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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集聚程度、产业分布、经济密度和创新动力看，当前中国的区域发展已步入城市群时代。《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重要文件的出台，将推动劳动力、人口、产业等要素向城市群集聚，并在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形成更加紧密和高效的要素双向流动。横向看，全球主要城市群均以“金融+”的形式实现特色化发展，并伴随金融业态的日益多元化，由传统形态走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阶段，而区域内金融合作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驱动力。
一、我國区域发展已步入城市群时代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高于55%的全球平均水平，仍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80.6%。在城镇化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群正成为观察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视角。从GDP总量看，2018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区域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4%、13.6%和8.5%，合计超过40%;从人口总量看，2018年三大区域合计占全国总量约32%，百度地图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吸引力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有14个位于三大区域，且其内部城镇化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人均GDP看，2018年三大城市群人均GDP均超过8万元、粤港澳大湾区超10万元;从研发投入看，2017年三大城市群专利申请数量合计占全国比重超过60%，已成为全国的创新中心。
理论上，城市与城市群均可视为要素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其驱动力源于：一是规模经济与成本考量。产业集聚与规模扩张能够带来原材料和中间品运输、固定资产使用和劳动力成本下降，例如劳动力成本下降就源于大型城市优化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效率，由于劳动力的集聚、劳动技能的多样化（或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大型城市或城市群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了雇主与雇员的搜寻成本。二是专业化分工与协同效应。自亚当·斯密以来，分工就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或区域层面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往往带来整体层面（如国家或经济体层面）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并推动整体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三是知识流动与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会激发知识的流动和交互（即Jacobs外部性），这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有极大的价值，产业集聚的背后可能是创新需要。
严格而言，从城市至城市群均可视为产业空间集聚，那么为何需要形成拥有多个中心城市的城市群而非单个超级城市？经济学理论已经从土地和交易成本、收入不平等加剧、人口集聚的负外部性等角度解释了单个城市产业无法无限扩张的原理。简言之，人口和产业集聚加剧了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推升住房和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劳动力生活成本以及企业经营成本;随着产业升级由多样化阶段转入复杂化，对于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城市普通劳动者、服务业从业者的工资增长有限，拥有房产等资产的群体将会形成利益集团并维护此类“食利”机制，城市的老龄化亦可能使社会收入分配中财产继承而非个人奋斗成为决定性因素;此外，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带来的负外部性往往需要城市所有群体承担，低收入群体更难以承受;最后，单个城市的知识积累和创新动能也无法无限扩张，个人和企业能够掌握的知识、技术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城市知识总量的扩张将最终有赖于高素质劳动力和创新企业数量的扩张，一旦此类要素受前三点因素影响而集聚放缓，甚至向外扩散，则城市的创新动能将会大幅弱化。
二、金融多元化发展是城市群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在产业集聚促进催生城市群形成后，区域通常将经历多样化与专业化（或高级化）两类产业升级过程。一般而言，区域将会由传统形态走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这在工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以及第三产业业态的多元化。区域产业的多样化和复杂度提升，要求区域金融业由航运金融、商业保险、银行信贷等服务传统工业的单一业态，发展为包括风险投资、金融科技、金融商务、绿色金融在内的多元化业态。
从理论上看，除发达的金融服务业本身就是服务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外，城市群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多元化发展的具体需求还包括：一是需要包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在内的多元化融资服务，以更好地支持区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而强化区域内市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二是需要金融体系具备好的、非单一的金融结构，能够有效分散风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三是需要多样化金融产业集聚，形成金融中心与金融增长极，在核心区形成增长效应的同时，通过涓流效应推动周边区域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提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球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历程看，尽管具体形式存在差异，但基本是以均以“金融+”的形式实现差异化发展，助推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佐证了金融多元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纽约湾城市群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其产业互补、错位发展的多核格局，金融作为高附加值的主导产业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占美国1%左右的面积创造了占全美近9%的生产总值，其中纽约市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长期稳居第一;
