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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通过揭示疾病（包括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等）在社会中被逐渐隐喻化的过程，指出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的痼疾，是针对泛滥成灾的疾病隐喻进行祛魅的奠基之作。本文在几个方面发展了疾病隐喻的学说，不但立足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状，对一些疾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隐喻做一番有力的考察和分析，还指出中国大陆与台湾新兴的医疗文学对这一祛魅行动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122-03
[收稿日期]2013-05-11
[作者简介]张维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
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其实是她发表间隔十余年的两篇著作的合集，即《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著作都是旨在考察疾病——尤其是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以及恶性肿瘤即各种癌症——在人类社会中被逐步隐喻化的过程，并分析它们是如何不断转换为某种政治或伦理的隐喻的，以此针对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曝光，还疾病以疾病本来的面目。总的来讲，桑塔格此举是一次毫无疑问的祛魅行动，是针对贵族或中产阶级那些死灰复燃的陈词滥调（诸如文化修养之类关于其他各阶级人民的等级偏见，在这场篡夺文化领导权的阴谋中常常装扮成普世价值的面孔愚弄大众），更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激进政治浪潮业已挫败之时转入文化象征场域对这座权力堡垒发起的新挑战，就曾罹患癌症的桑塔格而言，这两篇片断式书写的意识形态批评檄文着手去拆除令患者蒙受羞辱的道德牢笼，剥离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威压。
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选择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试图揭露出这两种疾病背后暗藏的隐喻。“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我们可以察觉当人提及这些疾病的时候，某些含义相近的语词频繁闪现，无论在街谈巷议抑或公开出版的读物中，敏感、激情、浪漫、柔美、高贵、贫困、匮乏、艺术气质等适合拿来形容肺结核等肺部疾病，而癌症则意味着抑郁、悲伤、焦虑、愤怒、冷淡、消耗等令人望而生畏的描述，可见社会文化氛围正是通过一系列附加特性的语词设置疾病隐喻的。人们深信，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核病或者癌症的性格类型，只有具备以上特质的人才会患病。结核病被仅仅视为肺部的病，患者的亢奋与疲乏症状对比极为突出，它是一种流失与发热的体液病，也是加速生命节奏的时间之病，改善生活环境有助于结核病人的疗救甚至康复；而癌症则可能出没于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它是一种增生性、潜伏性的恶性肿瘤，它的从病灶到症状几乎都是不可见的，这个肿块仿佛是一个有自主意志的恶魔胚胎，人体随着癌细胞有步骤地缓慢扩散而渐渐枯萎，即使逆转当前的环境也是毫无助益的。结核病与癌症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都等同于死亡，但其区别的症结所在是：肺部长久以来被视作高贵的、精神化的部位，因而多发于肺部的结核病也随之附上灵魂病的光环，文学艺术中异常丰富的隐喻赋予结核病以纯粹、空灵而诗意的色彩，“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癌症却往往入侵人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特别是乳房、子宫、阴茎、前列腺和睾丸等关乎性与生殖的器官，它是彻头彻尾的肉体病，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呐喊与低语》呈现的那样，病人将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无尊严地死去。假若一个人患上结核病或癌症，于是他也就背负了社会文化所赋予的上述那些隐喻，进而时刻准备好接纳自己的身体和病情没有任何原因地被公众施加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提醒和点名。
在两种历史时期和现今意义上都影响重大的疾病上，作者发现了共同点：疾病心理学意义的滥用，心理释义的扩大。在人们没能弄清楚结核病患病原因的时候，它就像现今的癌症一样，被解释成“失意”的后果，它的心理学描述全部强调活力的不足或障碍。对于结核病病因这种模糊的解释，在人类医学取得重大进展之时，被结核杆菌——这种更为科学的病理名称取代，并且可以被治愈，结核病担当的隐喻价值也随之消解。由此推演，癌症的现今意义，有朝一日也将步结核病的后尘。
