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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杨虎城，参加了辛亥革命、反袁护国斗争、护法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与张学良一道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在西安市青年路，有一幢三层的青砖小楼。楼前素朴的青砖门楼的门楣上，书有“止园”两个隶书黑字。这里原来是杨虎城别墅的一部分，现在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拾步六个台阶，进入纪念馆前厅，迎面是杨虎城的一座半身铜塑像。前厅两边一西一东，分别是卧室和客厅。在这个客厅里，杨虎城曾接待过周恩来等中共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代表。
纪念馆头门与二门间西边一排砖房，是西安事变研究会办公室。王鸿昭副秘书长在这里接待了记者。
办公室一排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杨虎城题写的条幅——“勿忘国耻”，题款是“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纪念”。条幅是从石碑上拓的，黑底白字特别醒目。
“我们会长杨瀚多次去台湾，发现了很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新史料，集中反映在他新再版的《杨虎城大传》中。”王鸿昭向记者介绍西安事变研究会近些年取得的新研究成果。
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产生冲突
杨虎城凭中原大战之战功，执掌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在主政陕西的三四年间，杨虎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泾惠渠、洛惠渠都是在他的谋划下建成的，关中地区的小麦、棉花的产量因此大大提高。这期间，陕西在交通、教育、医疗、通讯等方面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气象。
1934年4月，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由邵力子接任。此前，蒋介石通过诸多措施，不断削弱杨虎城的权力及军事实力，限制他向西北发展。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并走向不可调和。
杨虎城纪念馆里展有一张照片，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阅兵，背景挂着的一条横幅上的口号是：“摒弃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这可以说是公开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唱起了对台戏。
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事变第五天，杨虎城就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虎城分属军人，职司为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
杨虎城是当时国民党里首位发出抗日要求的地方首长和高级将领。
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3月25日，杨虎城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再次表达了抗日决心。
在杨虎城的带动下，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也先后发表了讨逆电文。
1932年夏，日军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逼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除报告陕西灾情之外，也请示抗日办法。陪同杨虎城去见蒋介石的李志刚回忆说：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屡次犯上，给蒋介石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上另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于是，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位，就是给其的一个警告。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军队。
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介石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为了笼络杨虎城，到西安的第三天，蒋介石就专程去探望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
蒋、杨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变得更为尖锐起来。
与东北军取得互信与共识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受命飞抵西安，东北军随之进入陕甘。
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
此时西安并存着三股力量。一是以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二是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三是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十二万人，杨虎城部队最盛时只有不到六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初，杨虎城对张学良是怀有一种疑惧心理的。张学良是“西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之权，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十七路军是受“西北剿总”节制的。
当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下层军官、士兵间时有摩擦发生，甚至在街上为了争路都能打起来。有时也会出现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纠纷。
为调整和张学良的关系，杨虎城特别在西关兵营开了个欢迎会。张学良讲话之后，杨虎城接着说：你们大家不了解，张副总司令是谁呢？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谁呢？张作霖是我们当年的作战对象，是革命对象，我们当年在河南作战就是和奉军打的。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总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总司令的指挥……
当晚，张学良带着警卫员亲自到杨虎城家，一改先期傲慢的样子。 一次，杨虎城请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吃饭，饭后两人谈了很久。王以哲坦言自东北军入关丢失东三省后的种种苦处，杨虎城对王以哲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
此后，杨虎城加强了与东北军上层军官的沟通工作。
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损失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位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学良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置之不理，气得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
此时，张学良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杨虎城借机劝慰张学良，应走抗日之路。双方接触逐渐多了后，张学良也会把心中的苦闷，以及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虎城述说。两人逐渐在政治上可以谈心了。
1936年2月间，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负责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