——旧金山城市群的金融特色一方面在于以旧金山市为代表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另一方面在于以硅谷为代表的风险资本集聚，拥有美国36%的风险资本以及全世界16%的风险资本，形成包括政府、产业联盟、高校科研机构、资本、人才、孵化器的科技产业生态链，有“科技湾区”之誉。旧金山城市群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8万美元，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约40%;
——东京湾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日本的40%，依托东京与横滨（京滨）、东京与千叶（京叶）两大工业带形成了生产服务业集群，其主要以银行体系支持企业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专项贷款引导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推动实现日本政府的规划目标。 三、城市群金融合作是区域金融多元化、特色化发展的“点睛之笔”
城市群金融合作将是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形成多元化金融业态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城市间金融合作能够通过削减制度和基础设施约束、促进金融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通，发挥城市群内部金融产业的集聚与辐射效应，即在区域金融中心通过集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与合作分工成本，而随着中心地带成本提高、竞争加剧，周边区域将陆续承接资本、资金、服务的输出以及金融產业转移等辐射效应。同时，区域内不同城市由于其要素禀赋、发展阶段、产业链分工、发展机遇的区别而自然形成了差异化的特色金融，催生区域多元化金融业态诞生。
以纽约湾区城市群（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31个郡县）为例，其金融发展格局总体经历了纽约单核心向纽约—泽西市—斯坦福德等多核心的演变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大都市区的主要城市普遍经历了就业结构由制造业向金融业转移的过程，90年代后，伴随着纽约市金融业的对外扩散，其金融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14.6%下降到2018年的10.4%，周边城市金融就业比重开始上升，如泽西市金融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6%上升至2018年的12%。在承接纽约金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纽约周边泽西市（Jersey City）、格林威治镇（Greenwich）、斯坦福市（Stamford）等城镇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出特色化的金融业态。例如，泽西市依托与纽约曼哈顿区仅隔一条哈德逊河的区位优势，大规模招商引资，以PPP模式引入私人资本，并对项目进行税收减免、现金补贴，在曼哈顿的河对岸Newport建立了大量写字楼、豪华宾馆、购物中心与公寓，形成了良好的配套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大量金融服务公司由曼哈顿转移至泽西城或在此设立分支机构，使当地金融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增长了5.59倍，增量分别是同期哈德逊郡和新泽西州金融就业机会增量的3倍和9倍，2008年泽西市金融业及其相关产业就业人口占其私营部门总就业人口的52%。再比如，地处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格林威治镇为康州距离纽约市最近的城镇之一，处在“纽约1小时经济圈”之内，1990年后，格林威治镇凭借据纽约45分钟车程的地理位置、明显低于纽约州和康州个人所得税率、安静的自然环境以及放松的基金监管，聚集了大量对冲基金与对冲基金经理，成为“全球对冲基金之都”，截至2018年，康州活跃的对冲基金约211家，位居全美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州和加州，其中超过100家均位于格林威治镇。
四、推动区域内城市群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区域发展实践中落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纽约湾区的成功在于市场主导的开放性金融合作推动了城市间优势互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但地方政府在维护收入公平上的缺位也导致就业结构失衡、就业机会分配不均、产业结构的过度“金融化”和“房地产化”等问题。《意见》指出，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上适度放宽、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地方政府应落实《意见》要求，特别是在金融相关要素方面，完善金融产品跨境交易机制、减少金融机构跨境展业壁垒，并为金融机构合作、金融资源跨境流动搭建好平台以及配套软硬性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应重视以金融科技手段推动民生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为本地居民做好相关技能培训，使居民在城市发展中获得就业、收入增长机会以及更加便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升其获得感。
其次，应结合各方优势发展特色化的城市金融业态。因城制宜发展特色化金融业务有助于城市群多元化金融业态的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澳门与珠海为例，澳门作为中心城市之一，拥有最高的人均GDP、特色化的经济金融结构，但地域空间狭窄、市场规模小、产业结构较单一，第三产业特别是博彩业占比接近50%，吸附了大量有限的人力与土地等社会资源，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主，缺乏足够的场地空间和专业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法规建设、特色金融人才储备、人才引进与流动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而珠海与澳门地理位置临近，具备较丰富的土地资源，对于向内地开展金融业务有更便利的政策和人才条件，将是合作建设澳门特色金融的主力军。由此，珠澳深度合作发展特色金融的空间广阔，如2017年6月，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落户横琴，与澳门金融管理局委托代理人于2018年5月发起设立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将200亿元人民币澳门财政储备资金以QFLP形式引入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包括横琴科学城、河惠莞高速公路等，其成立为以股权基金形式引入澳门资本参与大湾区建设开创了先例。
