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说：“民主就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将政府赶下台。”全球越来越多卸任首脑的出现，预示着代议制民主和首脑任期制已经深刻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
　　卸任，曾经是一个让掌权者尴尬、恐惧和痛苦不已的话题，从权力的巅峰跌入平民状态，不亚于政治生命的完结。但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正式的权力受到多方制衡，民间享有更多非正式的权力，首脑卸任却在某些社会领域保持一定影响力，甚至名利双收，已经不是不可能。像卡特、克林顿那样，卸任后做一个全球公民，未必就比在权力的重负下板着一张扑克脸、生活得不到舒张更为难自己。而像杰斐逊、森喜朗那样“发挥余热”地幕后操盘后继首脑人选，以守护自己或本党的政治遗产，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必要性已经大打折扣。
　　卸任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正常状态，喻示着与一套风险很高的政治体系诀别。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中，仅被赶下台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如今健在的戈尔巴乔夫拥有退休生活；196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逾七成的元首是因为政变、战争或外部入侵而下台的；如今尚未被颜色革命侵袭的几个中亚国家，大选“常胜将军”的超高得票纪录，对于他们的施政路线能在过世后延续，其实并无多少裨益。
　　而今，有别于英式民主传统对于旧日政客“人走茶凉”的坚持，以政商旋转门、信息社会、自组织平台、泛区域融合为标志的全新时代向卸任首脑们敞开了怀抱。与此同时，拖着旧时代暴虐控权影子的遗老们必须接受转型正义的制裁，一身金钱原罪的政界大佬们也得在司法程序里耗尽他们的晚年，无论他是狡兔三窟的藤森，还是长袖善舞的贝卢斯科尼。有争议的特赦权和在职刑事豁免权，值得保留，但需要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范。
　　前任首脑与继任者及原属政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中幽暗而耐人寻味的部分。不考虑老罗斯福与继任者反目的特例，美国历任总统之间相对和谐，有些总统甚至要求前总统在各个方面充当助手，这是走马灯般更换的日本首相们绝对艳羡的。日本的前首相，有的甚至无法被本党接纳，下台两三年就遭处分。而在韩国、巴基斯坦和埃及，都曾上演连续两任首脑同时期受审的大片。
　　所以说，到期卸任首脑的命数，随历史阶段和各国国情而异，总体来看，生活待遇和政治空间看涨，而对现当局的影响力则因人而异，呈现两极分化。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体制稳定光有经济增长不够，还需要包括卸任首脑在内的决策者之间权力互动的制度化。政治演进史上的恩典或教训，并不会因为政体的差异就逃脱它本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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