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指的是地面上供人或车马通行的部分。有人类活动地方就有道路,小到乡间小径,大到宽敞的公路,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人类活动范围。数千年来人类生活都离不开它。
　　中国道路大规模的建设始自于秦朝,秦统一之后,为了政治和经济需要,中央政府特别着力于全国范围道路建设。秦代陆路交通主干线是驰道,东西干道以咸阳为起点,东到接近大海的淄博。以此主干,分出三条支线,一条从洛阳过黄河过邯郸,直到燕地(现在北京地区),另一条从定陶南下直到长江边。它的建设标准很高,宽50丈(约合现在50米,相当于现在8车道路面),每隔3丈栽一株树,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原来秦始皇修建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出巡,但是秦始皇出巡五次后,在半道上被阎王招去喝茶,秦二世皇帝又不爱旅游,驰道就成了方便官民出行的捷径。除了驰道外,秦代为抵御匈奴在北方修建一个大道,称为秦直道,从甘泉到九原,长900公里。它标准更高,路面平均宽度有100米。路基被人工夯实,路边还有良好的排水设施。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秦直道遗址进行了考察,历经两千多年,部分道路依然保持良好,经过人工夯实的路面,至今还是寸草不生。
　　 秦代除了驰道、直道外,还打通了蜀道,在修建蜀道时候,人们创建了栈道,它避免了劈山凿洞的劳苦,还方便维修和保养。在山岩的中腰,人们按一定距离凿上方孔,将巨型方木嵌入,铺上木板,成为悬空的道路。在当时人力、技术条件下,修建这样道路实属不易。刘邦被封汉中王后,进军南郑途中,烧掉栈道表示自己不会北返,用以打消项羽的疑惑。后来韩信献计策,明着修理栈道,其实偷着从陈仓进军,一举夺下关中,为楚汉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西汉建立之后,不断对秦驰道进行维修和维护,在此后各个朝代都注意对旧路维修,并开辟新的道路。许多朝代还特别注意对驿道两侧行道树进行保护,偷伐行道树者,轻者拘役做苦力,重者还要掉脑袋。唐代德宗贞元年间,管理朝廷钱袋子的度支使看中了京城长安到洛阳官道两旁高大茂密的槐树,他向德宗上奏,请求把这些树砍掉,为宫中制造车辆,然后另栽小树。德宗看到宫中车辆大多破旧不堪,就不顾朝廷法令,下了公牒,责成沿途各县限期将槐树统统砍伐。
　　陕西渭南代理县令张造认为官道上的古槐是风景树,有的槐树还是秦汉时期种植的,历经千年,依然是枝繁叶茂,这些珍贵古树不应该砍伐。他在公牒写上奏文说明不应砍伐古树道理,呈给德宗。奏文写道:“造车好木材到处都有,为什么非要用这些古树哪?这些树东西列植,南北成行,为行人遮去毒辣阳光,辉映着秦中景色,驰名于关外。如果砍掉,就是把先秦留下遗产都抛弃了,后人只能看到光秃秃荒凉的景色。”德宗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砍伐古槐的旨意。
　　在机械化工具出现之前数千年的时间,中国的道路主要以土路面为主。清代北京最好路面是石板铺就,叫作“石辇路”,铺设在皇帝出行必经的道路,如正阳门大街,西直门到圆明园等路段。由于皇帝出行往往要用黄土垫路,累积起来石板上也有了厚厚土层。旧时北京城道路难行,尘土飞扬。有人这样形容:“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尘土卷地起,其臭阴沟来。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京城道路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其他地方的城乡道路。
　　开放的通商口岸道路变化比较早。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有了第一条近代碎石子马路静安西路,当时人赞叹道:“道路十分宽广,可以容纳三四辆马车并行,地上用碎石铺平,下很长时间的雨都没有泥泞的忧患。”随后一条又一条马路被修建起来,同治四年上海主要道路干线安装了煤气灯照明,上海也就逐渐成为了“不夜之城”。不过此时上海道路大多是在租界内修建,或者是列强强行越界修建在租界之外,真正的华界马路则到光绪九年(1883年)才开始修建。
　　 北京城市道路则修建得很晚,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道路被强行管理,规定沿街街道住户,必须按时洒水泼街,减少尘土飞扬。晚上按时挂灯提供照明。清政府恢复对北京管理后,继承了这一措施,并加上不准在街上扔菜叶,倒粪便的规定。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华门大街修建了第一条碎石马路,近代道路才开始出现在北京。此后几年各个大城市的近代道路也开始得以修建。但是,中小城市和乡村道路远没有展开,这是晚清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民国时期中国道路建设得以很大发展,完成了京沪、京黔、京陕、京川、沪桂等九大公路干线及其近百余条支线修建,初步形成全国规模道路网。但是普遍道路质量不高,通行能力很差,乡村道路建设远远落后。
　　 中国道路建设腾飞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仅高速公路等高等级公路建设发展很快,乡村道路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墨脱县也很快通上了公路。中国道路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时代。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