最后，应用金融科技手段解决城市群金融合作中的障碍。以征信为例，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异地展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相比本地金融机构更难以获得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现有数据的覆盖率比较有限，且多数非银金融机构难以达到接入门槛，且不同城市之间的金融机构往往由于信任问题而不愿共享企业信用数据。此时，区块链由于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隐私保护等特点能发挥作用，例如参与城市群征信合作的金融机构可以共同设立一条联盟链，以区块链独立节点的身份和API对接的方式加密共享己方数据、查询他方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
一、我國区域发展已步入城市群时代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高于55%的全球平均水平，仍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80.6%。在城镇化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群正成为观察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视角。从GDP总量看，2018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区域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4%、13.6%和8.5%，合计超过40%;从人口总量看，2018年三大区域合计占全国总量约32%，百度地图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吸引力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有14个位于三大区域，且其内部城镇化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人均GDP看，2018年三大城市群人均GDP均超过8万元、粤港澳大湾区超10万元;从研发投入看，2017年三大城市群专利申请数量合计占全国比重超过60%，已成为全国的创新中心。
理论上，城市与城市群均可视为要素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其驱动力源于：一是规模经济与成本考量。产业集聚与规模扩张能够带来原材料和中间品运输、固定资产使用和劳动力成本下降，例如劳动力成本下降就源于大型城市优化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效率，由于劳动力的集聚、劳动技能的多样化（或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大型城市或城市群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了雇主与雇员的搜寻成本。二是专业化分工与协同效应。自亚当·斯密以来，分工就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或区域层面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往往带来整体层面（如国家或经济体层面）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并推动整体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三是知识流动与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会激发知识的流动和交互（即Jacobs外部性），这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有极大的价值，产业集聚的背后可能是创新需要。
严格而言，从城市至城市群均可视为产业空间集聚，那么为何需要形成拥有多个中心城市的城市群而非单个超级城市？经济学理论已经从土地和交易成本、收入不平等加剧、人口集聚的负外部性等角度解释了单个城市产业无法无限扩张的原理。简言之，人口和产业集聚加剧了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推升住房和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劳动力生活成本以及企业经营成本;随着产业升级由多样化阶段转入复杂化，对于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城市普通劳动者、服务业从业者的工资增长有限，拥有房产等资产的群体将会形成利益集团并维护此类“食利”机制，城市的老龄化亦可能使社会收入分配中财产继承而非个人奋斗成为决定性因素;此外，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带来的负外部性往往需要城市所有群体承担，低收入群体更难以承受;最后，单个城市的知识积累和创新动能也无法无限扩张，个人和企业能够掌握的知识、技术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城市知识总量的扩张将最终有赖于高素质劳动力和创新企业数量的扩张，一旦此类要素受前三点因素影响而集聚放缓，甚至向外扩散，则城市的创新动能将会大幅弱化。
二、金融多元化发展是城市群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在产业集聚促进催生城市群形成后，区域通常将经历多样化与专业化（或高级化）两类产业升级过程。一般而言，区域将会由传统形态走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这在工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以及第三产业业态的多元化。区域产业的多样化和复杂度提升，要求区域金融业由航运金融、商业保险、银行信贷等服务传统工业的单一业态，发展为包括风险投资、金融科技、金融商务、绿色金融在内的多元化业态。
从理论上看，除发达的金融服务业本身就是服务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外，城市群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多元化发展的具体需求还包括：一是需要包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在内的多元化融资服务，以更好地支持区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而强化区域内市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二是需要金融体系具备好的、非单一的金融结构，能够有效分散风险，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三是需要多样化金融产业集聚，形成金融中心与金融增长极，在核心区形成增长效应的同时，通过涓流效应推动周边区域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提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全球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历程看，尽管具体形式存在差异，但基本是以均以“金融+”的形式实现差异化发展，助推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佐证了金融多元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纽约湾城市群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其产业互补、错位发展的多核格局，金融作为高附加值的主导产业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占美国1%左右的面积创造了占全美近9%的生产总值，其中纽约市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长期稳居第一;
——旧金山城市群的金融特色一方面在于以旧金山市为代表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另一方面在于以硅谷为代表的风险资本集聚，拥有美国36%的风险资本以及全世界16%的风险资本，形成包括政府、产业联盟、高校科研机构、资本、人才、孵化器的科技产业生态链，有“科技湾区”之誉。旧金山城市群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8万美元，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约40%;
