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吧”成了我的口头禅。当别人提到什么观点，特别是令我不快或不解的观点，我没有耐心听下去也懒得费口舌去反驳，便无所谓地轻轻撂下一句“好吧”，仓促而利索地结束这个棘手的话题。
　　为避免针锋相对引发的争吵和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好吧”实在是一句万能的咒语，用棉花一般的柔软和宽容轻而易举地迎接所有咄咄逼人、穷追不舍或浑身带刺的争论和质疑。再犀利的语言扎进“好吧”的棉花之中都会陷入有劲儿没处使的境地——因为对手根本不接战，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段时间我甚至以为这就是“和为贵”。高大上的“求同存异”精神也不过如此嘛，何必争红了脸，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呢？相对主义就是这样：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我们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尊重彼此的观点和习惯，和平共处，和谐万岁。
　　所以，当有人提到什么才算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总是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开。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们别管。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也不问。我采取独立的姿态，拒绝交流和妥协。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不奢求得到别人的认可，我要锻炼出真正的不在乎，别人叫好或批评我都充耳不闻。说真的，这挺难，但我在坚持。有人把文学创作当作一项事业，兢兢业业地为之奋斗：像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像巴尔扎克拼命地写啊写为了挣钱还债；像路遥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过苦行僧似的生活，严格按照计划进度完成小说；像一些年轻人揪着作家梦，终日斟酌字句勤学苦练……这些观念和行为几乎让我不齿。看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之后，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从文学创作中得到纯粹的快乐，如果创作是这样的苦役的话。之前我对这样的人只说一句话：“好吧。”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反正我不是这样的。我无意于说服别人，也不会被别人说服。
　　直到某天我忽然意识到，这样无条件地妥协、无限制地逃避争论其实是一种退缩，是以相对主义为借口的偷懒。
　　那天我与一个朋友聊起“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显得有点庞大但又非常接地气的问题。刚谈了几句我就习惯性地“好吧”起来。“好吧，那只是你的观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没必要对别人指手画脚，做好自己就足够了。”朋友并没有被这旬相对主义的论调击退，反而劈头盖脸地问： “那么，抢劫偷盗杀人放火也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生活方式吗？你不倡导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就会陷入过度的自由和混乱。”我也不甘示弱：“那么，什么是你所谓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踏踏实实读完大学找个体面的工作养家糊口就行吗？有多少人为了世人眼中的好生活丢失了梦想、放弃了幸福、抛弃了享受生活的机会！说到底，标准何在？谁有权来制定标准？‘标准’和‘权利’本身就是扯淡的东西。”
　　虽然我们的对话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这番争吵倒是触发了更深更广的思考。争论无益吗？不一定。泛泛而谈、单调地重复甚至破口大骂可能是浪费时间破坏气氛，但是，在冷静思考之下，条理清晰地阐述观点和论据，这样的争论则能有效地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不同的观点在碰撞中可能激发灵感，或者得到补充。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也各异，交流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盲区。如果一味地用相对主义和“好吧”草草应付，拒绝深入交谈，许多矛盾和难题就没有机会得到解决，久而久之反倒会加深隔阂和仇恨。
　　更何况，我们内心生来都有一种被别人接纳、赞叹的愿望。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各说各的，无人倾听自己、关注自己，那么发言的意义也就近乎为零。说服别人的欲望大概始终深植于每个人体内，尊重差异不代表放任自由。我坚持一种观点必然有我的理由，多半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比较“好”的。虽然没人能给“好”这个字下定义，但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自己所认为的“好”，并有意或无意地推广这种“好”。
　　比方说，当我得知一个朋友成了素食主义者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服她恢复正常饮食。理由很简单，凭借我对人体和营养学知识的了解，我认为纯素（肉、蛋、奶一律不吃）的饮食方式对她的身体绝对是弊大于利。什么“合理的纯素搭配可以得到与非素食者同样的健康”的说法，我一概保持怀疑——那都是理想化的、理论上的东西，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校忙碌的学习生活中）很难真正做到。那一刻的焦急和担忧让我燃起强烈的说服别人的欲望，我忘记了“好吧”，忘记了“相对主义”和“尊重个人选择”之类冠冕堂皇的论断。我只想试着改变朋友的想法，让她对身体健康多一些考虑。
　　现在，“好吧”依旧是我的口头禅。有时我随口一说敷衍过去，但有时我还是会认真地参与争论，毕竟不是所有事都可以无所谓的。前几天看报道说，在法国考场外有学生打群架，一群是黑格尔的支持者，一群是康德的支持者。我觉得他们很可爱，也很让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