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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是我国民乐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弓弦乐器之一,它音域宽广,音色圆润秀美,音质刚柔多变,富有歌唱性,有很强的表现力,被广泛的应用于我国民族音乐演奏和戏曲音乐的伴奏当中。20世纪初,刘天华先生将二胡带进了高等学府,使其走向专业化道路以来,二胡专业有了迅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跃进,二胡音乐在保留原有艺术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与革新。大量新作品的问世,演奏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创作手法的结合,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的交融,使二胡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趋势。20世纪初期,刘天华先生是发展二胡艺术的划时代人物。他立足传统、借鉴西乐,率先改革二胡,使之由俗到雅,由民间到大学课堂,由微不足道的伴奏乐器到举足轻重的独奏乐器,并为之创作了《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光明行》等10首感染力极强的二胡独奏曲和47首练习曲。他的10首独奏曲相当真实充分、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彷徨苦闷、挣扎探索和热爱生活,期盼美好未来的思想情感,为二胡的演奏和表现力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地。47首练习曲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规范化和秩序渐进的专业教科书,为二胡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此外,刘天华先生还创立了一整套演奏、创作、教学方法,为二胡表现更广泛的音乐内容和时代风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高等音乐院校的本科和附中,及一些师范院校音乐系,乃至省、地级艺术学校,都开设了二胡演奏课程。从练习曲到乐曲的教学的逐步规范化,为学习者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创造了条件。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五六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富有才华的二胡演奏家。如黄海怀、甘尚时、黄日进、孙文明、王国潼、周耀琨、闵惠芬、宋国生等。他们的出现,反映了二胡专业教育的成果,也大大推动了二胡演奏艺术的进步,使它一跃而成为与琵琶、古筝、笛子等齐名,并在演奏技艺方面趋于完美的独奏乐器。在表演美学的追求上,它既以刘天华、华彦钧为宗,有适应大量新作的要求,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文革”运动的大规模进行,二胡曲创作一度陷入低潮。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原有的乐曲遭批判,新的作品无人敢写,二胡在当时只能拉毛主席语录歌和样板戏选段,因此《打虎上山》、《家住安源》等一些现代京剧唱腔改编的二胡曲曾風行一时。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步复苏,产生了一批新的曲目。如《怀乡曲》(王国潼)、《战马奔腾》(陈耀星),同时还有几首用古曲、歌剧片段及戏曲唱腔改编的二胡独奏曲,如《阳关三叠》《洪湖人民的心愿》(闵惠芬)、《夜深沉》等,这些作品无疑推动了二胡的向前发展。在二胡作品中,有很多乐曲都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与当地的地方方言和戏曲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思想以华彦钧(阿炳)、孙文明等人为代表。与刘天华先生相比,他们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艺术实践,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二胡艺术传统,这就是二胡的民间传统。由于这个传统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肥沃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华彦钧走的是一条纯中国、纯民间的道路,他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音乐之中,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
80年代末至今二胡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新时期必然碰到新问题,产生新理念,使用新技法。二胡音乐创作无论从形式、内容、技法、理念,均进入多元时代,协奏曲、狂想曲、叙事曲、套曲、组曲的不断问世,标志着二胡音乐创作步入成熟期。二胡音乐艺术在创作、教学、表演领域已进入竞技时代。其间,一些带有探索性的新潮民乐作品相继问世,虽有一定数量,但属上乘者不多,但在这一时期内,仍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得到了业内外的公认,并快速传播开来,他们是:刘文金的《秋韵》《如来梦》、王建民的一、二、三狂想曲、邓建栋的《草原情韵》、关铭的《西口情韵》、高韶青的《随想曲》、朱晓谷的《倒板与流水》、刘光宇的《蚂蚁》、关廼忠的《追梦京华》等。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二胡演奏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众多作品中将高技术含量作为创作中的重点。笔者在《琴思弦韵》一书中读到王安潮先生的《中国二胡音乐交响化发展的史学研究》一文,文中列举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的二胡新作品共有90多首(大型居多),移植小提琴作品20余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出现这么多新作,可谓是二胡音乐创作的大丰收。产量之大,前所末有,但质量是否之高呢?值得商榷,近百首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在象牙塔里流传,而广大二胡社会音乐市场却还是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因为雅俗共赏的精品太少,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作品不多。如何将二胡作品的可听性与技巧性完美的结合,这是摆在作曲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在现实生活里某些作品中常常出现顾此而失彼的现象:注意了技巧性,忽视了可听性,注意了创意性,忽视了风格性,注意了作曲技术上与国际接轨,忽视了欣赏传统上与民同乐的现象。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有不少二胡演奏界的人士在这个传统的感召下进行着自己的创造,如赵震宵,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就是采用秦腔曲牌及戏曲板腔体的结构特点创作的,乐曲生动的表现了西北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和豪爽的性格。又如刘明源的《河南小曲》,以河南大调曲子剪花花及河南坠子的演奏特点创编而成,全曲开朗,豪放,诙谐。象这样吸取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特点而创作的乐曲还有《江河水》,《一枝花》等等。还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经文化部批准,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面向社会开展全国民族乐器二胡演奏(业余)考级活动。