——东京湾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日本的40%，依托东京与横滨（京滨）、东京与千叶（京叶）两大工业带形成了生产服务业集群，其主要以银行体系支持企业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专项贷款引导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推动实现日本政府的规划目标。 三、城市群金融合作是区域金融多元化、特色化发展的“点睛之笔”
城市群金融合作将是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形成多元化金融业态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城市间金融合作能够通过削减制度和基础设施约束、促进金融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通，发挥城市群内部金融产业的集聚与辐射效应，即在区域金融中心通过集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与合作分工成本，而随着中心地带成本提高、竞争加剧，周边区域将陆续承接资本、资金、服务的输出以及金融產业转移等辐射效应。同时，区域内不同城市由于其要素禀赋、发展阶段、产业链分工、发展机遇的区别而自然形成了差异化的特色金融，催生区域多元化金融业态诞生。
以纽约湾区城市群（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31个郡县）为例，其金融发展格局总体经历了纽约单核心向纽约—泽西市—斯坦福德等多核心的演变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大都市区的主要城市普遍经历了就业结构由制造业向金融业转移的过程，90年代后，伴随着纽约市金融业的对外扩散，其金融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14.6%下降到2018年的10.4%，周边城市金融就业比重开始上升，如泽西市金融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6%上升至2018年的12%。在承接纽约金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纽约周边泽西市（Jersey City）、格林威治镇（Greenwich）、斯坦福市（Stamford）等城镇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出特色化的金融业态。例如，泽西市依托与纽约曼哈顿区仅隔一条哈德逊河的区位优势，大规模招商引资，以PPP模式引入私人资本，并对项目进行税收减免、现金补贴，在曼哈顿的河对岸Newport建立了大量写字楼、豪华宾馆、购物中心与公寓，形成了良好的配套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大量金融服务公司由曼哈顿转移至泽西城或在此设立分支机构，使当地金融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增长了5.59倍，增量分别是同期哈德逊郡和新泽西州金融就业机会增量的3倍和9倍，2008年泽西市金融业及其相关产业就业人口占其私营部门总就业人口的52%。再比如，地处康涅狄格州西南部的格林威治镇为康州距离纽约市最近的城镇之一，处在“纽约1小时经济圈”之内，1990年后，格林威治镇凭借据纽约45分钟车程的地理位置、明显低于纽约州和康州个人所得税率、安静的自然环境以及放松的基金监管，聚集了大量对冲基金与对冲基金经理，成为“全球对冲基金之都”，截至2018年，康州活跃的对冲基金约211家，位居全美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州和加州，其中超过100家均位于格林威治镇。
四、推动区域内城市群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首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区域发展实践中落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纽约湾区的成功在于市场主导的开放性金融合作推动了城市间优势互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但地方政府在维护收入公平上的缺位也导致就业结构失衡、就业机会分配不均、产业结构的过度“金融化”和“房地产化”等问题。《意见》指出，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上适度放宽、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地方政府应落实《意见》要求，特别是在金融相关要素方面，完善金融产品跨境交易机制、减少金融机构跨境展业壁垒，并为金融机构合作、金融资源跨境流动搭建好平台以及配套软硬性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应重视以金融科技手段推动民生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为本地居民做好相关技能培训，使居民在城市发展中获得就业、收入增长机会以及更加便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升其获得感。
其次，应结合各方优势发展特色化的城市金融业态。因城制宜发展特色化金融业务有助于城市群多元化金融业态的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澳门与珠海为例，澳门作为中心城市之一，拥有最高的人均GDP、特色化的经济金融结构，但地域空间狭窄、市场规模小、产业结构较单一，第三产业特别是博彩业占比接近50%，吸附了大量有限的人力与土地等社会资源，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主，缺乏足够的场地空间和专业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法规建设、特色金融人才储备、人才引进与流动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而珠海与澳门地理位置临近，具备较丰富的土地资源，对于向内地开展金融业务有更便利的政策和人才条件，将是合作建设澳门特色金融的主力军。由此，珠澳深度合作发展特色金融的空间广阔，如2017年6月，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落户横琴，与澳门金融管理局委托代理人于2018年5月发起设立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将200亿元人民币澳门财政储备资金以QFLP形式引入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包括横琴科学城、河惠莞高速公路等，其成立为以股权基金形式引入澳门资本参与大湾区建设开创了先例。
最后，应用金融科技手段解决城市群金融合作中的障碍。以征信为例，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异地展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相比本地金融机构更难以获得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现有数据的覆盖率比较有限，且多数非银金融机构难以达到接入门槛，且不同城市之间的金融机构往往由于信任问题而不愿共享企业信用数据。此时，区块链由于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隐私保护等特点能发挥作用，例如参与城市群征信合作的金融机构可以共同设立一条联盟链，以区块链独立节点的身份和API对接的方式加密共享己方数据、查询他方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