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及时汇到，就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以解其燃眉之急。
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训练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先后共办了三期，每期500人。每期开班，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他们抽调一些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张学良为了改造部队，让高崇民、刘澜波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无人敢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你是地方上的人，你想办法。杨虎城找来了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他是个同情抗日的人，且军需处有一印刷所，对外承接业务。王惟之亲自监督印了8000本，并辗转运送到高崇民家，由他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
杨虎城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不料想，印刷所有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人，将偷偷多打的一份《活路》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特务们分析有可能是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所为，遂将郭秘密逮捕并送往南京。直到西安事变宋子文来陕，才带郭回了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
后来，特务知道抓错了人，又要逮捕高崇民时，张学良不在西安，得到消息的杨虎城，将高崇民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藏了起来，并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武力抗拒。
经过这样几件事之后，杨虎城与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不仅取得共识，且两人积极做着种种准备。
硬干思路的形成
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硬干”思路时，是1936年下半年。
据王菊人（杨虎城的秘书）回忆道：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家回来后对他说，今天和张学良谈的很痛快。
当张学良问怎样才能实现抗日目的时，杨虎城回答是“先要停止内战”。
张学良说他和蒋介石谈过几次停止内战了，但蒋介石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去剿共”。杨虎城的主意是，“软说不行就硬干”。张学良想了想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西安事变后第二天下午，张学良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时，曾有这样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
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这说明西安事变的主推力来自杨虎城。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过大寿。张学良趁蒋介石心情不错，同阎锡山一起向蒋介石请缨抗日。不料想，却遭到蒋介石的当面斥责。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道：有些人是不打共产党，就是不打眼前的敌人，而要打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所谓日本人，这种人就是汉奸，连豕狗都不如。张学良当时就在台下，很多人知道蒋介石此言有所指，都向张学良这边张望。表面上张学良泰然自若，但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11月初，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
这时，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学良一听，脸色大变，但他还是对杨虎城说：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今天这个话，只说到这里为止就行了。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要亲自组织对红军的最后一战。杨虎城意识到，与蒋介石再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了，就找张学良研究如何扣蒋。俩人约定12月6日，在西安南郊抓蒋介石。要求不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只等蒋视察结束返回临潼时，由事先埋伏好的东北军卫队，在途经之路放倒一棵树，趁车停之际，将蒋介石控制住，悄悄转移到一个地方秘密关起来。
他们还计划，在临潼的蒋介石随行人员由东北军扣押，在西安的随蒋而来的中央大员，包括飞机场，市内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武装解除，由十七路军负责。
计划决定在中午行动，但直到下午三点，杨虎城还没听到任何消息。后来，张学良解释没动手的原因是，何应钦要坐飞机来西安向蒋介石汇报，等何应钦到了，连这个亲日头子一起捉。
第一次捉蒋计划流产了。
实际上，张学良还是没放弃说服蒋介石的幻想。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 而在此前几天，杨虎城已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令时任陕西警备二旅的旅长孔从洲，查清楚中央部队在西安有多少单位，多少人，并要求他按等同数量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警戒。有两个晚上，杨虎城还安排部队进行了演习。
12月7日，声泪俱下的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的请求时，蒋介石拍桌子说：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反革命，你是反革命我就要消灭你，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会停止我的剿共计划。
即使这样，沮丧的张学良依然希望杨虎城以绥靖公署主任，以及十七路军总司令的身份，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诫。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再一次提出抗日请求。蒋介石说：你是本党的老同志（1924年，由孙中山介绍杨虎城加入了国民党），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给了杨虎城两个选择，要么配合中央军全力“剿共”；要么被调往安徽。蒋介石还打算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福建，由中央军来“剿共”。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在张学良公馆向张学良汇报了见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最后下了决心，实行“兵谏”。
最后的选择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在集合时，遭到警察阻挠，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激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怒，要求惩办公安局局长马志超。
学生集合起来到“剿总”请愿，张学良没在；到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杨虎城也没在；学生又去省政府请愿，邵力子出来讲的一通话，令学生很不满意，于是，他们就要到临潼蒋介石行辕去请愿。蒋介石得到消息后，下令军、警、宪各部门“格杀勿论”。宪兵二团在行辕门口架好了机枪，设置了路障。
张学良得知要对学生大开杀戒，就急忙乘车去追学生。在西安城东十里铺追上学生后，他对学生承诺道：七天内，我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陪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看秦腔《柜中缘》。看戏中间，杨虎城突然接到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的电话，说有要事汇报，要他立即回到新城绥靖公署。
