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在其卡夫卡研究中曾说：“写作或写作的优先地位仅仅意味着一件事：它绝不是文学本身的事情，而是表述行为与欲望连成了一个它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然而，表述行为本身又是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①其中所揭示的文学与政治相纠缠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的当代形态尤其是二十世纪50—70年代文学而言尤其如此。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无法将当代文学视为某种与社会、政治、历史纯然无涉的“纯文学”现象，即如蔡翔所指出的那样，“考察这一时段的文学，根本的任务并不是匆忙地剥离它和政治的关系”②。相反，力图将当代文学还原到文学与政治相缠绕的语境之中，揭示出当代文学与历史文本背后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努力，已成为19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研究思路中尤为重要的一支。尽管研究者在具体的切入点和操作方式上各有分殊，但为其所分享的则是某种对于当代革命历史叙述的关切与追问，更是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关注与质询。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及其衍生文本考察》一书，则以深入到一个当代文学个案内部的方式，通过清理其生成过程与内在逻辑，从而触及“革命中国”自我表述的生产机制内部的诸种命题，由此有效地参与到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与学术化的自我调整与建构工作中去。