在隐喻的氛围下，除了结核、癌症这些任何人都有均等机会患上的疾病，人们把关注的目光停留在了与性，这一道德敏感词密切相关的疾病上——梅毒、艾滋病的隐喻被广泛运用。性疾病的隐喻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歌德的《浮士德》：“东南西北风把它吹到哪儿去了，又有谁知道！一天，他在那不勒斯乡下游玩，一个漂亮小妞给他便宜占；她在他身上留下了柔情蜜意说不完，直到升天时他还痛感这一点。”“漂亮小妞”此处指妓女，而所谓“痛感这一点”，指因染性病而致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讨论某种疾病的时候，人们异常关注它的来源、出处，似乎谁能说出诸如“这不是我们民族/国家率先引发的病”或“这种病是因为某一民族以某种形式入侵而来”就可以保全自身的清白和道义了。即便那些已经被打上性和道德标记的病症，也免不了被“他者化”，反而因其道德上的恶劣性而使这种心理愈加严重，如桑塔格在文中举出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推诿和不屑正是强调甚至加害于“他者”的表现。“他者”不仅仅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者”的涵盖面非常之广，既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异类群体和文化，也可能只不过是被人为构建出来的所谓“想象的异邦”，重要的是“无论他者是比我们更好或更差、与我们相似或相异，总不会是中性的，与他者的比较总会有自我的映射，总会有道德和价值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显然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而是以自己为标准进行的主观性的评判。这种给疾病附加的隐喻的最大作用就是赋予压迫和文化暴政以正当性，并且已经成为政治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有力工具。桑塔格引导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疾病隐喻这个隐蔽的领域，是要告诉人们，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不应是不断将新的意义附于现象之上，而首先是要消除隐喻的幻象，回到事实本身。 二、文学艺术中的疾病隐喻及其时代嬗变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机制的调整变化，一些此前未被注意过的疾病开始在文学艺术中凸显出它们的隐喻性。这里，笔者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角度，对几种疾病，如心脏病、乳腺疾病等隐喻在文学艺术中的发生做一简要阐述。
以心脏病为例，现代女作家庐隐把《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设置成因忧郁成疾，仅在文章开头表明她得的是“心脏病”，其后的所有叙述一概称之为“心病”。虽然写的是“传统疾病”，庐隐笔下的疾病却已显露出通过疾病逸出规范从而表达自我的现代书写特征，如：“今天病了，我的先生可以原谅我，不必板坐在书桌里，我的朋友原谅我，不必勉强陪着她们到操场上散步……因为病被众人所原谅，把种种的担子都暂且搁下，我简直是个被赦的犯人，喜悦何如？”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个常规病患者的心理负担，庐隐将患者的隐忧和盘托出，可是依然给了一种反调的暗示，即：即便一个病人得到了亲人朋友的宽宥、包容，那正是由于人物在疾病状态中，这些行为才成为能够为他人所接受和容忍的。与此同时，她得到更多的，却是别人对其某方面身体机能的否定，因而滋生出的被此种疾病宣判的心理压力和“犯人感”，对自己技能的亏欠和对亲朋的亏欠。这仍旧是一种不道德、不平等的处境，正是“喜悦何如”。诸如此类的小说，进行了患者内心独白的自我表达，但是并没有进行对“疾病隐喻”的“祛魅”，反而彰显了这种“疾病隐喻”的暗示。
而在现今社会，心脏病的隐喻发生了改变。它已不再成为一个人不能很好表达自己的符号，而是暗示着这个人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为着一项事业不惜承担奉献自己身家性命的危险，以及为人正义、做事一丝不苟尽心竭力之感。在人们总结患病原因，并为心脏病的易患人群归类的时候，我们看到，教师、机关公务员（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医生——这些最为操劳的职业——成为心脏病重灾区，心脏病因而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这在反映生活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如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就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乃至牺牲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却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模范医生。陆大夫在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一家医院里，在一天上午连做了三个手术这种高负荷的工作下，患上心肌梗塞，而突然晕倒。“我有家，可是我的心思不在家里。不论我干什么家务事，缠在我脑子里的都是病人的眼睛，走到哪儿，都好像有几百双眼睛跟着我。真的，我只想我的病人，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正是这样的责任心，献身般地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和患者，她得到同事们的敬佩、患者们的爱戴和同情。心脏病的隐喻变得高尚。
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医疗水平快速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各种从前人们难以启齿的病症被越来越多地关注，以痛苦度较小、发病率日趋提早的病症举例：据不完全统计，现代中国社会女性患乳腺增生的概率为15%左右，未婚女性患病率达30%，还有较大的概率恶化为乳腺癌。女性的乳腺病、子宫病、卵巢病，男性的前列腺疾病等等，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2006年，罗永昌导演的电影《天生一对》和毕淑敏的小说《拯救乳房》都是反映此类话题的作品，前者讲述现代白领女性在得知自己身患乳腺癌后面对手术和爱情的抉择与彷徨，后者则讲述有着不同命运却同被乳腺癌折磨的一群病人加入一个心理治疗小组，互相寻求健康的心态，共同面对疾痛与死亡。