据宋文梅回忆，孙铭九给他打招呼说，他准备带几车士兵前往临潼。宋文梅向杨虎城汇报后，杨虎城以为张学良要提前行动。
9日晚，张学良没出现在易俗社的观众席里，杨虎城判断张学良当晚要采取行动，当即决定配合东北军。
完成作战部署后，杨虎城又回到易俗社，等待捉蒋行动，又一直不见动静。宋文梅去特务营营部打探消息，才得知孙铭九当天去临潼，是为防止学生出意外。
12月10日早上，张学良听说了昨晚全城大戒严的事情后，打电话问十七路军总部怎么回事。杨虎城亲自去张学良公馆，告诉他说，部队情绪非常不稳定，随时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必须下决心了。实际上等于告诉张学良，你不动我动了。
11日下午两点，杨虎城再次来到张学良公馆，两人商定12日上午六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兵谏指挥部设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捉蒋，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解决在西安的蒋系部队，控制机场等地。
11日晚上十二点，张学良带着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的寓所。据赵寿山回忆，张学良进门之后说，虎城兄你干不干，你要不干的话，我把我的十一员大将全带来了，你拿绳子把我们捆起来，可以请功。杨虎城说，我们是不会出卖朋友的，咱们还是一起干吧。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详情见本专题稿件《王玉瓒：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人》）
放蒋与否产生分歧
1936年12月12日，成功捉蒋后，张学良、杨虎城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共议大计。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遣的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抵达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
第二天，周恩来前往止园别墅会见杨虎城。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蒋介石被抓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
《西北文化日报》发布的第一个号外，将“双十二”的行动定义为“兵谏”，并提出“立即召集救国会议”、“请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等主张。
第二个号外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之所以加上第七条，是为了防止南京政府给他们贴“赤化”标签，以争取国内各地实力派的支持。
抓了蒋介石，还是要放的，但在什么情况下放，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了严重分歧。“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决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这是杨虎城设定的条件。
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以及十七路军、东北军的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如下六项协议：（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子文等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沈钧儒等七位爱国领袖，张学良表示同意。杨虎城、周恩来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后，蒋才可回南京。
12月24日晚上，张学良与杨虎城为放蒋一事发生了争执。杨虎城对张学良说：如果这样放蒋，我们就白干了，你我会人头落地的。 两人不欢而散。
12月25日下午三点，张学良打电话给杨虎城，让他赶到自己的住处。杨虎城还以为有了转机，兴冲冲地赶了过去。结果是张学良已拉着蒋介石上了车，并告诉杨虎城说现在就放蒋介石走。为顾全大局，杨虎城随张学良到机场去送蒋。那时，西安城守卫是十七路军，去西郊机场出西门，必须要有杨虎城的手令才能通行。
在机场，张学良给杨虎城了一个手谕，这个手谕在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还能看到：弟离陕之后，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
12月25日下午四点，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回南京。在机场，杨虎城只得到蒋介石一个口头承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从出洋到遇害
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即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后遭软禁。
顾祝同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与杨虎城在临潼谈判。在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一致。
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形成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中下级军官为首的主战派，和以二十九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首的主和派，以致最后酿成“二二事件”。自此之后，情势急转而下，西安失去了从南京争取有利条件的机会。
1937年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5日，东北军撤离西安，调往苏北、安徽。第十七路军大部也离开了西安。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8日，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国民政府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用杨虎城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白忙活”。
在蒋介石的不断催促下，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等一行六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前往欧美。在船上，杨虎城得知卢沟桥爆发战争，他数度给蒋介石拍发电报，希望能回国参战，都未被获准。
在欧洲，杨虎城还希望借去苏联考察之机回国，无果。
1937年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出于安全考虑，很多人劝杨虎城不宜立即回国，但杨虎城已归心似箭了。
10月29日，杨虎城结束了长达五个月的海外考察回国。11月30日，在人群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中，杨虎城从香港乘飞机飞往长沙，一步步走上了被蒋介石诱捕的道路。
在长沙，杨虎城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他见到戴笠给他的便条，让他去武昌，后又让他去南昌。12月2日，杨虎城到南昌后，便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被蒋介石秘密关押了起来。
1938年冬，经长途跋涉，杨虎城等人被转移到贵州省息烽县玄天洞，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军统以传押杨虎城去台湾为由，将他们押送到重庆，安排住进“戴公祠”。提前有四名刽子手埋伏在戴公祠，杨虎城、抱着母亲骨灰盒的杨虎城儿子杨拯中以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中的妹妹杨拯国在此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两个月后也被杀害。
重庆解放后，杨虎城等人的遗体被找到。在接灵返回西安时，重庆、武汉等地举行了隆重的公祭。进入陕西境内，途经的每一个县，都搭有牌坊以迎送杨虎城。
在西安新城广场举行了隆重公祭之后，1950年2月7日，杨虎城遗体被安葬于长安县韦曲的杨虎城陵园。举行葬礼的那一天，送殡队伍长达3华里，沿途商店挂半旗致哀，设路祭。
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称颂杨虎城是“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说：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日事业”。
