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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姐：
“在最难熬的夜晚，看见日出，发现自己也可以再开始。在最孤单的山腰，等到雪停，原来迷路也能够有风景。有时候解决生命里大难题的，往往不是知识赋予你的逻辑，而是世界赋予你的通感。”洋姐在离你不太遥远的地方，为你获得的通感鼓掌。
我又见到了她，时隔五年。她一个人，穿过好几条街，六月初，阳光正猛，路两旁家家户户院子里的果树伸出的枝桠越过树篱，在她脸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她比五年前更加消瘦，也还是不爱笑，脸上布满了疲惫与沧桑。
可能唯一不变的，是她眼里的那种倔强。
街的尽头，是小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13岁那一年，我在这所中学念初一，她是我的生物老师。
并不是每一个教过我的老师我都会记得，但我记得她，只是因为在我本应烈火如歌的青春里，她的一番话让我心底有了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
我曾经那么地憎恨她。
初中以前，我是镇上小学的尖子生，每个学期考评结束总能捧着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得意洋洋地回家，我的胸前总是佩戴着几朵鲜艳的优秀生特有的小红花。毋庸置疑，那时我是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那时的我是那么骄傲，也是那么笃定地坚信着自己的未来。
直到她的出现。
她的课并不令人讨厌，她跟很多女老师一样，身形娇小，戴着副眼镜，每天都在教室和宿舍之间穿梭。也许因为年轻的关系，她对教学依然充满极大的热情，看着我们的眼神也总是充满了热切。
初一的时候，我们刚接触生物，我属于很笨拙的学生，对于不喜欢的科目，哪怕花了再多的精力，也比别人差，生物就是这样，平时的考试测验只能勉强比及格线高上几分。可是即便如此，仗着其他科的优势，我还是能稳居在全年级的前二十名。
一次生物考试，她是监考老师。我的座位在第一排，靠近讲台，一抬头就能看见她。那段时间她心情阴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手里捧着本小说，不停地翻阅。
题做到一半，她突然走下讲台，把我垫在试卷下的书本抽了出来，变戏法似的抽出一张生物试卷，揉成团，往门外扔去。
我们那会儿的桌子是木制的，因为年久，总有些地方坑洼不平，所以一些不太重要的考试，我们是被允许在试卷下面垫上一本其他科目的书来答卷子的。
天地作证，对于那张夹在课本里的生物试卷，我毫不知情。也许是我粗心大意，总是把发下来的已经批改过的试卷随手一塞，可是我打心底里没想过要作弊，年少的我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教室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也许是我的错觉，我还听到不少人的嘲笑声。
我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我想告诉她我没有作弊，那张试卷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回了讲台。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样坚持把那场考试考完，我只记得，那时我的脸像被火烫过一样，我也不敢去看周围人的眼神，我害怕，我怕他们认为我以往的好成绩都是这样得来的。好学生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可以失了骄傲。
考试结束后，我叫住了她，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她一边清点着卷子，一边转过头来对我说，“回去写份检讨，2000字，如果态度诚恳的话，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说我根本没有作弊，不需要为这个写检讨。
她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就上报给领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学生，为了成绩作弊我能理解，被抓到了还死不承认！”
她的语言像是利剑，将我想要说出口的话死死堵回到心里。
我在心里道，我没有，我绝对不会承认。
背着书包从教室走回家，觉得天都是阴沉沉的。第二天上课，我还是没有交检讨书，于是她在班里宣布了我作弊，这次考试的成绩取消。
我低着头，那时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声音站出来为我辩护，告诉她我没有作弊。
可是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的名字被登在了学校的公告栏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停足观望，有人会惊呼一声，“怎么会是她？她作弊？！”
