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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明出现，而人们对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懵懂的认知状态并且充满畏惧的时候，通过一定神秘形式理解当下并且预测将来的行为，成为原始先民必不可少的精神活动。这一点，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体现为占问，又因其占问用具为龟甲和蓍草所以被称为卜筮。卜筮在上古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社会生活角色，而这些实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记录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之中，因此《左传》中关于卜筮的思想观念有着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左传》记录的春秋时期，卜筮较之前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左传》通过各种形式明显地透露出了对于卜筮这一行为明确的评论观点。当卜筮作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元素存在的时候，人们无法跳脱出来对卜筮这一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巫术行为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于评价。而到了《左传》成书的春秋时代，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的影响下，已经有人逐渐学会通过观察实际与联系历史而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其中包括這个教导人们把思考的权力交给鬼神的卜筮本身。这种充满人性的思考，正是人对于卜筮的最初理性认识。
因为有了人的思考，卜筮这一行为的明确规范开始出现。在什么事情需要卜筮，卜筮的内容是什么这种应用型观点之外，还出现了人们对待卜筮的态度。而不可忽视的是《左传》之中明确透露出了“圣人不烦卜筮”“吉凶由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等对卜筮的节制性思想。
我们第一次见到“圣人不烦卜筮”正是在《左传》，然而《左传》作者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这句话是引用于上古时候的一本叫《志》的书。《说文》中记载，志，意也。此志应释为志，志，记志也，记也。出现在《左传》中的就有《前志》、《周志》、《史佚之志》、《仲虺之志》以及像此处引用而没有标明具体是何人所着之《志》。此书虽逸，此句尚存，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左传》之前，已经有人认识到对卜筮应当节制的问题，并且提出明确的理念。
《四库全书》本《钦定礼记义疏》中马睎孟曰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
传曰“圣人不烦卜筮”，凡事可黙决之于心，而不烦于卜筮也。然则事神明而用卜筮者，不敢以私亵事卜筮也。1
在他看来，圣人不烦卜筮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说自己可以确定的事情，不需要再经过卜筮这一程序，这一点和之前的许多关于卜筮节制性的看法正好一致。而另一方面，对于与鬼神相关的事情上的卜筮，不可以掺杂进去自己的私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马氏眼中，唯有事神明之事，有卜筮的必要。
而在南宋大儒吕祖谦所着《左氏博议》中，正有一段关于“圣人不烦卜筮”的议论
圣人不烦卜筮。在圣人观之，拂龟布蓍已为烦矣，况区区推步揣摩之烦耶？卜筮之理，尝见于大舜之训矣，曰“卜不习吉”而已，一吉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神禹之畴矣，曰“龟从筮从”而已，一从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武王之誓矣，曰“朕梦协朕卜”而已，一协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周公之诰矣，曰“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无他语也。2
吕祖谦在此引经据典，用《尚书》中多个圣人的发言为例，阐释圣人究竟如何看待卜筮。在圣人眼中，经过一次严密系统而琐碎的卜筮之后，其结果无非是表现一种吉凶而让人盲目跟从而已，因此圣人以此为烦。这里吕氏已经表现出对卜筮繁琐步骤的厌烦以及对其无意义的结果的明显怀疑，并且为此找到了历史上的证据。虽然“圣人不烦卜筮”这句话最早见于《左传》，但对于卜筮的节制性观念，却从《尚书》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
经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左传》之前，已经有对卜筮的怀疑观念的产生，甚至有《尚书》或者《志》这样的文献明确记载对卜筮的节制性观念的语言。然而到了《左传》的时代，人们开始从实践和思想多个方面充分认识到卜筮存在价值和意义，并且开始重新定位卜筮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因此集中出现了对卜筮节制的实例和明确提出节制卜筮的观念。在《左传》之后，《左传》中关于节制卜筮的观念充分流传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因此这些理论被用于阐释其他经典，并且在阐释的同时获得了自己新的生命。
如果说社会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的话，那么对卜筮的越来越有意识的节制，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上古时代，或许只有极少数圣人能够分辨出正确对待卜筮的态度，就像《尚书》中的各种记载一样。大舜或者大禹对于卜筮之事的节制可能是偶发的、不自觉的，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发表，并没有普适的意义，同时这些观念并不会充分下达而成为社会共识。我们只能将其视作在普遍尊崇鬼神的远古社会，个人理性萌芽而对卜筮出现节制性要求的一种萌芽。
而《左传》正好将这些观念更好的继承并且带来了不一样的生动阐释，其中既包括理论阐释，也包括实例阐释。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语言还是行动，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卜筮的细节，我们不仅仅可以从中看出更加细化和规范化的卜筮程序，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的成分，而卜筮之中人的力量逐渐增强的本身就是对鬼神崇拜的一种节制。更为明显的是《左传》不仅仅出现了怀疑卜筮和不遵循卜筮结果行事的例子，更是出现了清晰明了的节制卜筮的思想理论，这些都足以表现出对于卜筮的节制性思想已经在这个时代发展成熟。
