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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先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个大国领导人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访华，紧接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周边国家，并出席多边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既迎进来又走出去”，掀起一波高潮，密集的外事安排让很多长年跑外事口的媒体记者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就外交层面而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就呈现出很多为外界所关注的新意。虽然有巧合的因素，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同一时间段分别在国外出访的情形，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还是头一次发生，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外，另一个也被视为“破例”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美国总统成为首个到访的外国元首。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当天，11月10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几乎和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同步抵达越南岘港。习近平此行除了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随后还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0日下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最先登台的特朗普和最后出场的习近平分别所作的主旨演讲成为了当天会场内外最受关注的两场演讲。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媒体记者已经习惯了在重大国际会议上，作为全球头两号经济体的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分别“吹暖风”和“吹冷气”的迥异立场。
特朗普在演讲中称，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但是必须基于“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且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和此前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一样，特朗普展现出了自己在全球化上这种与其他成员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在约35分钟的时间里，习近平一上来就向与会者阐释了世界经济正面临的深层次转变，并明确指出，“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在演讲中，习近平还两次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时，习近平在演讲中称，“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此外，在演讲的最后，习近平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他所列举的中国人民将开启的“五个新征程”中，涵盖了不久前写入十九大报告的“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四年多前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时相比，此番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概念更加清晰，而且路径也已经明确。巧合的是，这两次阐释都发生在“首次出访”中，四年多前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而这次是十九大之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萌芽，其背景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
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了明确阐述。
四年多后，十九大报告不仅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在一起提出，还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
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的，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必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如果被这种想法支配，那就还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就永远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国才能避免冲突，务实合作，實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最终建成“共同体”。 在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APEC所倡导的‘大家庭精神’也可谓一脉相承。”王嵎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称，这种“大家庭精神”，也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APEC合作方式。它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
3年前，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批准了《北京路线图》。此次在越南岘港，习近平再次呼吁：“要按照商定的路线图，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亚太新一轮大发展。”最终，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宣言中重申致力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和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越南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会见。因需要赶赴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越南总理阮春福无法在首都河内迎接习近平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还专程赶到岘港，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前同习近平见面。
有分析称，中越领导人在此访中重提“同志加兄弟”，强调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显然是希望借助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以积极姿态处理好历史问题和现实分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
在13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习近平还前往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以及老挝总理通伦、国会主席巴妮等分别举行会谈会见。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访问前夕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习近平对越南、老挝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将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境界。
而在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在下榻的酒店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举行了会见。对于很多媒体而言，这几场被视作是着眼于“周边外交”的密集会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已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关系的俄罗斯外，菲律宾、韩国和日本近几年都曾因领土、安全等问题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习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勾勒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布局，“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报告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更加明确的阐释，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全球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国际秩序、国际权力结构正重新平衡。中美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强，战略共识越来越少。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准确命中了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处于重新平衡过程中的现实需求。
崔立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华上，中国就发挥了比较好的引领作用。崔立如认为，在消极面和积极面之间，中国加重了积极面的筹码，使得这次中美元首对话更多地带有积极的性质。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永远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 秦亚青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从外界非常担心的状态演变成现在这种积极的局面，是因为“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在困难中创造的机遇”。
而且，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也有机遇的因素。世界正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是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见的唯一非周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同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首度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不仅会为中智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而在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越南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愿同中方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文件。
越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态度从早期的以疑虑为主，到近来的积极欢迎和支持，是周边多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几乎都有过的心路历程。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外界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也不清楚这个倡议是否能真正 “走出去”、形成规模。但到了今年5月首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时，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赴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亚欧非大陆这些“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国家，也有的来自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拉美国家，而且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均有代表，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广泛认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四年来，中方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此外，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相较于东亚和欧洲的经济获得长足增长，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多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不便具名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表示，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时，确实有一个“大棋局”，就是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填平长期处于凹陷状态的大陆中间地带，也被为“政策洼地”。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在法国《回声报》上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主张通过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金融、电信等基建计划，填补东亚和欧洲这两大“繁荣极”之间的经济、政治、人文真空，无疑有利于推进发展，也会遏制从中东经外高加索直至中亚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蔓延势头。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界开始觉得中国不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而是切切实实地在做工作。
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后五年，中国会主要在实施上下功夫，实践的力度会更强。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秦亚青看来，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