虽然男性也存在患乳腺疾病的概率，并且越来越与乳腺癌等恶性疾病挂钩，对比一下，同样是因乳腺癌切除乳房，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心理病痛差池千里。这种病似乎是在跟男性朋友开玩笑，或是一种对男性的提醒，即：你已患癌症，你要注意身体健康了。但幸运的是，你患的是乳腺癌——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这对女性就可能造成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还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女性，患子宫及卵巢疾病——这种“看不见的病”的女性，在陌生环境中的心理压力也要远远小于乳腺切除的女性。因为在所有人（同样包括女性自己）的视野和概念里，提到“女性”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生理曲线，而乳房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男权的时代里是有用的部分，即使时至女性解放之后的今天，它的意义依然要加上女性自身的审美需要。乳房的意义在不断变大，那么，失去它的痛苦也在不断放大。在一些健康护理类节目和其他相关医学期刊上，被采访的乳腺切除术后的女性无一不经历了让她们尴尬、痛苦、自卑的心理历程，这其中有旁人的冷眼、丈夫的抛弃，更有自己的不满和愤懑，被他人指摘“作孽的报应”，看来报复一个女人最狠毒的方法就是说她不是女人。女性疾病相比于其他疾病，在成为隐喻时产生了一种专属感——仅指作为女人的缺失。可以推知，女性都有成为这种“缺失”的高概率。
疾病隐喻，即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 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它们的背后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秩序。我们正是要面对那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面对自身的价值，对无意义的隐喻加以“祛魅”。在疾病面前没有“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人人平等；不应苛责患者，因为人人有责。剔除望而生怯和幸灾乐祸，面对疾病和医学本身是唯一可选择的治疗自我的方法。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早晚会因人类显示出的科学态度变得客观、可控。
三、当今文学艺术中的医疗
自桑塔格以后，许多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有识之士，都致力于对于疾病隐喻的“祛魅”工作。艺术家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无意识地对疾病隐喻进行建构和使用，而是认清了疾病隐喻的本质，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出对于疾病隐喻泛滥之恶劣影响的深沉忧虑。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是台湾兴起的医疗文学，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两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白色巨塔》和《心术》。前者讲述台湾一所地位颇高的大学附属医院中为在领导人面前邀功而衍生出的种种政治生态，描写青年医师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尤为深刻；后者则直面当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现状，努力指出政府医疗体制的改善、医患之间相互的理解信任以及医师的仁心仁术共同作用下才可能缓解糟糕的现状。
而在台湾医疗文学中，刘碧玲的《谁要早疗》写发展迟缓儿的困境。“在这篇作品里并没有描绘患儿的症状，而是把为人父母者从那对患儿的过多期许，对女儿的疾病始终抱着不肯相信的态度描绘出来，让人发现其实这种心态也是一种病态”。文中那位母亲始终相信“茵茵不过是发育迟缓， 绝不会是智能不足”；而当在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的治疗并未取得效果之时，母亲的急切心情转变为对女儿的暴力教育。“这种暴力式的教育正是源于对疾病的恐惧转变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以致扭曲了为人父母的心理。它反映出一种‘恨之入骨’的隐痛”，这是一种因结果与预想差距悬殊而得以反观自己无力的隐喻，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期待值从高到低，以致归于最不想发生、最回避的地方。隐喻成了疾病“回避”的最佳手段，阐释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这种掩盖恰好欲盖弥彰，显示了人因追求自信而得到的极大不自信，以致不愿相信、不能相信。“回避”来源于内心的恐惧，在它的表现手法上，也就是在隐喻的表达上，语言已经脱离了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性，隐喻不仅使现实发生了分裂，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也发生了分裂， 以至于词已经远离了物，再也找不到物。
隐喻承担了人类的懦弱，它以庇护的名义推脱集体意识的重任。我们要做的正是对这种隐喻的剥离，让它回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从自己身上剥离这种病态心理，正如小说尾声，为人父母者最后正视疾病，调整心态，也改变了自己的病态心理，从容面对女儿的智力发展障碍：“我们不能决定自己命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拣选成为这种特殊小孩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克服命运的方法，那就是，父母，早疗吧！”台湾的医疗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那就是试图通过这种叙述疾病的治疗过程，除去附在疾病身上的隐喻，回归理智，正视疾病，战胜并治愈它。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庐隐海滨故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3][美]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美]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4-0122-03
