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曾国藩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几只旧木箱随他辗转南北。他肃贪官，严吏治，倡学风，开书局、办工厂，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无论做人、做官、做事，都能自修、自省，常怀自律之心，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而不致自毁长城、步入歧途。窥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他的一封家书，和他的湘军军歌或许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有所触动 。
　　其原文如下：
　　沅、季弟左右：
　　帐棚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有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人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属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人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不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失守，可悯可敬。
　　翻译成现代话就是：
　　沅、季弟左右：
　　帐棚今天赶制，大约五月份可送去六个营的，六月份再送去六个营的，以使新营的兵勇可以稍微去暑。抬小枪的药，与大炮的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也没制造两种药。今后定期每个月向弟弟那里送去三万斤药，应该不致于再缺乏了。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城，他的老营十六日可以到达。到了以后马上派他去芜湖，以免使南岸中部空虚。
　　雪琴与沅弟的矛盾已经较深，难于在短期内塥垢。沅弟批评雪琴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的地方。弟弟说雪琴声色俱厉。凡是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去不能看见自己的眉睫，声音笑貌拒绝别人，往往是不能自见，不能自知。雪琴之厉，在于雪琴不自知;沅之声色，恐怕开始也不是不厉，只是不自知。曾记得在咸丰七年冬天，我责备骆、文、耆对我苛薄，温甫则说：“兄的面色，常给人以难堪。”又记得咸丰十一年春天，树堂深刻责备张伴山骄傲不敬，我对树堂说他的面色能拒人千里之外。观两件事，沅弟面色的严厉，是不是像我和树堂那样不自觉呢？
　　我们家眼下处在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近两万人，季弟统领四五千人，近世以来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几家？近半年来，沅弟七次拜受皇恩，近世以来像弟弟这样的人能有过几个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我们家也是月盈之时了。管子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等他人来概而后悔，已经晚了。我们家刚刚丰盈，不要等天来概、人来概，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先自概。
　　我因为名位太重，经常怕祖宗留下的福分被我一人享尽了，所以时常用劳、谦、廉三个字警戒自己，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三字自警，并且以此自概。
　　湖州于初三那天失守了，可悯可敬。
　　 五月十五日
　　曾国藩看到民众在内乱外患中，家败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时，有感而发，亦为了收拢民心，得到民众支持，他在筹办湘军时，特地编了一首《爱民歌》教官兵学唱，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營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国藩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除此之外，他编写的《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无独有偶。一九二七年底，曾国藩的老乡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时，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给捆好。因此，毛泽东借鉴曾国藩的做法，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细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虽然在内容条文上有所不同，词句也有差异，但其主要意思是相同的，那就是约束官兵行为，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由此显然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和启发的。 这两首“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国藩与毛泽东有着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或者说，毛泽东对曾国藩是有所传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爱民的典范，都深受人们的爱戴。一九一七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很说明问题。
　　通过曾国藩写给两位兄弟的书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曾国藩不仅多次上书陈述民间疾苦，也多次发布公告以减轻群众负担。而且，他对自己的兄弟也是严格要求，作为清政府的高官，能够体恤民情，爱惜民力，实属不易。
　　但是，曾国藩不是完人。由于他效忠清王朝，在受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因采用血腥的屠杀政策，以白色恐怖的高压手段镇压群众起义，维护满清封建统治。被人称为“曾剃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