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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减负、中小学生减负,大家都有所耳闻,如今,领导干部也要减负。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台了规定,对重要节日期间的市领导活动统筹安排工作进一步予以调整和改进,尽量减轻全市各级领导同志节日期间各类应酬负担。领导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得到了解放,这也是科学执政的要求。这些“负”是领导干部职责的衍生部分吗?它们来自何处?事务性、应酬性的活动应该如何规范?出台制度是否能真正减负?还有没有其他减负之道?
“领导干部会多”是有目共睹的,名目繁多的各类会议占据了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上级安排部署工作,要参加会议;本级研究处理问题,要主持会议;有关单位邀请,要出席会议……既让他们深受其累,也影响了抓调研、抓落实,也因此有了“解放”领导干部的呼声。年初,广州市政府继上海市政府之后出台了规定,对重要节日期间的市领导活动统筹安排工作进一步予以调整和改进,尽量减轻全市各级领导同志节日期间各类应酬负担。有舆论认为,领导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得到了解放,这也是科学执政的要求。
领导干部忙于“三应”的悖论
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首先需观察和思考一下所谓“解放”领导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是一个什么问题?领导需要“减”的是什么“负”?又应该如何“解放”?
我们看到,有很多领导忙的是应景、应酬、应付之事。所谓应景,是各种各样的典礼、晚会、仪式等,往往举行得“隆重热烈”。这些主题活动,有的是领导自己的创意,当然必须亲自出席;有的是“下面”呈送了邀请莅临指导的请柬,领导不去会显得不重视,还可能影响“下面”的积极性。这类活动一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内涵,又常常在节假日“扎堆”,而且不分白天黑夜,领导不得不四处“赶场子”,还常常要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负担的确很重。
所谓应酬,是指旨在“加强联系和交流”的“走动”。每逢节假日,官场内部相互“走动”会比较频繁。既有从上往下的,也有从下往上的,还有平行对口的。按照“潜规则”,这样的活动都是以迎来送往、招呼应酬为实践载体,除了参观、座谈,必定少不了饭局。饭局之后,往往还有洗脚唱歌之类的“安排”,非深夜不能结束,有时还可能熬更守夜、通宵达旦。
所谓应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惯例,主要指领导干部要面对的很多工作性会议,主要是总结会、表彰会、座谈会、交流会以及工作部署会。这些会议通常规格很高、形式感很强、时间很长、程序很规范,有各种各样的讲话、指示、发言、报告,充满空话套话。会议虽无实质内容,但为了确保主席台的视觉效果和制造会议重要的印象,一些领导不得不在主席台上就座,充当陪会者,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这样的会议既不讨论什么工作,更不解决什么问题。开会的人和参会的人坐到一起,其实仅仅是为了应付。
以上“三应”,说起来全是“公干”,看上去也跟领导职责相关,但大多数不过是“虚活儿”而已。身为领导,忙于应景、应酬、应付之事,说起来有某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似乎确有减负的必要。但倘若进一步观察,我们又不难发现,有些领导一方面抱怨不堪重负,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
其实,所有这些令领导忙得团团转的应景、应酬、应付之事,无一不是得到领导指示、授意、首肯的。领导部署和安排了这些活动,又被这些活动控制和左右,这是一种悖论现象。领导的身份、权威、地位和作用,只有在“上班”状态才能得以体现。如果节假日都呆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领导就可能成了“被领导”,既无呼风唤雨的机会,亦无发号施令的对象,那种一呼百应、前呼后拥的感觉就会荡然无存。换言之,只有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处于忙碌的“上班”状态,领导的自我才不至于失落。“我忙故我在”,应景、应酬、应付,不仅成为某些领导的生活习惯,而且成为他们的“在线表情”,以此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获得权力在场的确认。领导忙于应景、应酬、应付之事,颇像蚕儿的作茧自缚,因此,所谓“解放”领导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命题里,既不存在解放者,也不存在被解放者。
领导“减负”的要义在哪里