2009年9月14日，杨虎城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与张学良一道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在西安市青年路，有一幢三层的青砖小楼。楼前素朴的青砖门楼的门楣上，书有“止园”两个隶书黑字。这里原来是杨虎城别墅的一部分，现在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拾步六个台阶，进入纪念馆前厅，迎面是杨虎城的一座半身铜塑像。前厅两边一西一东，分别是卧室和客厅。在这个客厅里，杨虎城曾接待过周恩来等中共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代表。
纪念馆头门与二门间西边一排砖房，是西安事变研究会办公室。王鸿昭副秘书长在这里接待了记者。
办公室一排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杨虎城题写的条幅——“勿忘国耻”，题款是“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纪念”。条幅是从石碑上拓的，黑底白字特别醒目。
“我们会长杨瀚多次去台湾，发现了很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新史料，集中反映在他新再版的《杨虎城大传》中。”王鸿昭向记者介绍西安事变研究会近些年取得的新研究成果。
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产生冲突
杨虎城凭中原大战之战功，执掌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在主政陕西的三四年间，杨虎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泾惠渠、洛惠渠都是在他的谋划下建成的，关中地区的小麦、棉花的产量因此大大提高。这期间，陕西在交通、教育、医疗、通讯等方面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气象。
1934年4月，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由邵力子接任。此前，蒋介石通过诸多措施，不断削弱杨虎城的权力及军事实力，限制他向西北发展。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并走向不可调和。
杨虎城纪念馆里展有一张照片，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阅兵，背景挂着的一条横幅上的口号是：“摒弃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这可以说是公开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唱起了对台戏。
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事变第五天，杨虎城就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虎城分属军人，职司为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
杨虎城是当时国民党里首位发出抗日要求的地方首长和高级将领。
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3月25日，杨虎城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再次表达了抗日决心。
在杨虎城的带动下，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也先后发表了讨逆电文。
1932年夏，日军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逼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除报告陕西灾情之外，也请示抗日办法。陪同杨虎城去见蒋介石的李志刚回忆说：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屡次犯上，给蒋介石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上另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于是，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位，就是给其的一个警告。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军队。
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介石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为了笼络杨虎城，到西安的第三天，蒋介石就专程去探望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
蒋、杨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变得更为尖锐起来。
与东北军取得互信与共识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受命飞抵西安，东北军随之进入陕甘。
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
此时西安并存着三股力量。一是以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二是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三是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十二万人，杨虎城部队最盛时只有不到六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初，杨虎城对张学良是怀有一种疑惧心理的。张学良是“西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且代行总司令之权，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十七路军是受“西北剿总”节制的。
当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下层军官、士兵间时有摩擦发生，甚至在街上为了争路都能打起来。有时也会出现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纠纷。
为调整和张学良的关系，杨虎城特别在西关兵营开了个欢迎会。张学良讲话之后，杨虎城接着说：你们大家不了解，张副总司令是谁呢？就是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谁呢？张作霖是我们当年的作战对象，是革命对象，我们当年在河南作战就是和奉军打的。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总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总司令的指挥……
当晚，张学良带着警卫员亲自到杨虎城家，一改先期傲慢的样子。 一次，杨虎城请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吃饭，饭后两人谈了很久。王以哲坦言自东北军入关丢失东三省后的种种苦处，杨虎城对王以哲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
此后，杨虎城加强了与东北军上层军官的沟通工作。
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损失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位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学良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置之不理，气得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
此时，张学良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杨虎城借机劝慰张学良，应走抗日之路。双方接触逐渐多了后，张学良也会把心中的苦闷，以及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虎城述说。两人逐渐在政治上可以谈心了。
1936年2月间，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负责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
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及时汇到，就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以解其燃眉之急。