[收稿日期]2013-05-11
[作者简介]张维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
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其实是她发表间隔十余年的两篇著作的合集，即《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著作都是旨在考察疾病——尤其是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以及恶性肿瘤即各种癌症——在人类社会中被逐步隐喻化的过程，并分析它们是如何不断转换为某种政治或伦理的隐喻的，以此针对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曝光，还疾病以疾病本来的面目。总的来讲，桑塔格此举是一次毫无疑问的祛魅行动，是针对贵族或中产阶级那些死灰复燃的陈词滥调（诸如文化修养之类关于其他各阶级人民的等级偏见，在这场篡夺文化领导权的阴谋中常常装扮成普世价值的面孔愚弄大众），更是一位知识分子在激进政治浪潮业已挫败之时转入文化象征场域对这座权力堡垒发起的新挑战，就曾罹患癌症的桑塔格而言，这两篇片断式书写的意识形态批评檄文着手去拆除令患者蒙受羞辱的道德牢笼，剥离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威压。
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选择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试图揭露出这两种疾病背后暗藏的隐喻。“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我们可以察觉当人提及这些疾病的时候，某些含义相近的语词频繁闪现，无论在街谈巷议抑或公开出版的读物中，敏感、激情、浪漫、柔美、高贵、贫困、匮乏、艺术气质等适合拿来形容肺结核等肺部疾病，而癌症则意味着抑郁、悲伤、焦虑、愤怒、冷淡、消耗等令人望而生畏的描述，可见社会文化氛围正是通过一系列附加特性的语词设置疾病隐喻的。人们深信，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核病或者癌症的性格类型，只有具备以上特质的人才会患病。结核病被仅仅视为肺部的病，患者的亢奋与疲乏症状对比极为突出，它是一种流失与发热的体液病，也是加速生命节奏的时间之病，改善生活环境有助于结核病人的疗救甚至康复；而癌症则可能出没于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它是一种增生性、潜伏性的恶性肿瘤，它的从病灶到症状几乎都是不可见的，这个肿块仿佛是一个有自主意志的恶魔胚胎，人体随着癌细胞有步骤地缓慢扩散而渐渐枯萎，即使逆转当前的环境也是毫无助益的。结核病与癌症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都等同于死亡，但其区别的症结所在是：肺部长久以来被视作高贵的、精神化的部位，因而多发于肺部的结核病也随之附上灵魂病的光环，文学艺术中异常丰富的隐喻赋予结核病以纯粹、空灵而诗意的色彩，“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癌症却往往入侵人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特别是乳房、子宫、阴茎、前列腺和睾丸等关乎性与生殖的器官，它是彻头彻尾的肉体病，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呐喊与低语》呈现的那样，病人将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无尊严地死去。假若一个人患上结核病或癌症，于是他也就背负了社会文化所赋予的上述那些隐喻，进而时刻准备好接纳自己的身体和病情没有任何原因地被公众施加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提醒和点名。
在两种历史时期和现今意义上都影响重大的疾病上，作者发现了共同点：疾病心理学意义的滥用，心理释义的扩大。在人们没能弄清楚结核病患病原因的时候，它就像现今的癌症一样，被解释成“失意”的后果，它的心理学描述全部强调活力的不足或障碍。对于结核病病因这种模糊的解释，在人类医学取得重大进展之时，被结核杆菌——这种更为科学的病理名称取代，并且可以被治愈，结核病担当的隐喻价值也随之消解。由此推演，癌症的现今意义，有朝一日也将步结核病的后尘。
在隐喻的氛围下，除了结核、癌症这些任何人都有均等机会患上的疾病，人们把关注的目光停留在了与性，这一道德敏感词密切相关的疾病上——梅毒、艾滋病的隐喻被广泛运用。性疾病的隐喻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歌德的《浮士德》：“东南西北风把它吹到哪儿去了，又有谁知道！一天，他在那不勒斯乡下游玩，一个漂亮小妞给他便宜占；她在他身上留下了柔情蜜意说不完，直到升天时他还痛感这一点。”“漂亮小妞”此处指妓女，而所谓“痛感这一点”，指因染性病而致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讨论某种疾病的时候，人们异常关注它的来源、出处，似乎谁能说出诸如“这不是我们民族/国家率先引发的病”或“这种病是因为某一民族以某种形式入侵而来”就可以保全自身的清白和道义了。即便那些已经被打上性和道德标记的病症，也免不了被“他者化”，反而因其道德上的恶劣性而使这种心理愈加严重，如桑塔格在文中举出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推诿和不屑正是强调甚至加害于“他者”的表现。