经过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五经的确立到最终十三经只列春秋三传中的《左氏传》，《左传》完成其经典化确立之后，其中的卜筮节制思想广泛得到后人的学习、阐发乃至于运用。作为经典得到后世认同本身就已经使这些对卜筮的节制思想列入思想史重要地位，而后世运用这些思想反过来再去解释其他经典更为其本身开拓了一片独属的领地，有关卜筮的节制思想在经典中交相辉映，在注疏中相互阐发，构建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厚重的中国思想史中不断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钦定礼记义疏》
[2]《左氏博议》
在《左传》记录的春秋时期，卜筮较之前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左传》通过各种形式明显地透露出了对于卜筮这一行为明确的评论观点。当卜筮作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元素存在的时候，人们无法跳脱出来对卜筮这一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巫术行为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于评价。而到了《左传》成书的春秋时代，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的影响下，已经有人逐渐学会通过观察实际与联系历史而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其中包括這个教导人们把思考的权力交给鬼神的卜筮本身。这种充满人性的思考，正是人对于卜筮的最初理性认识。
因为有了人的思考，卜筮这一行为的明确规范开始出现。在什么事情需要卜筮，卜筮的内容是什么这种应用型观点之外，还出现了人们对待卜筮的态度。而不可忽视的是《左传》之中明确透露出了“圣人不烦卜筮”“吉凶由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等对卜筮的节制性思想。
我们第一次见到“圣人不烦卜筮”正是在《左传》，然而《左传》作者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这句话是引用于上古时候的一本叫《志》的书。《说文》中记载，志，意也。此志应释为志，志，记志也，记也。出现在《左传》中的就有《前志》、《周志》、《史佚之志》、《仲虺之志》以及像此处引用而没有标明具体是何人所着之《志》。此书虽逸，此句尚存，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左传》之前，已经有人认识到对卜筮应当节制的问题，并且提出明确的理念。
《四库全书》本《钦定礼记义疏》中马睎孟曰对这句话进行了阐释：
传曰“圣人不烦卜筮”，凡事可黙决之于心，而不烦于卜筮也。然则事神明而用卜筮者，不敢以私亵事卜筮也。1
在他看来，圣人不烦卜筮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说自己可以确定的事情，不需要再经过卜筮这一程序，这一点和之前的许多关于卜筮节制性的看法正好一致。而另一方面，对于与鬼神相关的事情上的卜筮，不可以掺杂进去自己的私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马氏眼中，唯有事神明之事，有卜筮的必要。
而在南宋大儒吕祖谦所着《左氏博议》中，正有一段关于“圣人不烦卜筮”的议论
圣人不烦卜筮。在圣人观之，拂龟布蓍已为烦矣，况区区推步揣摩之烦耶？卜筮之理，尝见于大舜之训矣，曰“卜不习吉”而已，一吉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神禹之畴矣，曰“龟从筮从”而已，一从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武王之誓矣，曰“朕梦协朕卜”而已，一协之外无他语也。又尝见于周公之诰矣，曰“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无他语也。2
吕祖谦在此引经据典，用《尚书》中多个圣人的发言为例，阐释圣人究竟如何看待卜筮。在圣人眼中，经过一次严密系统而琐碎的卜筮之后，其结果无非是表现一种吉凶而让人盲目跟从而已，因此圣人以此为烦。这里吕氏已经表现出对卜筮繁琐步骤的厌烦以及对其无意义的结果的明显怀疑，并且为此找到了历史上的证据。虽然“圣人不烦卜筮”这句话最早见于《左传》，但对于卜筮的节制性观念，却从《尚书》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
经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左传》之前，已经有对卜筮的怀疑观念的产生，甚至有《尚书》或者《志》这样的文献明确记载对卜筮的节制性观念的语言。然而到了《左传》的时代，人们开始从实践和思想多个方面充分认识到卜筮存在价值和意义，并且开始重新定位卜筮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因此集中出现了对卜筮节制的实例和明确提出节制卜筮的观念。在《左传》之后，《左传》中关于节制卜筮的观念充分流传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因此这些理论被用于阐释其他经典，并且在阐释的同时获得了自己新的生命。
如果说社会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的话，那么对卜筮的越来越有意识的节制，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上古时代，或许只有极少数圣人能够分辨出正确对待卜筮的态度，就像《尚书》中的各种记载一样。大舜或者大禹对于卜筮之事的节制可能是偶发的、不自觉的，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发表，并没有普适的意义，同时这些观念并不会充分下达而成为社会共识。我们只能将其视作在普遍尊崇鬼神的远古社会，个人理性萌芽而对卜筮出现节制性要求的一种萌芽。
而《左传》正好将这些观念更好的继承并且带来了不一样的生动阐释，其中既包括理论阐释，也包括实例阐释。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语言还是行动，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卜筮的细节，我们不仅仅可以从中看出更加细化和规范化的卜筮程序，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的成分，而卜筮之中人的力量逐渐增强的本身就是对鬼神崇拜的一种节制。更为明显的是《左传》不仅仅出现了怀疑卜筮和不遵循卜筮结果行事的例子，更是出现了清晰明了的节制卜筮的思想理论，这些都足以表现出对于卜筮的节制性思想已经在这个时代发展成熟。
经过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五经的确立到最终十三经只列春秋三传中的《左氏传》，《左传》完成其经典化确立之后，其中的卜筮节制思想广泛得到后人的学习、阐发乃至于运用。作为经典得到后世认同本身就已经使这些对卜筮的节制思想列入思想史重要地位，而后世运用这些思想反过来再去解释其他经典更为其本身开拓了一片独属的领地，有关卜筮的节制思想在经典中交相辉映，在注疏中相互阐发，构建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厚重的中国思想史中不断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钦定礼记义疏》
[2]《左氏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