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训练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先后共办了三期，每期500人。每期开班，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他们抽调一些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张学良为了改造部队，让高崇民、刘澜波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无人敢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你是地方上的人，你想办法。杨虎城找来了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他是个同情抗日的人，且军需处有一印刷所，对外承接业务。王惟之亲自监督印了8000本，并辗转运送到高崇民家，由他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
杨虎城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不料想，印刷所有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人，将偷偷多打的一份《活路》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特务们分析有可能是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所为，遂将郭秘密逮捕并送往南京。直到西安事变宋子文来陕，才带郭回了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
后来，特务知道抓错了人，又要逮捕高崇民时，张学良不在西安，得到消息的杨虎城，将高崇民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藏了起来，并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武力抗拒。
经过这样几件事之后，杨虎城与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不仅取得共识，且两人积极做着种种准备。
硬干思路的形成
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硬干”思路时，是1936年下半年。
据王菊人（杨虎城的秘书）回忆道：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家回来后对他说，今天和张学良谈的很痛快。
当张学良问怎样才能实现抗日目的时，杨虎城回答是“先要停止内战”。
张学良说他和蒋介石谈过几次停止内战了，但蒋介石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去剿共”。杨虎城的主意是，“软说不行就硬干”。张学良想了想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西安事变后第二天下午，张学良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时，曾有这样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
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这说明西安事变的主推力来自杨虎城。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过大寿。张学良趁蒋介石心情不错，同阎锡山一起向蒋介石请缨抗日。不料想，却遭到蒋介石的当面斥责。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道：有些人是不打共产党，就是不打眼前的敌人，而要打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所谓日本人，这种人就是汉奸，连豕狗都不如。张学良当时就在台下，很多人知道蒋介石此言有所指，都向张学良这边张望。表面上张学良泰然自若，但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11月初，张学良从洛阳回到西安。
这时，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学良一听，脸色大变，但他还是对杨虎城说：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今天这个话，只说到这里为止就行了。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要亲自组织对红军的最后一战。杨虎城意识到，与蒋介石再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了，就找张学良研究如何扣蒋。俩人约定12月6日，在西安南郊抓蒋介石。要求不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只等蒋视察结束返回临潼时，由事先埋伏好的东北军卫队，在途经之路放倒一棵树，趁车停之际，将蒋介石控制住，悄悄转移到一个地方秘密关起来。
他们还计划，在临潼的蒋介石随行人员由东北军扣押，在西安的随蒋而来的中央大员，包括飞机场，市内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武装解除，由十七路军负责。
计划决定在中午行动，但直到下午三点，杨虎城还没听到任何消息。后来，张学良解释没动手的原因是，何应钦要坐飞机来西安向蒋介石汇报，等何应钦到了，连这个亲日头子一起捉。
第一次捉蒋计划流产了。
实际上，张学良还是没放弃说服蒋介石的幻想。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 而在此前几天，杨虎城已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令时任陕西警备二旅的旅长孔从洲，查清楚中央部队在西安有多少单位，多少人，并要求他按等同数量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警戒。有两个晚上，杨虎城还安排部队进行了演习。
12月7日，声泪俱下的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的请求时，蒋介石拍桌子说：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反革命，你是反革命我就要消灭你，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会停止我的剿共计划。
即使这样，沮丧的张学良依然希望杨虎城以绥靖公署主任，以及十七路军总司令的身份，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诫。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再一次提出抗日请求。蒋介石说：你是本党的老同志（1924年，由孙中山介绍杨虎城加入了国民党），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给了杨虎城两个选择，要么配合中央军全力“剿共”；要么被调往安徽。蒋介石还打算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福建，由中央军来“剿共”。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在张学良公馆向张学良汇报了见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人最后下了决心，实行“兵谏”。
最后的选择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在集合时，遭到警察阻挠，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激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怒，要求惩办公安局局长马志超。
学生集合起来到“剿总”请愿，张学良没在；到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杨虎城也没在；学生又去省政府请愿，邵力子出来讲的一通话，令学生很不满意，于是，他们就要到临潼蒋介石行辕去请愿。蒋介石得到消息后，下令军、警、宪各部门“格杀勿论”。宪兵二团在行辕门口架好了机枪，设置了路障。
张学良得知要对学生大开杀戒，就急忙乘车去追学生。在西安城东十里铺追上学生后，他对学生承诺道：七天内，我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陪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看秦腔《柜中缘》。看戏中间，杨虎城突然接到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的电话，说有要事汇报，要他立即回到新城绥靖公署。
据宋文梅回忆，孙铭九给他打招呼说，他准备带几车士兵前往临潼。宋文梅向杨虎城汇报后，杨虎城以为张学良要提前行动。