“他者”不仅仅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者”的涵盖面非常之广，既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异类群体和文化，也可能只不过是被人为构建出来的所谓“想象的异邦”，重要的是“无论他者是比我们更好或更差、与我们相似或相异，总不会是中性的，与他者的比较总会有自我的映射，总会有道德和价值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显然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而是以自己为标准进行的主观性的评判。这种给疾病附加的隐喻的最大作用就是赋予压迫和文化暴政以正当性，并且已经成为政治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有力工具。桑塔格引导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疾病隐喻这个隐蔽的领域，是要告诉人们，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不应是不断将新的意义附于现象之上，而首先是要消除隐喻的幻象，回到事实本身。 二、文学艺术中的疾病隐喻及其时代嬗变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机制的调整变化，一些此前未被注意过的疾病开始在文学艺术中凸显出它们的隐喻性。这里，笔者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角度，对几种疾病，如心脏病、乳腺疾病等隐喻在文学艺术中的发生做一简要阐述。
以心脏病为例，现代女作家庐隐把《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设置成因忧郁成疾，仅在文章开头表明她得的是“心脏病”，其后的所有叙述一概称之为“心病”。虽然写的是“传统疾病”，庐隐笔下的疾病却已显露出通过疾病逸出规范从而表达自我的现代书写特征，如：“今天病了，我的先生可以原谅我，不必板坐在书桌里，我的朋友原谅我，不必勉强陪着她们到操场上散步……因为病被众人所原谅，把种种的担子都暂且搁下，我简直是个被赦的犯人，喜悦何如？”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个常规病患者的心理负担，庐隐将患者的隐忧和盘托出，可是依然给了一种反调的暗示，即：即便一个病人得到了亲人朋友的宽宥、包容，那正是由于人物在疾病状态中，这些行为才成为能够为他人所接受和容忍的。与此同时，她得到更多的，却是别人对其某方面身体机能的否定，因而滋生出的被此种疾病宣判的心理压力和“犯人感”，对自己技能的亏欠和对亲朋的亏欠。这仍旧是一种不道德、不平等的处境，正是“喜悦何如”。诸如此类的小说，进行了患者内心独白的自我表达，但是并没有进行对“疾病隐喻”的“祛魅”，反而彰显了这种“疾病隐喻”的暗示。
而在现今社会，心脏病的隐喻发生了改变。它已不再成为一个人不能很好表达自己的符号，而是暗示着这个人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为着一项事业不惜承担奉献自己身家性命的危险，以及为人正义、做事一丝不苟尽心竭力之感。在人们总结患病原因，并为心脏病的易患人群归类的时候，我们看到，教师、机关公务员（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医生——这些最为操劳的职业——成为心脏病重灾区，心脏病因而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这在反映生活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如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就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乃至牺牲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却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模范医生。陆大夫在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一家医院里，在一天上午连做了三个手术这种高负荷的工作下，患上心肌梗塞，而突然晕倒。“我有家，可是我的心思不在家里。不论我干什么家务事，缠在我脑子里的都是病人的眼睛，走到哪儿，都好像有几百双眼睛跟着我。真的，我只想我的病人，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正是这样的责任心，献身般地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和患者，她得到同事们的敬佩、患者们的爱戴和同情。心脏病的隐喻变得高尚。
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医疗水平快速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各种从前人们难以启齿的病症被越来越多地关注，以痛苦度较小、发病率日趋提早的病症举例：据不完全统计，现代中国社会女性患乳腺增生的概率为15%左右，未婚女性患病率达30%，还有较大的概率恶化为乳腺癌。女性的乳腺病、子宫病、卵巢病，男性的前列腺疾病等等，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2006年，罗永昌导演的电影《天生一对》和毕淑敏的小说《拯救乳房》都是反映此类话题的作品，前者讲述现代白领女性在得知自己身患乳腺癌后面对手术和爱情的抉择与彷徨，后者则讲述有着不同命运却同被乳腺癌折磨的一群病人加入一个心理治疗小组，互相寻求健康的心态，共同面对疾痛与死亡。虽然男性也存在患乳腺疾病的概率，并且越来越与乳腺癌等恶性疾病挂钩，对比一下，同样是因乳腺癌切除乳房，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心理病痛差池千里。这种病似乎是在跟男性朋友开玩笑，或是一种对男性的提醒，即：你已患癌症，你要注意身体健康了。但幸运的是，你患的是乳腺癌——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这对女性就可能造成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还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女性，患子宫及卵巢疾病——这种“看不见的病”的女性，在陌生环境中的心理压力也要远远小于乳腺切除的女性。