“但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先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个大国领导人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访华，紧接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周边国家，并出席多边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既迎进来又走出去”，掀起一波高潮，密集的外事安排让很多长年跑外事口的媒体记者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就外交层面而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就呈现出很多为外界所关注的新意。虽然有巧合的因素，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同一时间段分别在国外出访的情形，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还是头一次发生，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外，另一个也被视为“破例”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美国总统成为首个到访的外国元首。
日渐清晰的目标和路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当天，11月10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几乎和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同步抵达越南岘港。习近平此行除了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随后还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0日下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最先登台的特朗普和最后出场的习近平分别所作的主旨演讲成为了当天会场内外最受关注的两场演讲。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媒体记者已经习惯了在重大国际会议上，作为全球头两号经济体的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分别“吹暖风”和“吹冷气”的迥异立场。
特朗普在演讲中称，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但是必须基于“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且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和此前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一样，特朗普展现出了自己在全球化上这种与其他成员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在约35分钟的时间里，习近平一上来就向与会者阐释了世界经济正面临的深层次转变，并明确指出，“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在演讲中，习近平还两次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时，习近平在演讲中称，“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此外，在演讲的最后，习近平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他所列举的中国人民将开启的“五个新征程”中，涵盖了不久前写入十九大报告的“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四年多前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时相比，此番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概念更加清晰，而且路径也已经明确。巧合的是，这两次阐释都发生在“首次出访”中，四年多前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而这次是十九大之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萌芽，其背景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
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了明确阐述。
四年多后，十九大报告不仅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在一起提出，还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
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的，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必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如果被这种想法支配，那就还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就永远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国才能避免冲突，务实合作，實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最终建成“共同体”。 在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APEC所倡导的‘大家庭精神’也可谓一脉相承。”王嵎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称，这种“大家庭精神”，也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APEC合作方式。它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
3年前，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批准了《北京路线图》。此次在越南岘港，习近平再次呼吁：“要按照商定的路线图，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亚太新一轮大发展。”最终，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宣言中重申致力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抓住机遇
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和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越南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会见。因需要赶赴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越南总理阮春福无法在首都河内迎接习近平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还专程赶到岘港，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前同习近平见面。
有分析称，中越领导人在此访中重提“同志加兄弟”，强调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显然是希望借助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以积极姿态处理好历史问题和现实分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
在13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习近平还前往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以及老挝总理通伦、国会主席巴妮等分别举行会谈会见。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访问前夕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习近平对越南、老挝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将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境界。
而在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在下榻的酒店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举行了会见。对于很多媒体而言，这几场被视作是着眼于“周边外交”的密集会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已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关系的俄罗斯外，菲律宾、韩国和日本近几年都曾因领土、安全等问题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习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勾勒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布局，“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报告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更加明确的阐释，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全球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国际秩序、国际权力结构正重新平衡。中美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强，战略共识越来越少。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准确命中了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处于重新平衡过程中的现实需求。
崔立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华上，中国就发挥了比较好的引领作用。崔立如认为，在消极面和积极面之间，中国加重了积极面的筹码，使得这次中美元首对话更多地带有积极的性质。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永远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 秦亚青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从外界非常担心的状态演变成现在这种积极的局面，是因为“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在困难中创造的机遇”。
而且，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也有机遇的因素。世界正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实践的力度会更强
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是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见的唯一非周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同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首度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不仅会为中智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而在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越南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愿同中方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文件。
越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态度从早期的以疑虑为主，到近来的积极欢迎和支持，是周边多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几乎都有过的心路历程。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外界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也不清楚这个倡议是否能真正 “走出去”、形成规模。但到了今年5月首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时，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赴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亚欧非大陆这些“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国家，也有的来自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拉美国家，而且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均有代表，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广泛认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四年来，中方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此外，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相较于东亚和欧洲的经济获得长足增长，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多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不便具名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表示，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时，确实有一个“大棋局”，就是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填平长期处于凹陷状态的大陆中间地带，也被为“政策洼地”。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在法国《回声报》上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主张通过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金融、电信等基建计划，填补东亚和欧洲这两大“繁荣极”之间的经济、政治、人文真空，无疑有利于推进发展，也会遏制从中东经外高加索直至中亚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蔓延势头。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界开始觉得中国不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而是切切实实地在做工作。
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后五年，中国会主要在实施上下功夫，实践的力度会更强。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秦亚青看来，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
“但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