煤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