9日晚，张学良没出现在易俗社的观众席里，杨虎城判断张学良当晚要采取行动，当即决定配合东北军。
完成作战部署后，杨虎城又回到易俗社，等待捉蒋行动，又一直不见动静。宋文梅去特务营营部打探消息，才得知孙铭九当天去临潼，是为防止学生出意外。
12月10日早上，张学良听说了昨晚全城大戒严的事情后，打电话问十七路军总部怎么回事。杨虎城亲自去张学良公馆，告诉他说，部队情绪非常不稳定，随时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必须下决心了。实际上等于告诉张学良，你不动我动了。
11日下午两点，杨虎城再次来到张学良公馆，两人商定12日上午六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兵谏指挥部设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捉蒋，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解决在西安的蒋系部队，控制机场等地。
11日晚上十二点，张学良带着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的寓所。据赵寿山回忆，张学良进门之后说，虎城兄你干不干，你要不干的话，我把我的十一员大将全带来了，你拿绳子把我们捆起来，可以请功。杨虎城说，我们是不会出卖朋友的，咱们还是一起干吧。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详情见本专题稿件《王玉瓒：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人》）
放蒋与否产生分歧
1936年12月12日，成功捉蒋后，张学良、杨虎城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共议大计。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遣的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抵达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
第二天，周恩来前往止园别墅会见杨虎城。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蒋介石被抓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
《西北文化日报》发布的第一个号外，将“双十二”的行动定义为“兵谏”，并提出“立即召集救国会议”、“请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等主张。
第二个号外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之所以加上第七条，是为了防止南京政府给他们贴“赤化”标签，以争取国内各地实力派的支持。
抓了蒋介石，还是要放的，但在什么情况下放，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了严重分歧。“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决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这是杨虎城设定的条件。
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以及十七路军、东北军的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如下六项协议：（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子文等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沈钧儒等七位爱国领袖，张学良表示同意。杨虎城、周恩来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后，蒋才可回南京。
12月24日晚上，张学良与杨虎城为放蒋一事发生了争执。杨虎城对张学良说：如果这样放蒋，我们就白干了，你我会人头落地的。 两人不欢而散。
12月25日下午三点，张学良打电话给杨虎城，让他赶到自己的住处。杨虎城还以为有了转机，兴冲冲地赶了过去。结果是张学良已拉着蒋介石上了车，并告诉杨虎城说现在就放蒋介石走。为顾全大局，杨虎城随张学良到机场去送蒋。那时，西安城守卫是十七路军，去西郊机场出西门，必须要有杨虎城的手令才能通行。
在机场，张学良给杨虎城了一个手谕，这个手谕在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还能看到：弟离陕之后，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
12月25日下午四点，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回南京。在机场，杨虎城只得到蒋介石一个口头承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从出洋到遇害
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即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后遭软禁。
顾祝同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与杨虎城在临潼谈判。在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一致。
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形成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中下级军官为首的主战派，和以二十九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首的主和派，以致最后酿成“二二事件”。自此之后，情势急转而下，西安失去了从南京争取有利条件的机会。
1937年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5日，东北军撤离西安，调往苏北、安徽。第十七路军大部也离开了西安。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8日，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国民政府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用杨虎城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白忙活”。
在蒋介石的不断催促下，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等一行六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前往欧美。在船上，杨虎城得知卢沟桥爆发战争，他数度给蒋介石拍发电报，希望能回国参战，都未被获准。
在欧洲，杨虎城还希望借去苏联考察之机回国，无果。
1937年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出于安全考虑，很多人劝杨虎城不宜立即回国，但杨虎城已归心似箭了。
10月29日，杨虎城结束了长达五个月的海外考察回国。11月30日，在人群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中，杨虎城从香港乘飞机飞往长沙，一步步走上了被蒋介石诱捕的道路。
在长沙，杨虎城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他见到戴笠给他的便条，让他去武昌，后又让他去南昌。12月2日，杨虎城到南昌后，便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被蒋介石秘密关押了起来。
1938年冬，经长途跋涉，杨虎城等人被转移到贵州省息烽县玄天洞，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军统以传押杨虎城去台湾为由，将他们押送到重庆，安排住进“戴公祠”。提前有四名刽子手埋伏在戴公祠，杨虎城、抱着母亲骨灰盒的杨虎城儿子杨拯中以及在狱中出生的杨拯中的妹妹杨拯国在此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两个月后也被杀害。
重庆解放后，杨虎城等人的遗体被找到。在接灵返回西安时，重庆、武汉等地举行了隆重的公祭。进入陕西境内，途经的每一个县，都搭有牌坊以迎送杨虎城。
在西安新城广场举行了隆重公祭之后，1950年2月7日，杨虎城遗体被安葬于长安县韦曲的杨虎城陵园。举行葬礼的那一天，送殡队伍长达3华里，沿途商店挂半旗致哀，设路祭。
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称颂杨虎城是“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说：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日事业”。
2009年9月14日，杨虎城被列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