这一重大的举措激发了全国成千上万个青少年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二胡演奏。二胡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们也努力为广大青少年二胡爱好者编著了大量具有普及性、可奏性和实用性的中国二胡演奏教材。如王永德1995年主编的《中国二胡考级曲集》,1996---1998年中国音协、全国考级 委员会、二胡专家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的三套《全国二胡演奏业余考级作品集》,这些教材为广大二胡爱好者提供了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系统地学习训练。现在二胡考级的活动单位越来越多,报考的人数更是有增无减。许多二胡爱好者有的成为教师骨干,有的考上艺术院校等等,他们推动了二胡的发展,是二胡专业的接班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高等音乐院校的本科和附中,及一些师范院校音乐系,乃至省、地级艺术学校,都开设了二胡演奏课程。从练习曲到乐曲的教学的逐步规范化,为学习者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创造了条件。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五六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富有才华的二胡演奏家。如黄海怀、甘尚时、黄日进、孙文明、王国潼、周耀琨、闵惠芬、宋国生等。他们的出现,反映了二胡专业教育的成果,也大大推动了二胡演奏艺术的进步,使它一跃而成为与琵琶、古筝、笛子等齐名,并在演奏技艺方面趋于完美的独奏乐器。在表演美学的追求上,它既以刘天华、华彦钧为宗,有适应大量新作的要求,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文革”运动的大规模进行,二胡曲创作一度陷入低潮。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原有的乐曲遭批判,新的作品无人敢写,二胡在当时只能拉毛主席语录歌和样板戏选段,因此《打虎上山》、《家住安源》等一些现代京剧唱腔改编的二胡曲曾風行一时。直至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步复苏,产生了一批新的曲目。如《怀乡曲》(王国潼)、《战马奔腾》(陈耀星),同时还有几首用古曲、歌剧片段及戏曲唱腔改编的二胡独奏曲,如《阳关三叠》《洪湖人民的心愿》(闵惠芬)、《夜深沉》等,这些作品无疑推动了二胡的向前发展。在二胡作品中,有很多乐曲都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与当地的地方方言和戏曲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思想以华彦钧(阿炳)、孙文明等人为代表。与刘天华先生相比,他们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艺术实践,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二胡艺术传统,这就是二胡的民间传统。由于这个传统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肥沃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华彦钧走的是一条纯中国、纯民间的道路,他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音乐之中,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
80年代末至今二胡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新时期必然碰到新问题,产生新理念,使用新技法。二胡音乐创作无论从形式、内容、技法、理念,均进入多元时代,协奏曲、狂想曲、叙事曲、套曲、组曲的不断问世,标志着二胡音乐创作步入成熟期。二胡音乐艺术在创作、教学、表演领域已进入竞技时代。其间,一些带有探索性的新潮民乐作品相继问世,虽有一定数量,但属上乘者不多,但在这一时期内,仍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得到了业内外的公认,并快速传播开来,他们是:刘文金的《秋韵》《如来梦》、王建民的一、二、三狂想曲、邓建栋的《草原情韵》、关铭的《西口情韵》、高韶青的《随想曲》、朱晓谷的《倒板与流水》、刘光宇的《蚂蚁》、关廼忠的《追梦京华》等。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二胡演奏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众多作品中将高技术含量作为创作中的重点。笔者在《琴思弦韵》一书中读到王安潮先生的《中国二胡音乐交响化发展的史学研究》一文,文中列举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的二胡新作品共有90多首(大型居多),移植小提琴作品20余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出现这么多新作,可谓是二胡音乐创作的大丰收。产量之大,前所末有,但质量是否之高呢?值得商榷,近百首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在象牙塔里流传,而广大二胡社会音乐市场却还是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因为雅俗共赏的精品太少,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作品不多。如何将二胡作品的可听性与技巧性完美的结合,这是摆在作曲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在现实生活里某些作品中常常出现顾此而失彼的现象:注意了技巧性,忽视了可听性,注意了创意性,忽视了风格性,注意了作曲技术上与国际接轨,忽视了欣赏传统上与民同乐的现象。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有不少二胡演奏界的人士在这个传统的感召下进行着自己的创造,如赵震宵,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就是采用秦腔曲牌及戏曲板腔体的结构特点创作的,乐曲生动的表现了西北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和豪爽的性格。又如刘明源的《河南小曲》,以河南大调曲子剪花花及河南坠子的演奏特点创编而成,全曲开朗,豪放,诙谐。象这样吸取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特点而创作的乐曲还有《江河水》,《一枝花》等等。还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经文化部批准,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面向社会开展全国民族乐器二胡演奏(业余)考级活动。这一重大的举措激发了全国成千上万个青少年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二胡演奏。二胡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们也努力为广大青少年二胡爱好者编著了大量具有普及性、可奏性和实用性的中国二胡演奏教材。如王永德1995年主编的《中国二胡考级曲集》,1996---1998年中国音协、全国考级 委员会、二胡专家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的三套《全国二胡演奏业余考级作品集》,这些教材为广大二胡爱好者提供了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系统地学习训练。现在二胡考级的活动单位越来越多,报考的人数更是有增无减。许多二胡爱好者有的成为教师骨干,有的考上艺术院校等等,他们推动了二胡的发展,是二胡专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