因为在所有人（同样包括女性自己）的视野和概念里，提到“女性”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生理曲线，而乳房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男权的时代里是有用的部分，即使时至女性解放之后的今天，它的意义依然要加上女性自身的审美需要。乳房的意义在不断变大，那么，失去它的痛苦也在不断放大。在一些健康护理类节目和其他相关医学期刊上，被采访的乳腺切除术后的女性无一不经历了让她们尴尬、痛苦、自卑的心理历程，这其中有旁人的冷眼、丈夫的抛弃，更有自己的不满和愤懑，被他人指摘“作孽的报应”，看来报复一个女人最狠毒的方法就是说她不是女人。女性疾病相比于其他疾病，在成为隐喻时产生了一种专属感——仅指作为女人的缺失。可以推知，女性都有成为这种“缺失”的高概率。
疾病隐喻，即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 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它们的背后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秩序。我们正是要面对那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面对自身的价值，对无意义的隐喻加以“祛魅”。在疾病面前没有“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人人平等；不应苛责患者，因为人人有责。剔除望而生怯和幸灾乐祸，面对疾病和医学本身是唯一可选择的治疗自我的方法。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早晚会因人类显示出的科学态度变得客观、可控。
三、当今文学艺术中的医疗
自桑塔格以后，许多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有识之士，都致力于对于疾病隐喻的“祛魅”工作。艺术家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无意识地对疾病隐喻进行建构和使用，而是认清了疾病隐喻的本质，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出对于疾病隐喻泛滥之恶劣影响的深沉忧虑。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是台湾兴起的医疗文学，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两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白色巨塔》和《心术》。前者讲述台湾一所地位颇高的大学附属医院中为在领导人面前邀功而衍生出的种种政治生态，描写青年医师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尤为深刻；后者则直面当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现状，努力指出政府医疗体制的改善、医患之间相互的理解信任以及医师的仁心仁术共同作用下才可能缓解糟糕的现状。
而在台湾医疗文学中，刘碧玲的《谁要早疗》写发展迟缓儿的困境。“在这篇作品里并没有描绘患儿的症状，而是把为人父母者从那对患儿的过多期许，对女儿的疾病始终抱着不肯相信的态度描绘出来，让人发现其实这种心态也是一种病态”。文中那位母亲始终相信“茵茵不过是发育迟缓， 绝不会是智能不足”；而当在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的治疗并未取得效果之时，母亲的急切心情转变为对女儿的暴力教育。“这种暴力式的教育正是源于对疾病的恐惧转变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以致扭曲了为人父母的心理。它反映出一种‘恨之入骨’的隐痛”，这是一种因结果与预想差距悬殊而得以反观自己无力的隐喻，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期待值从高到低，以致归于最不想发生、最回避的地方。隐喻成了疾病“回避”的最佳手段，阐释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这种掩盖恰好欲盖弥彰，显示了人因追求自信而得到的极大不自信，以致不愿相信、不能相信。“回避”来源于内心的恐惧，在它的表现手法上，也就是在隐喻的表达上，语言已经脱离了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性，隐喻不仅使现实发生了分裂，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也发生了分裂， 以至于词已经远离了物，再也找不到物。
隐喻承担了人类的懦弱，它以庇护的名义推脱集体意识的重任。我们要做的正是对这种隐喻的剥离，让它回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从自己身上剥离这种病态心理，正如小说尾声，为人父母者最后正视疾病，调整心态，也改变了自己的病态心理，从容面对女儿的智力发展障碍：“我们不能决定自己命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拣选成为这种特殊小孩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克服命运的方法，那就是，父母，早疗吧！”台湾的医疗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那就是试图通过这种叙述疾病的治疗过程，除去附在疾病身上的隐喻，回归理智，正视疾病，战胜并治愈它。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庐隐海滨故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3][美]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美]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