更多的人选择笑笑，“尖子生又怎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没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仇恨的种子就这样在我心里发芽。那时我才13岁，却产生了很多报复她的想法，有些极端到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没有在朋友圈里说她的不好，也没有旷她的课，更没有缺过她的作业。我只是在心里憎恨她，唾弃她，甚至要证明给她看，我没有作弊，我本身就能考很好的成绩。
可惜事与愿违，我的生物成绩一落千丈，因为每次见到她，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课，脑海里闪过的都是她那冷冰冰的话语。
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和仇人说话就是虐待自己，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她真的有那么坏吗？也不是。后来我不断地听说她的故事，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执拗地嫁给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军人，后来丈夫离世，留下她和一个未足周岁的儿子。她的父母不理她，她没有旁人可以依傍，独自忍受爱人离世的痛苦，还要细心照料嗷嗷待哺的儿子。
而冤枉我作弊那件事，恰恰发生在她丈夫离世后的那段时间。当身兼母亲与老师两个责任时，她偶尔倾斜了天平，也不算很大的过错，不是吗？更何况，抛开老师这一身份来讲，她也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遇到暴风雨也会感到害怕的女人。
被冤枉作弊的事情成了我的一个伤疤，想起来还是会疼。可是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慢慢地，身边的人开始淡忘了这件事，我也尝试着慢慢地冲淡对她的憎恨。
初三的时候，我开始住校。那时候教师公寓改造，所有的老师都搬到学生宿舍去住，而她，恰好住在我的隔壁。
她两岁的儿子很可爱，刚会说话的年纪，长得虎头虎脑，十分讨人喜欢。她时常牵着他的手，傍晚的时候在校园里逛上一圈。她和她丈夫的事情在学校里是很多女孩喜欢谈论的话题，她当然也知道，可是她从来不介意，她眼里还是一股倔强，我想，她应该没有后悔过。
一天夜里，我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于是敲开了她的门。她躺在床上，她儿子手里捧着两颗药递到她嘴边，一边还用小嘴吹着桌上的热水……
我眼里顿时一热。
我扶起她，喂她吃下了药。她看着我，轻轻说了句：“谢谢。”
我不想再问她一年前的事，也不想再让她给我道歉。我只希望，在她以后的教书生涯里，不要再因为一句话而伤了一个人的心，特别是年轻的心。
阳光映射在我们的脸上，我跟在她身后走了很久，她突然回头，笑着对我说，“是你？”
我也笑，“老师，好久不见。”
是的，那些年少时候的憎恨，我已经全部放下。
编辑/付洋
“在最难熬的夜晚，看见日出，发现自己也可以再开始。在最孤单的山腰，等到雪停，原来迷路也能够有风景。有时候解决生命里大难题的，往往不是知识赋予你的逻辑，而是世界赋予你的通感。”洋姐在离你不太遥远的地方，为你获得的通感鼓掌。
我又见到了她，时隔五年。她一个人，穿过好几条街，六月初，阳光正猛，路两旁家家户户院子里的果树伸出的枝桠越过树篱，在她脸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她比五年前更加消瘦，也还是不爱笑，脸上布满了疲惫与沧桑。
可能唯一不变的，是她眼里的那种倔强。
街的尽头，是小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13岁那一年，我在这所中学念初一，她是我的生物老师。
并不是每一个教过我的老师我都会记得，但我记得她，只是因为在我本应烈火如歌的青春里，她的一番话让我心底有了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
我曾经那么地憎恨她。
初中以前，我是镇上小学的尖子生，每个学期考评结束总能捧着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得意洋洋地回家，我的胸前总是佩戴着几朵鲜艳的优秀生特有的小红花。毋庸置疑，那时我是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那时的我是那么骄傲，也是那么笃定地坚信着自己的未来。
直到她的出现。
她的课并不令人讨厌，她跟很多女老师一样，身形娇小，戴着副眼镜，每天都在教室和宿舍之间穿梭。也许因为年轻的关系，她对教学依然充满极大的热情，看着我们的眼神也总是充满了热切。
初一的时候，我们刚接触生物，我属于很笨拙的学生，对于不喜欢的科目，哪怕花了再多的精力，也比别人差，生物就是这样，平时的考试测验只能勉强比及格线高上几分。可是即便如此，仗着其他科的优势，我还是能稳居在全年级的前二十名。
一次生物考试，她是监考老师。我的座位在第一排，靠近讲台，一抬头就能看见她。那段时间她心情阴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手里捧着本小说，不停地翻阅。
题做到一半，她突然走下讲台，把我垫在试卷下的书本抽了出来，变戏法似的抽出一张生物试卷，揉成团，往门外扔去。
我们那会儿的桌子是木制的，因为年久，总有些地方坑洼不平，所以一些不太重要的考试，我们是被允许在试卷下面垫上一本其他科目的书来答卷子的。
天地作证，对于那张夹在课本里的生物试卷，我毫不知情。也许是我粗心大意，总是把发下来的已经批改过的试卷随手一塞，可是我打心底里没想过要作弊，年少的我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教室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也许是我的错觉，我还听到不少人的嘲笑声。