虽说是个伪命题,我还是同意要为领导减负,把领导从应景、应酬、应付之中解放出来。在公务范围里,无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只要领导一活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就会马上运行起来,围绕领导的活动,会迅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以保障领导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只要领导不想休息,司机、秘书、清洁工、门卫、厨师,以及领导要去的那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领导要亲切看望的那个地方和单位的群众,就谁都别想休息。领导忙,群众必然更忙;领导累,群众必然更累。因此,为领导减负其实是为群众减负,把领导解放出来其实是让群众得到解放。
要把领导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的应景、应酬、应付之中解放出来,靠一纸公文、一般号召是没有什么用的。有人说要靠制度设计,我看也未必靠得住。实际上,为解决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的问题,早有各种约束性制度,但这些制度无人执行也无人监督,形同虚设。须知应景、应酬、应付之事,属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陋习,是官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废之甚难。只有上升到党风政风的高度来认识,纳入科学执政的范畴来对待,通过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来示范,唤起各级领导的自我觉悟,才可能逐渐革除陋习,培育新风,最终形成领导的自觉减负和自我解放。
减负之后,一身轻松,领导可以利用节假日静下心来读点书、听听音乐,下下厨房,也可以同家人一起逛逛商场,看场电影,甚至可以睡个懒觉。如果是长假,不妨参加旅行社组的团,同不相识的学生、退休职工、新结婚的小夫妻等各色人等结伴而行,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各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风貌。这样既可调剂身心,释放压力,还可以更加从容的心态思考自己的工作和人生。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应该拥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应该享有正常休息休假的权利。同时,作为公权人物,领导干部的“八小时以外”,虽然属于“下班”状态,但其所作所为并不能因此免除社会监督。身为领导干部,负有更重的社会职责,即使在节假日,一旦公务需要,就必须做到召之即来,迅即从“下班”状态转入“上班”状态。这是由其社会角色决定的。这种情况下,再苦再累也是职责所在,不存在负担过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领导减负的题中之意。事实上,真正应该减去的负担,是那种徒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只有扰民之实和取宠之心、并无建设之功和实际之效的应景、应酬、应付之类的冗杂俗务。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明确强调领导干部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迎来送往;领导机关要大力整治文风会风,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要严格控制发文和会议,大力清理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切实解决节庆剪彩过多过滥问题,坚决制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目的就在于为领导和群众减负。但要真正贯彻落实和取得实效,尚需全体领导干部自觉实践,自觉行动。(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
“领导干部会多”是有目共睹的,名目繁多的各类会议占据了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上级安排部署工作,要参加会议;本级研究处理问题,要主持会议;有关单位邀请,要出席会议……既让他们深受其累,也影响了抓调研、抓落实,也因此有了“解放”领导干部的呼声。年初,广州市政府继上海市政府之后出台了规定,对重要节日期间的市领导活动统筹安排工作进一步予以调整和改进,尽量减轻全市各级领导同志节日期间各类应酬负担。有舆论认为,领导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得到了解放,这也是科学执政的要求。
领导干部忙于“三应”的悖论
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首先需观察和思考一下所谓“解放”领导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是一个什么问题?领导需要“减”的是什么“负”?又应该如何“解放”?