我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我想告诉她我没有作弊，那张试卷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回了讲台。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样坚持把那场考试考完，我只记得，那时我的脸像被火烫过一样，我也不敢去看周围人的眼神，我害怕，我怕他们认为我以往的好成绩都是这样得来的。好学生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可以失了骄傲。
考试结束后，我叫住了她，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她一边清点着卷子，一边转过头来对我说，“回去写份检讨，2000字，如果态度诚恳的话，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说我根本没有作弊，不需要为这个写检讨。
她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就上报给领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学生，为了成绩作弊我能理解，被抓到了还死不承认！”
她的语言像是利剑，将我想要说出口的话死死堵回到心里。
我在心里道，我没有，我绝对不会承认。
背着书包从教室走回家，觉得天都是阴沉沉的。第二天上课，我还是没有交检讨书，于是她在班里宣布了我作弊，这次考试的成绩取消。
我低着头，那时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声音站出来为我辩护，告诉她我没有作弊。
可是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的名字被登在了学校的公告栏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停足观望，有人会惊呼一声，“怎么会是她？她作弊？！”
更多的人选择笑笑，“尖子生又怎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没人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仇恨的种子就这样在我心里发芽。那时我才13岁，却产生了很多报复她的想法，有些极端到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没有在朋友圈里说她的不好，也没有旷她的课，更没有缺过她的作业。我只是在心里憎恨她，唾弃她，甚至要证明给她看，我没有作弊，我本身就能考很好的成绩。
可惜事与愿违，我的生物成绩一落千丈，因为每次见到她，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课，脑海里闪过的都是她那冷冰冰的话语。
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和仇人说话就是虐待自己，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她真的有那么坏吗？也不是。后来我不断地听说她的故事，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执拗地嫁给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军人，后来丈夫离世，留下她和一个未足周岁的儿子。她的父母不理她，她没有旁人可以依傍，独自忍受爱人离世的痛苦，还要细心照料嗷嗷待哺的儿子。
而冤枉我作弊那件事，恰恰发生在她丈夫离世后的那段时间。当身兼母亲与老师两个责任时，她偶尔倾斜了天平，也不算很大的过错，不是吗？更何况，抛开老师这一身份来讲，她也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遇到暴风雨也会感到害怕的女人。
被冤枉作弊的事情成了我的一个伤疤，想起来还是会疼。可是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慢慢地，身边的人开始淡忘了这件事，我也尝试着慢慢地冲淡对她的憎恨。
初三的时候，我开始住校。那时候教师公寓改造，所有的老师都搬到学生宿舍去住，而她，恰好住在我的隔壁。
她两岁的儿子很可爱，刚会说话的年纪，长得虎头虎脑，十分讨人喜欢。她时常牵着他的手，傍晚的时候在校园里逛上一圈。她和她丈夫的事情在学校里是很多女孩喜欢谈论的话题，她当然也知道，可是她从来不介意，她眼里还是一股倔强，我想，她应该没有后悔过。
一天夜里，我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于是敲开了她的门。她躺在床上，她儿子手里捧着两颗药递到她嘴边，一边还用小嘴吹着桌上的热水……
我眼里顿时一热。
我扶起她，喂她吃下了药。她看着我，轻轻说了句：“谢谢。”
我不想再问她一年前的事，也不想再让她给我道歉。我只希望，在她以后的教书生涯里，不要再因为一句话而伤了一个人的心，特别是年轻的心。
阳光映射在我们的脸上，我跟在她身后走了很久，她突然回头，笑着对我说，“是你？”
我也笑，“老师，好久不见。”
是的，那些年少时候的憎恨，我已经全部放下。
编辑/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