我们看到,有很多领导忙的是应景、应酬、应付之事。所谓应景,是各种各样的典礼、晚会、仪式等,往往举行得“隆重热烈”。这些主题活动,有的是领导自己的创意,当然必须亲自出席;有的是“下面”呈送了邀请莅临指导的请柬,领导不去会显得不重视,还可能影响“下面”的积极性。这类活动一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内涵,又常常在节假日“扎堆”,而且不分白天黑夜,领导不得不四处“赶场子”,还常常要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负担的确很重。
所谓应酬,是指旨在“加强联系和交流”的“走动”。每逢节假日,官场内部相互“走动”会比较频繁。既有从上往下的,也有从下往上的,还有平行对口的。按照“潜规则”,这样的活动都是以迎来送往、招呼应酬为实践载体,除了参观、座谈,必定少不了饭局。饭局之后,往往还有洗脚唱歌之类的“安排”,非深夜不能结束,有时还可能熬更守夜、通宵达旦。
所谓应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惯例,主要指领导干部要面对的很多工作性会议,主要是总结会、表彰会、座谈会、交流会以及工作部署会。这些会议通常规格很高、形式感很强、时间很长、程序很规范,有各种各样的讲话、指示、发言、报告,充满空话套话。会议虽无实质内容,但为了确保主席台的视觉效果和制造会议重要的印象,一些领导不得不在主席台上就座,充当陪会者,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这样的会议既不讨论什么工作,更不解决什么问题。开会的人和参会的人坐到一起,其实仅仅是为了应付。
以上“三应”,说起来全是“公干”,看上去也跟领导职责相关,但大多数不过是“虚活儿”而已。身为领导,忙于应景、应酬、应付之事,说起来有某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似乎确有减负的必要。但倘若进一步观察,我们又不难发现,有些领导一方面抱怨不堪重负,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
其实,所有这些令领导忙得团团转的应景、应酬、应付之事,无一不是得到领导指示、授意、首肯的。领导部署和安排了这些活动,又被这些活动控制和左右,这是一种悖论现象。领导的身份、权威、地位和作用,只有在“上班”状态才能得以体现。如果节假日都呆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领导就可能成了“被领导”,既无呼风唤雨的机会,亦无发号施令的对象,那种一呼百应、前呼后拥的感觉就会荡然无存。换言之,只有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处于忙碌的“上班”状态,领导的自我才不至于失落。“我忙故我在”,应景、应酬、应付,不仅成为某些领导的生活习惯,而且成为他们的“在线表情”,以此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获得权力在场的确认。领导忙于应景、应酬、应付之事,颇像蚕儿的作茧自缚,因此,所谓“解放”领导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命题里,既不存在解放者,也不存在被解放者。
领导“减负”的要义在哪里
虽说是个伪命题,我还是同意要为领导减负,把领导从应景、应酬、应付之中解放出来。在公务范围里,无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只要领导一活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就会马上运行起来,围绕领导的活动,会迅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以保障领导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只要领导不想休息,司机、秘书、清洁工、门卫、厨师,以及领导要去的那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领导要亲切看望的那个地方和单位的群众,就谁都别想休息。领导忙,群众必然更忙;领导累,群众必然更累。因此,为领导减负其实是为群众减负,把领导解放出来其实是让群众得到解放。
要把领导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的应景、应酬、应付之中解放出来,靠一纸公文、一般号召是没有什么用的。有人说要靠制度设计,我看也未必靠得住。实际上,为解决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的问题,早有各种约束性制度,但这些制度无人执行也无人监督,形同虚设。须知应景、应酬、应付之事,属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陋习,是官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废之甚难。只有上升到党风政风的高度来认识,纳入科学执政的范畴来对待,通过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来示范,唤起各级领导的自我觉悟,才可能逐渐革除陋习,培育新风,最终形成领导的自觉减负和自我解放。
减负之后,一身轻松,领导可以利用节假日静下心来读点书、听听音乐,下下厨房,也可以同家人一起逛逛商场,看场电影,甚至可以睡个懒觉。如果是长假,不妨参加旅行社组的团,同不相识的学生、退休职工、新结婚的小夫妻等各色人等结伴而行,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各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风貌。这样既可调剂身心,释放压力,还可以更加从容的心态思考自己的工作和人生。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应该拥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应该享有正常休息休假的权利。同时,作为公权人物,领导干部的“八小时以外”,虽然属于“下班”状态,但其所作所为并不能因此免除社会监督。身为领导干部,负有更重的社会职责,即使在节假日,一旦公务需要,就必须做到召之即来,迅即从“下班”状态转入“上班”状态。这是由其社会角色决定的。这种情况下,再苦再累也是职责所在,不存在负担过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领导减负的题中之意。事实上,真正应该减去的负担,是那种徒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只有扰民之实和取宠之心、并无建设之功和实际之效的应景、应酬、应付之类的冗杂俗务。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明确强调领导干部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迎来送往;领导机关要大力整治文风会风,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要严格控制发文和会议,大力清理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切实解决节庆剪彩过多过滥问题,坚决制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目的就在于为领导和群众减负。但要真正贯彻落实和取得实效,尚需全体领导干部自觉实践,自觉行动。(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